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6日讯】中共的御用工具公安，2006年6月2日对我实施非法骗捕后，在没有逮捕文件的前提下，6月8日将我送进了逮捕间，直到7月8日才收到逮捕通知书，到12月18日这漫长的关押期间，表面上以案情复杂，需要调查为名，（甚至退检一个月）迟迟不于开庭，实际是想在这特定的环境中，把动拆迁维权政治化，利用国家权力将守法公民妖魔化，利用缺少廉耻感的犯罪份子，在共居生活中（吃、喝、睡的必须和依赖）对我实施精神折磨和肉体伤害，把这种过程尽量延长，并贯穿于二年半冤狱的全过程。
同室张性老人请吴国策律师无罪辩护，我得知下午他要会见吴国策律师，拜托他代为询问吴；愿不愿意为我作无罪辩护，张性老人回监后，告诉我：吴愿意为我作无罪申辩，我找戴海忠要求家属会见，安排委托律师事宜，戴海忠表示不能接见，说“政府会给我安排律师的”，我反复坚持要求下，戴海忠表示只能迁就到代为转寄书信，我在信中向妻子表达：聘请吴国策律师作代理人的要求，这封信石沉大海（我释放后才知道，在看守所期间只收到过我一封要求寄药品的信），根本没有给我寄出。
在政府的暗箱操作下，我被剥夺了按照自己意愿委托代理人的权利，政府强行塞给我（我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政府指定的代理人）一个汇达丰律师事务所，名叫鲍奇川的花瓶律师，（此人总共到看守所来了两次），没有问过我案情，就预先草拟了一份辩词，被我拒绝后，征求我的修改意见，我讲了起诉书上的几点不实之处，并明确表示必须为我作无罪辩护，鲍律师表面上认真记录下我的意见和要求，（在开庭时全盘排斥了我的意见和要求，就事论是的回答控方咄咄逼人的提问，更没有据理力争的勇气）。
由于监狱内外的信息的闭塞，我家属子女又花钱聘请了鲍奇川这个花瓶律师代理二审官司，当他第二次来到看守所约见我，并告诉我：我女儿已付钱委托他代理二审官司时，我气愤地说“你知道不花钱我都不会请你，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女儿，你这是欺骗”，鲍无耻地说“不管清不请我，反正这钱是不能退的”并要我签名认可鲍奇川律师代表汇达丰律师事务所造成的可耻现实，我考虑到在法西斯专制体制下的应诉，至多是个形式，即使是东方大律师，也不可能做得比他更好，即使是个走过场的阴谋也要让它暴露，我告诉鲍奇川律师：政府敢司法枉判，我将当庭高呼：打倒中国共产党，这些都是后话，我在这里多费笔墨无非是暴露中国司法制度的腐败，律师是花瓶、是摆设、是司法制度的面首和玩偶，是吃了东家吃西家的利己主义者，像高智晟等这样极少数正直无私的律师，在现政权下注定无法立足和生存的。
经受了中共指令下的监狱当局半年多的磨难，终于接到在2006年12月月18日开庭的通知书，闸北区法院来了一男一女二个法警，年青的男法警盛气凌人地给我强制戴上手铐，平时都由电梯上下的，这次一定要我从楼梯下去，反常的行为引起我的警觉，在四楼下第一级楼梯时，我警觉的眼神的余光，瞧见背后的男法警伸出双手猛推我的后背，我忙闪身躲过，依然被余劲击中倒在地下，我见男法警还要行凶，大呼救命！男法警收敛性地退后几步，女法警扶起我，挡在男法警的前面，直至牢房形警车上，我将这段经过告诉同车的冤民田宝成和王水珍。
到了闸北法院我们被关在格子笼里，很久以后，来了一个穿黑袍的人（事后得知是主审法官华赛英），说“希望你配合我开好这个庭，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多年的被骗经历早已不相信中共及其走狗的任何承诺）当他报出华赛英的名字时，我毫不客气地指出：你就是人见人恨的华一刀，我不会指望你能笔下开恩。
上海市闸北区维权冤民杜阳明2010年2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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