不管民族主义给中国过去的一百多年带来的是什么，它一直是中国的一面旗帜。
在这面大旗下，诸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中华儿女”、“海外华侨”这样的提法，被我们广泛使用。这些词语也就成了爱国主义的象征。我们一直以为这样做，能够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可这里头会不会有不合时宜的因素呢？我们还没有这样认真公开探讨过，甚至思考过。
为了未来，为了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我们必须认真地反思和检讨。
当然，触及这些敏感的东西是有风险的，实话实说也很难为人们所理解，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人间不存在比独立思考更神圣的东西。因此我不惮于坦率地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形诸文字。
一
在官方的宣传和学者的文章里，人们常常用“华夏”来代表中国，用“华夏儿女”来代表中国人。
实际上这种说法很不妥当。
汉族的先民是中国古代的华夏族。华夏族名称的产生是由于夏朝的建立，到了汉朝，才有“汉”民族称谓。可见，“华夏”只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族称，当然，后来不断有人用它指称汉族。但是，若以“华夏”来称呼中国，用“华夏儿女”来称呼中国人，则是天大的谬误。
因为在历史上，“华夏”是与“四夷”对应的。所谓“四夷”即东夷、北狄、西戎、南蛮。古人在“华夷”之辨上，是一点也不含糊的。
古人自己对这种区分也是抱着一种自觉的态度。比如，当年昭君出塞，在汉朝人看来不就是嫁到野蛮的外国去了么？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说，王昭君死后不久，最大多数的诗人就把昭君出塞当作一个屈辱事件写成了诗歌，西晋诗人石崇《王明君辞》中便有“昔为匣中玉，今为粪上英”这样的诗句。再比如，当匈奴的冒顿在信中对刘邦的老婆高后说谁“愿游中国”这样的话时，自然不会认为到了长安不是出国访问。而当季布对高后说“夷狄如禽兽”时，他难道会认为匈奴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汉书》“匈奴传”）当年汉王朝的人谁要是称匈奴人是“华夏儿女”，对内对外都是异端之论。
况且，我们不是一向喜欢讲“自古以来”么？那么，自古以来“华夏”就不是和我们今天的“中国”完全对称，“华夏儿女”也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人的对应称呼。以今就古，新问题不想新办法，只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尴尬。传统儒家文化最讲究尊崇列祖列宗，倘若让格萨尔王的子孙、成吉思汗的后代、哈萨克族人……亦称华夏儿女，岂不是忘了祖宗和历史么？更何况我国有些民族，如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蒙古族等，甚至在别的国家里是国民的主体部分。只要稍思考，不就会发现把他们都笼统地称为“华夏儿女”存在许多实际上不利于人民团结国家统一的东西么？现在散居于伊犁等地的俄罗斯族，是18世纪末20 世纪初从俄国境内陆续迁来的，也还有其他种族的人入籍中国，难道可以一概统称“华夏儿女”？在我后面要讲的“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企图以“华夏”或“华夏儿女”作为一面旗帜，来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民族间的团结，既不明智又很难做到，甚至可能适得其反。除非我们能够抹去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否则它就有可能引起反感。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增强民族间的团结不仅是要有满腔热情，更重要的是方法对路。
二
现在，“中华”、“中华儿女”、“中华民族”是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而实际上这些词如果作为官方用语已经不合时宜，用的越广危害越大。这大概也是不少人所始料不及的。
我们只要对一些中学生都熟悉的历史稍加回顾，就能将问题弄清楚。
在我们今天的主流观念看来，鲜卑是所谓“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没有多少人会产生疑问的。但在东晋的傅玄眼里，鲜卑绝对不是中华之一脉。他说：“戎狄畜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晋书。傅玄传》）当年朱元璋反元时提出的政治口号是“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很明显，至少这“中华”是没有将“蒙古族”人包括在内的。郑成功在《出师讨满夷自瓜洲至金陵》一诗中也说“缟素临江誓灭胡”，想必他也不会认为所谓的满夷是“华人”。后来孙中山反清时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奋斗纲领中，也显而易见，这“中华”至少是没有将当时的“满人”包括在内。也就是说孙中山曾一度在“中国”里连满族人的位置都没有留。亲手制青天白日旗的陆皓东在《就义供词》中称：“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务求惊醒黄魂，光复汉族。