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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7月7日讯】 邓小平去世后，一个新的历史机会开始呈现出来。
有一则流传很广的政治笑话，继任人江泽民曾以驾车为喻，请教邓小平有关治国的政治战略问题，邓的回答很简短：“打左灯，向右转。”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质。
江泽民真正掌握大权后，表现出他并没有超越邓式战略的魄力与智慧，不过，他仍想在历史上留下一点自己的东西，于是，开始从外交入手探索自己的政治方向。他本人以及以经济改革闻名的朱熔基总理组成的新领导集体，利用大陆市场作诱饵，扩展中共的国际地位。为了回应国际社会的压力，在此期间，北京先后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了魏京生和王丹这两位最著名的异议分子到美国，并达成了江泽民与美国克林顿总统于1997和1998年互访的愿望。
在经济与法制改革方面，在1997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第十五届代表大会，确定了“以法治国”的方针，并开始了股份制改革。
北京的这种松动，源于几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国际社会的外缘影响与压力，二是国内的努力把中国引入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力量：其中部分是自由派知识份子；另一部分则是致富者需要引入国际通行的法律来保障自己的财产权；还有甚至是中共内部急于用经济成就来使中共重获统治合法性的人，而经济成长与加入国际秩序是息息相关的。
在这种相对宽松的政治气氛下，自1998年春起，在北京的大学和学术团体开始掀起一场有关民主的争鸣,知识份子要求限制共产党的许可权。在中国思想政治领域,活跃的气氛正在悄然兴起。知识界重新引进和介绍自由主义思潮，建议政府接受源自西方的普遍人权标准。还有人公开提出中国需要像美国那样,建立独立的司法制度。在克林顿访问时，北京电视转播了他批评六四镇压的克江辩论。北京还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联合国最重要的人权公约。在1998年6月美国总统访华时，中国杭州的异议人士甚至公开申请组织“民主党”，从而使这一波活动达到高潮。
中国大陆出现这种所谓“北京小阳春”，显然与邓下平的去世、北京产生了新的领导集体、以及中美首脑互访三个因素有关。
然而，这种宽松实际上是很有限并且是尝试性的。主要限于体制内的学者和专家，绝对不允许独立工会和民办刊物等。一旦当局发现稍有失控迹象，马上重返镇压的老路。事实上，克林顿总统刚离开中国不久，北京当局立即翻脸，对“民主党”组党人士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这表明，江泽民时代的北京当局国内政策的变迁，实际上受到自身利益的局限和党内保守力量的极大制约，除非改制，是不可能走得太远的。
——原载《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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