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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7日讯】 一部分上海市民把睡衣穿到街上的习惯，不但使上海人觉得丢脸，热衷于大吊上海这只膀子的国内外小资们也无不深感郁闷。
睡衣上街其实由来已久，至少在70年代即成“风景”一道。近来备受关注，并且作为正式提案提交到当地政协会议上讨论，是因为上海越变越像一个时髦的国际大都市，这种情景就变得越来越不可容忍。当地舆论谴责道：有人穿着睡衣去买菜、逛超市，乘公交车，更有甚者，穿着睡衣到南京路步行街上去逛街。在上海这样一座国际大都市里，这种行为看似个人陋习，其实大大地却有损上海的形像。
按照西式的T.P.O原则，着装必须考虑到适当的时间(Time)，地点(Place)以及场合(Occasion)。作为文明象征、生活品质和个人品味的安全保证的睡衣竟然变成一种“陋习”，显然是在违反了上述原则的同时也触犯了社会学上的“错位”禁忌。不过，为什么是上海人？
我认为气候很重要。一个新加坡女生说，到了汉城才知道原来新加坡并不是亚洲最文明的都市，因为在汉城街头就连那个叫卖糖炒栗子的大叔也穿着西装，而在新加坡的大排档里炒米粉的男人，大都只穿汗衫，甚至赤膊上阵。
成“龙”之后，新加坡人大都自信爆棚，唯独这一次却在同样的原因下走了另一个极端，温度是影响穿着的重要因素，南方城市的穿着通常比北方凉快、随意，感觉上也就不太文明。在北京，冬天长，日照短，穿睡衣上大街，嗝儿屁着凉的机会很高，北京大部分住宅区的周边也很荒凉，不存在“街”和“上街”的问题，一个人要是穿着睡衣推门走到外面，感觉更像是在野地里梦游。而广州，夏日长且闷，热烈地郁闷着。如果说天堂里总是四季如春的话，那么广州的天气在一年里有半年是地狱，剩下半年是人间地狱。住在地狱里就不能讲究那么多了，外出和居家之间在边界上的模糊极大地限制了睡衣的生存空间，广州人也练就了一双拖鞋走天下的本事。跟上海人的睡衣一样，粤人的拖鞋也经常成为舆论的靶子，不过，前几天我看香港亚洲电视的一个QuizShow，某女选手在熟练而准确地排列出《重庆森林》、《东邪西毒》、《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的公映顺序之后脱颖而出，成功坐上了高脚椅接受奖金总额为100万元的智力挑战—穿着拖鞋，而且是完全可以与上海人的睡衣相配趁的那种。难怪报纸上有人说王家卫是个“上海男人”。但是人家宾主双方问答甚欢，根本不当回事，相信在粤语地区以外的央视观众看来，此举的震惊度无异于在王小丫面前乍泄了自己的脚丫。
不冷不热的天气并非是穿睡衣上街能够得逞的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就功能意义上的现代城市的而言，上海是全中国最成熟的，成熟的两大标志是：一，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二，有足够稠密的商业街区供其市民不舍昼夜地“漫游”。成熟的市民社会有许多特征，睡衣就是其中之一，只有成熟的市民才穿睡衣，因为成熟市民的一个标志，就是他们多能自觉地在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之间设定比较明显的界线。因此，一个穿着睡衣在街上行走的上海市民至少代表了两层含意：一，睡衣和“游荡”使他在身份上与只穿内衣裤上床、裸睡以及“被禁锢”的种种不文明、不成熟或者另类形成显着的区别；二，这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曾经在时空上发生过一场可怕的深刻的断裂，作为结果和遗迹，分成两半的市民身穿着分成两半的睡衣。萧伯纳说：“人类文化，一半为半受教育者所摧残，另一半是为饱受教育者所摧残。”文明的睡衣也是如此，一半穿在半成熟的市民的身上，另一半穿在饱成熟的市民身上。
饱成熟的市民对于“睡衣上街”的深恶痛绝，更像是集体无意识对三四十年前那种匮乏、落伍、封闭而断裂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强迫性遗忘。不然的话，浦东的小学里就不会发起主题为“我帮家长改陋习”的亲子活动。学生的投票结果显示，“家长三大陋习”首恶是抽烟，赌博为次，第三就是睡衣，一个穿睡衣、趿拖鞋、满头发卷站在校门口等候孩子放学的母亲，会令后者感到“最难为情”。
不过，事情也许根本就没有复杂到这种程度，睡衣上街之所以蔚然成风，据说与近年来睡衣在上海市场上的大批量积压和超低价甩卖有关。另外据我所知，这套睡衣其实并不属于床上用品，也就是说，从街上回到家里，熄灯上床之前，通常是脱掉的。他们认为，穿到街上的衣服，怎么能带到床上去呢？
原载《万维读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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