…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被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以腥膻游牧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宇域，臣妾我神种”。……我们都说要勿忘历史，当我们面对这段历史的时候，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又会怎么想呢？在此，有必要顺便指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含有民族狭隘意识的。那些说中国从来就没有类似西方那种大规模种族清洗的人，不妨想想“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和“驱逐鞑虏”的口号到底意味着什么！
历史又何必忌讳！不管它可能是多么的不愉快，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没有必要将古和今生拉硬扯到一块，牵强附会。也没有必要硬说自古就是一家。我们迫切需要使各民族人民向前看的新理念和新方法。
可是偏偏有冬烘先生认为，为了尊重我们国家的民族构成的现实，要有所避讳，否则，会变成挑拨民族关系，使民族之间互相不和睦。其实只有在一言堂之下才会出现这种禁忌。如果是在民主国家，政府是应该回避到底是应将岳飞视为民族英雄还是应将金兀术视为民族英雄这样的问题。这是民间话题。何况二十五史也不可能改写或禁毁，白纸黑字又不是翻天印，有什么可怕的！心虚和强梁都不是维持团结和统一的灵丹妙药。历史就是一个过程，实在不必从中演绎出什么神圣和禁忌来。比如，宋太祖、宋太宗立志要“收复”燕云十六州，向辽进攻，这算是为了统一，还是在想搞侵略？宋真宗时，辽直打到宋的澶州，这算是侵略还是在搞统一？倘若我们还要沉迷于人为制造出来的诸如此类的历史黑洞，无异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美国，由于人们有表达思想感情的自由，因此，人们可以自由筹款建立各种关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北方，纪念碑上用“国内战争”这样的字眼，而南方的纪念碑则称这场战争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出现分裂。这难道就不能我们得到一点启示吗？我们发现，历史观的不同就会导致认识和处理现实问题的差异。
为了制假贩假，便不顾历史事实，就不免将女真灭北宋、蒙古灭金和南宋看成是所谓的“兄弟阋墙，家里打架”。这大概只有中国的天才人物才有本事构想得出来。岳飞在“满江红”中吟唱，“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简直是恨不得食肉寝皮，只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这是什么样的家里打架？！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今天所保有的疆域，是历代祖先亦文亦武、用剑也用笔不断开拓出来的，如果只有仁义和和平，决不会拥有广袤千里的辽阔国土。
我们只看到了印第安人被驱赶和屠杀的罪恶，却没有在回顾历史时发现我们祖先刀剑底下的血痕和冤魂。在没有民族自决的时代，除了征服之外，还有什么能作为开疆拓土的秘诀？征服的大军很难想像从来都是仁义之师。翻开《资治通鉴》，你会发现，杀几万人就像杀小鸡一样平常。战国时，仅上党一役，秦国“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资治通鉴》卷五）哪会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周宣王辟地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盐铁论。地广》）
今天，哪里还能找到东越、闽越、东瓯这些民族的踪影？我们否定资本主义的殖民史，也无须以为我国民族的融合的过程居然会是温文尔雅，顶多只有文攻而不会有惨烈的武斗。实际上，有杀戮、有“迁虏”、有“谪戌”、有移民实边、有同化、有吞灭……《史记》卷一百二十五就记载有“天子募罪人伐朝鲜”。如果只有和平，哪来“战国”？在13世纪初，南宋和北方人口合计达到了1.25亿，但到了元灭宋14年后的1290年，元朝境内的人口只有6000余万了。[1] 这和当年欧洲热闹进入美洲又有什么不同呢？当然可以人为地设置禁区，不让讨论这些问题，但问题就会因此而消失吗？！
就近来说，孙中山的“中华观”距今不到一百年，“中华民族”、“中华儿女”还可以说是新名词，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一百年的西方观念的熏染，都使得这些词应付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挑战时捉襟见肘。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过于强调“民族”主义，则既会伤人也会自伤。我们和我们的未来都需要新思维。
三
一贯的浆糊思维使得人们良莠莫辨，用“炎黄子孙”来指称海内外的中国人就是明显的例子。遗憾的是，“炎黄子孙”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官方避免使用的词汇，反而被用得更加频繁。
