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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6日讯】 有关民族主义的议论，这两年已说得很多。其中难免重复的话。尤其从大的方面看，思路就那麽几条，早已没有什么可以另辟的蹊径。仍有人常讲不厌，媒介的覆盖面有限，已有的议论不能达于四方是一个原因，但最主要还是因为“民族主义”在现实中实在有忽略不了的影响。
如果站在域外的角度看，没有外敌入侵威胁，没有攻击它国需要，国家巍然独立于一方，所谓“民族主义”，以至所谓“爱国主义”，意义在哪里，不能不让人有疑。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民族主义”本来只能是少数人的边缘话题。日本有所谓“爱国党”，其乃军国主义孑遗。开乌黑汽车，放战时军歌，贴怀旧标语，是他们恒定不变的形容。可这种异言特行招摇过市，得到的回报却只是路人的漠视，完全的漠视，不要说引不起共呜，想让人“侧目”都做不到。在上了年纪的日本人中，“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所能勾起的联想，最自然的就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中国的情况当然不同，它在近代饱受伤害，整整一个世纪都在为摆脱异族——不论是列强还是一度曾狭隘地包括的满清——的奴役而努力。所以中山先生等“先进的中国人”揭橥的“民族主义”旗帜，确有相当的理由。然而，时过境迁，今天的中国已引出了“中国威胁”的惊惧。尽管你可以说此论太过夸张，但对中国来说，的确已再无受害之虞。这样，再来张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其说服力就十分苍白。
有人说，今天重倡民族主义，除了外显的原因，也有内在的理由。因为在几十年中作为绝对主导的意识形态不再能收揽人心，而民族主义在忽略个体排斥理性上与既往的独断型意识形态有相通之处，因此用民族主义来填这个意识形态之缺最为方便。这大概不错。也因此更让人感到民族主义的有害无益。我们通常觉得的民族主义的危害，在于容易煽起偏激，种下仇恨，它和今天这样一个根本不同于弱肉强食时代的和平竞争环境太不相宜。而试图以民族主义取代早已不再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以之激发所谓“凝聚力”，为无视乃至剥夺个体的权利寻找合法的外衣，就更只有负面意义，更有背于时代潮流。
王中江〈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误区〉对非党员没有爱党的义务，对党不等于国、更不高于国等等意见，都可谓理所当然。但中江所说“作为国家的公民，他有爱国的义务”，似还值得探讨。我们知道，在视国家的权力源于公民委托的国度里，公民享有的自由，国家保障这种自由的责任，都大大多于公民应承担的义务。对公民自由的许与都是尽可能的多，对公民义务的规定都是尽可能的少。比如日本宪法有关“国民权利及义务”的三十一款中，国民（公民）的“义务”只有“受普通教育的义务”和“纳税的义务”两项。公民爱不爱国不仅和“义务”无关，“爱国”的说法本身也使人生疏，是极难一见的非常用词。之所以如此，道理很简单，因为公民才是国家的主人。只有在君权神授或是统治者自认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国度，主仆才被颠倒过来，它的子民们才被要求忠君、爱国、拥护中央、崇拜领袖……以及尽无尽的义务。
把爱国作为公民的义务，就无法保障非党员没有爱党的义务，因为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在主仆颠倒的国度里，朕即国家，党国不分，是常见不鲜的。就像中江所说“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却有这样一种现象，即在很大程度上把爱国与爱党混在一起，并往往使爱党高于爱国。”这个“混”当然完全是当权党的有意。所以要保障非党员没有爱党的义务，首先就应自觉到公民没有爱国的义务（同时也应认识到不爱国不等于卖国，将两者混淆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恶谥），只有担任公职尤其是身当大任的人才有义务忠于职守，也才有义务爱那个国。普通公民只有爱国的自由而无爱国的义务。否则，在一个“党”无所不在，又自我美化（如自比母亲）的环境里，即便有非党员无需爱党的清醒意识，实际做起来，成效也会十分有限。
几百年前我们的先人尚且能分辨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今天却仍混党为国，还不用说视“民国”“人民共和国”为当然的“天下”，这能不让人感至惭愧吗？
三月二十八日
——此文原为日本《中国研究》1997年5月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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