其实，炎帝和黄帝只不过是远古的两个部落首领罢了，想必他们也不会是两个光杆司令，会有老婆也会有臣民。臣民们的子孙怎么能认炎黄二帝作祖宗呢？更何况祖宗怎么能只有两个大男人呢？有男无女不也很畸形吗？大家都得认炎黄作祖宗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吗？难道这里面不是深深地侵淫着父权崇拜和领袖崇拜的毒素？更何况炎黄二帝当时统治的地域怎么也不可能和现在的中国相提并论，其统治区域之外的人的子孙后代难道也要认他们作祖宗？动辄就喜欢讲“自古以来”的人，如果遇到一群非要声称“自古以来我们就不是炎黄子孙”的人，若不借助武力和蛮横，岂不就束手无策了？我想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让这样的人别吱声！
因此，无论如何这种“炎黄情结”应该淡化。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国度并热爱她，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同宗同祖要不怎么解释同室操戈相煎太急呢？而是有更高的理由存在。要不然像美国那样的国家有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如果只有找到同一个祖宗才能和睦相处，那美国岂不早就乱了套？更可怕的是，狭隘的思维会导致狭隘的行为。
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中国人也可能获得他国国籍，同样地，根据我国的国籍法，外国人或无国籍人也有可能和有渠道加入中国国籍，那么，倘若像爱因斯坦这样伟大的犹太人入了我国国籍，他是不是也得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呢？非洲裔的黑人入了我国国籍，是否就要因此而自称为“炎黄子孙”呢？更何况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使得中国人的构成更加复杂，比如，有了大量英裔和葡萄牙裔中国人，我们也要他们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吗？这时，“炎黄子孙”一词的封闭性和狭隘性就严重地暴露出来了。“炎黄子孙”一词缺乏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而实际上也就成了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的障碍。“炎黄子孙”应该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我们必须看到，将同宗同祖作为爱国和统一的一块基石，无异于缘木求鱼。毋庸讳言，这里面包含有血统论的残渣余孽，与世界文明的潮流背道而驰。
据历史学家葛剑雄先生的考证，从秦汉以来，由北方进入黄河流域的非汉族至少有匈奴、乌桓、鲜卑、突厥、高丽、回纥、党项、维吾尔、蒙古、女真、回、满等，还有阿拉伯、波斯、日本、黑非洲、东南亚等各族的人口，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陆续加入了汉族，有的整个民族都已融合消失于汉人之中了。在南方，原来的夷、蛮、越、僚、俚等各族，也已发生了变化[2] ，在中国的犹太人也终于融入汉民族之中，这也应称“炎黄子孙”吗？炎黄二帝能称为生活在我国的所有民族的共同祖宗？有的民族分布在好几个国家，如哈萨克族，岂不是国家不一样祖宗也就得不一样？这又怎能不伤害民族感情呢？当海外的人回来祭祖时，我们欣然将它视为凝聚力的象征。可我们别忘了，他们中有的人已加入它国国籍。同样，拥有中国国籍的黑人、白人，不也可以不认炎黄作祖宗，而去非洲、欧洲寻根？
平心而论，假设美国提出美国人民是某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的“××子孙”、“××儿女”，那些中国移民的后裔难道会默认而不是抗议？我们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三思而后言、三思而后行。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多一点现代意识呢？难道我们就想不出别的凝聚人民的办法了吗？！
四
我不准备去考证提出“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种说法最早是在什么时候，而只是想探讨它有何不妥。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想先阐明一个观点：一个人生而为这个或那个民族的一员，并不能成为他自豪或自卑的原因，因为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除非相信民族有优劣之分。
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我们暂且假定“中华民族”这个提法是无可置疑的。在中国公民中，有犹太人、吉普赛人、英格兰人、葡萄牙人、日本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根据宪法的规定，他们和其他公民是平等的，肤色、民族、种族的不同不能成为一个公民遭到歧视的原因。
那么，中国公民和中华民族又是什么关系呢？如果说中华民族不能涵盖中国公民，而是一种交叉关系，有可能出现一个人是中国公民，却在“中华民族”里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那么从政治上来讲，这就不是一个吹毛求疵的小问题了。
因为，我们现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我上一段落中提到的那些民族的位置。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个人是中国公民，但他（她）却可能不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倘若就是牛顿先生再世，因崇拜中国的古老文明，加入了中国国籍，他老兄也别想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而一个中国籍黑人的子女如果侨居外国，却又只能称为“华侨”！你也许会说他们人数很少，所以不必大惊小怪。可是，人能因为数量少就可以忽略不计吗？
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这种说法的封闭性和狭隘性非同小可。
因此我们应该采用“中国人”和“中国公民”这样包容性强的称谓。
五
由于我们从来没有能够对过去灌输给人们的爱国主义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和交流，结果在好多问题上是将谬误当真理。比如就没有人公开指出过“自古以来”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既可防人，也可能伤己。流弊之深，以至于对于任何国家发生的分裂都紧张兮兮的，有时简直像是在充当这些国家的官方发言人一样。时至今日，我们应扬弃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自古”理念，代之以新的统一观。
当年苏联解体时，有些中国人捶胸顿足如丧考妣一样，不断地为之招魂叫屈。其痛切之深，比苏联人还苏联人！真让人莫名其妙。任何一个受到完整的义务教育的人都可以想想，苏联那些“分离”出去的地方难道“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么？其实，俄国仅在19世纪就从清帝国掠夺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只到十六世纪后半期疆域才扩大到伏尔加河地区，通过一代代野蛮的武力鲸吞，到苏联解体前领土已达224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那么，即使要说“自古以来”，也不过才几百年的光景。无论是俄国还是苏联，都保持着扩张的传统。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就说：“作为外交部长，我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尽量扩大我们祖国的版图。”斯大林则声称“波罗的海沿岸，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土地！”“旅顺港是我们的，大连也是我们的，中东铁路也是我们的，中国、蒙古这都没问题。”[3] 意识形态的迷狂使得有些人看不到这样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对我们的国家利益会构成什么样的威胁！
若不去计较所谓“自古”到底是古到何时，那么，“自古以来”只是表明一种当下仍为一统的事实而已，并不足以完全决定未来。我们不能只看到它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看不到对自己不利的一面。事实上，当我们在大讲“自古以来”的时候，其潜台词就是因为客观存在着腐蚀或瓦解一统的某种离心力。想想看，倘若什么都要讲“自古”，那古到啥时候最权威呢？是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这样刨根问底，那就会没完没了。比如在埃及这块土地上，从公元前1680年开始，西克索人、利比亚人、库施人、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先后统治过，原来的埃及人早已消失在外来人中。若对现实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自古以来”这笔账怎么算法？而且算得清楚吗？更何况指腹为婚或青梅竹马的结发夫妻都可能离婚呢！
我们国家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国土有的地方就不在明朝的疆域之内，而清朝很多的国土又不在今天中国的疆域之内，这就涉及到一个“正统”与“继承”的问题。例如，在西汉，疆域曾西起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起阴山、辽河，南至今越南中部。而唐朝的疆域最大时西抵咸海，北达西北利亚，东至库页岛。再比如台湾，现在人们都众口一词地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从感情上来说我也赞成就是这样，但是事实上这种说法经不起推敲，只是我们的的一厢情愿而已，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我们通过思想言论的控制，可以伪造历史，但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我们才研究历史。库页岛曾是清朝的国土，现在属俄国的领土，这种古和今的冲突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可见，如果没有一种理性的和富有弹性的现实主义政治观念，我们就会四处碰壁自寻晦气，甚至陷入无休止的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实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多少考证功夫，只要闭目想一想从夏朝的到现在我国的疆域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就足够了。恐怕再怎么爱国的历史学家也不敢作出肯定的回答。况且也不是只有我们会讲“自古以来”如何如何。约公元三年，高句丽建都于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市东），209 年自国内城迁都丸都城（今吉林集安市境内），也就说上，当时高句丽相当一部分国土在今天的中国境内。而西汉的疆域东北曾由朝鲜湾沿岸一角扩大到今江华岛一线以北部分，东汉还在朝鲜半岛设乐浪郡。直到明代才以鸭绿江为界。若要讲“自古”恐怕有些地方到底应该是谁的谁也说不清！例如，1984年出版的金正彬的小说《丹》中就说：“在一百多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定居在北海一带，人类起源于贝加尔湖附近的古桓因国，由这里有一支向东到牛首河（今日中国吉林）建立桓雄国，另一支也对苏美尔文化产生了影响…。可是今天我们为什么以满族为敌、把西伯利亚当作异国土地，而不收回中国北部失地呢？只是‘保卫无穷花三千里 ’，不应当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民族失去的地平线决不止三千里，而是几万里引！”[4] 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一定会觉得这种说法可笑之极，但我们当中又有几人反思过自己的可笑想法？
由此可见，“自古以来”的证据再多，也不能说明一切。“自古以来”有它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台湾高山族的原住民运动，就有排汉倾向。要是按照“自古以来”的逻辑，土着人不是最有发言权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还不如说是秦始皇“征服和吞并”六国更准确更符合历史真相。当然那些有着非理性的统一癖的人是不会喜欢这种说法的，他们总是以情绪来对抗反证。既然“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那么岳飞和金兀术之间不过是在打内战罢了，岳飞打败了金兀术说不上是爱国，秦桧帮金国一把也不是什么卖国，不过是做了点“地下工作”而已。但当时在你死我活地厮杀的人们也是怎么想的么？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美国历史教科书大概也不必否认建国时的十三州“自古以来”就是印第安人的故乡，跟欧洲白人没一点关系。掩耳法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也难以服人，用今天的眼光来“修改”历史，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
历史不过是既成事实，正所谓覆水难收，想回避也回避不了，而且也完全没有必要回避。历史上历朝列代开疆拓土的残忍、血腥和野蛮及进步都已是陈年旧事。当我们谈到英国人征服印第安人的时候义愤填膺，当我们想起近代史上中国接二连三的割地赔款倍感痛苦和屈辱，将心比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谈唐太宗征伐高丽乾隆攻打天山的惨烈呢？难道当我们回首往事云烟就不能认真检讨向前看，非得要掩去我们认为的那些不光彩的角落？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国家统一的合法性在哪里。
当然，若从历史上来看，国家的统一实际上是瓜只要能强扭就行，甜不甜没关系。成吉思汗东征西讨会是以心悦诚服为前提吗？他的子孙统治了汉族地区一百年还会出现流传至今的“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事情！但是此一时非彼一时，老皇历不是像过去那么管用了，因此只能顺应时代的潮流，更新观念。迷信“自古以来”的人是难以理解夏威夷怎么能是美国的一个州这样的问题，而用“有效地行使主权”来证明统一的合法性也面临这样一个悖论：印第安人的的悲剧只不过是证明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数不胜数的事例中的一个。
而据考证，“中国”一词有三千年的历史了[5].其间无论是从地域、民族还是从文化角度看，“中国”是一个过程，从来不是静态的圣物。那种“建国××年”的喧嚣，实际上是无知的表现，因为中国就是从秦朝算起，也有二千年的历史了，因此所谓的“建国××年”其实是指一个朝代一个政权产生多长时间了，否则你“建国”才几十年，凭什么说某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你的神圣领土呢？而且谁又敢说，秦和汉、隋和唐、宋和元、明和清的疆域分毫不差呢？就是同一个朝代里，疆域都是不断变化的。也正因为这样，仅仅靠“自古以来”四个字无法解释“中国”疆域的变迁！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新的思路和新的理论。
回顾历史，看看现实，有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是以“民族”“国家”的名义犯下的！萨达姆们为了自己政权的巩固，不惜通过对外的战争和争执来转移人们的视线。老百姓出鲜血和汗水，权贵与帮闲出口舌，合成“民族主义”大合唱！前者得到爱国反帝之美名，后者的宝座因血汗托起白骨支着而不下沉！可悲的是，不少人不能理解这种悲剧，执迷不悟，听不进逆耳之音，只道自己如何真诚，却想不到自己不过是一只遭人耍弄的猴子：那猴子只是一心一意想将斤斗翻得更艺术些，而那耍猴人则是想从观众口袋里多弄几个铜板！
爱国主义的大旗必须树立人权的基础之上。
六
为中国的千秋万代计，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应建立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之上。
民族问题现在弄得一些人神经过敏。只要是民族分立，无论发生在什么国家，都一概加以反对。对于国内的问题，我们用“主权”和“内政”，挡得死死的。一听到别人批评我们，就说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将人权论看成是他人亡我之心不死的工具，这种一挡了之的做法，实际上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我们难以保护海外侨胞的正当权益，尤其是遭到当地民族排外情绪和浪潮的冲击时，我们现有的理论不但无能为力，而且还会授人以柄。这难道不是别国的“内政”么？
我们应该放下民族主义的旗帜，高举人权大旗。虽然人权理论源于欧美，但这不是中国拒绝和恐惧人权旗帜的理由。试想，一百多年来，那么多中国人前仆后继地反抗国内专制和外国侵略，难道是不要列强的奴役，却爱同胞的蹂躏不成？！他们的鞭子、刺刀和淫威和外国人的鞭子、刺刀和淫威又有什么不同？纣王的炮烙难道要比日本鬼子的开膛剖肚更舒服？无论是“主权”，还是“内政”，都是为了保障人权、尊重人权而存在，“主权”和“内政”，不能成为国内压迫的借口和工具。 “主权”和“内政”是有限度的，因为很难想像一个政府可以在国内为所欲为，既不用负任何责任，也应在国际舆论批评的范围之外。只是这种强梁的理论经不起推敲。当年为孙中山提供庇护的国家，难道都是在干涉中国“内政”，而应将孙中山交给清政府斩首示众？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共培育人才，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再换个角度看，希特勒大肆屠杀犹太人，是不是“主权”内天经地义的事呢？爱因斯坦是不是只能在德国等死？……当然，有人利用人权作为幌子，做践踏人权的事，如利用民族矛盾，扶持民族分立势力，是一回事，要不要人权和人权高于主权，又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我们不能搞“敌人”赞成的，我们就要坚决反对。不能因为敌人用菜刀杀了人，我们就从此不用菜刀了。
有的人以为，没有族权、国权，就谈不上人权。他们的鼠目寸光使得自己无法看到这种论调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危害性。须知今日中国的版图是历史形成的，今天的中国是建立在一个个早已不存在的古国的基础之上的。难道“族权、国权”论者想推论说，那些古国人民的后代因为国权早就没有了，因此就一定没有人权？这难道不会为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所利用吗？！
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如果大讲民族主义，那实在是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当然，有些人本意是企图用民族主义来对抗美国等西方国家，这是他们心目中最大的敌人。且不论这种情绪优劣如何，我只是想提醒一下：跟中国的发展、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厉害关系的真的只有“西方列强”吗？比如，泛突厥主义就宣称操突厥语的各民族都是同一民族，应归土耳其统治。而且它在世界上有相当的影响。在我国，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民族所使用的语言都属突厥语系，文字都是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而泛伊斯兰主义在政治上主张所有信奉伊斯兰的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单一的国家。它在世界上的影响也很大。我们都不能不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而只有一人权为基础，才能有效地消除它们的不利影响。
注释：
[1]葛剑雄《葛剑雄自选集》第9-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
[2]葛剑雄《往事与近事》第19-20页，三联书店1996年11月第1版、《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25页，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
[3]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第15-16页，新华出版社1992年10月第一版
[4]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12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
[5]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第30页，三联书店1994年第一版
[6]何希泉《当代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影响》，载于《亚非纵横》2000年第3期
(转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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