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林：通货膨胀也是一种税
【大纪元2011年01月04日讯】债台高筑可说是当前各国的通病，“以债养债”是最常使用的手段，这也可说是“债留子孙”的同义语。还有一种减轻债务的方式，那就是增加货币的发行酿成通货膨胀。
货币购买力下滑＝所得减少
道理很简单，通货膨胀是百物齐涨，而且是大涨并持续一段时间，此时持有货币者以货币购买物品的数量和种类就大量减少，也就是“货币购买力下滑”的写照。那么，这不就等于“所得减少”，不也等于被政府课了税？这个时候借钱者（也就是债务人）以金钱数量表示的债务，其价值不是减少了吗？不也是债务减少的表示吗？因此，拥有印钞票大权者是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大印钞票，进而制造通货膨胀来向持有货币者收税而不为人知也。
这种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图利债务人的方式，可用“窃盗行为”（Act of Burglary，是罗伯逊（D. H. Robertson）在〈银行政策理论〉一文中提出的），或者当今路人皆知的“五鬼搬运法”来形容，而总体经济学创造者、当代最知名的已故经济学家凯因斯（J. M. Keynes）曾将此法推荐给法国。
凯因斯的魔法？
这个故事和这两个词都可从已故的蒋硕杰院士文章中找到。蒋先生在1982年7月18～20日刊于台湾《中央日报》的〈纾解工商业困境及恢复景气途径之商榷〉一文中，很明白地说：“在通用货币为交易媒介而不准私人自制货币的国家，一般人民及厂商要想得到一些货币以供行使之用，必须先从事一种生产或服务行为以赚得相当价值之货币。其所赚得之货币，即是他对国民生产的贡献之指标。他们以如此赚得的货币来购买一切商品，就是享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行为应得的成果。”
也就是由于这样的体认，蒋先生很自然地顺势将“五鬼搬运法”这个名词推了出来。他接着说：“假使有人既不从事生产或服务，又不肯以适当之代价向人告贷，而私自制造一批货币，拿到市上来购买商品，那就等于凭空将别人的生产成果攫夺一份去了一样。这不是和‘窃盗行为’一样吗？而且这窃盗行为是极神秘而不露痕迹的。它能够不启人门户，不破人箱笼，而叫人失去财物。吾人不妨戏称之谓‘五鬼搬运法’。这种法术，费景汉教授曾称之为凯因斯的魔法。其实这绝非凯因斯所发明，在我国两千多年前早已有人使用过。就是汉文帝在他老糊涂之后，曾经因为听说他的嬖佞邓通依相法当饿死，就特地赐他一座铜山，并准他私自铸钱。这就等于特许他使用‘五鬼搬运法’，任意搬取别人财物一样。因为别人辛苦生产的成果，他只要以私铸的钱，就可以取得。这种特权自然是众人所嫉。一旦文帝崩逝，年轻有为的景帝即位后，就迅速将他的特权取消，并且将他那份富可敌国的财产，全部籍没，使他最后还是饿死街头。”
在提出“五鬼搬运法”之后，蒋先生再生动地导出“金蝉脱壳法”，他是这样叙述的：“现代的邓通们聪明得多了。他们不向政府要求私印钞票的特权，而只怂恿政府银行去大批增加货币供给，用极低的利率来贷款给他们，由他们去使用以购取财货。其结果也同样的能以非从事生产所获的新制货币来攫取别人生产的结果，而他们却避免了犯刑法的罪名。往往他们一笔低利贷款，就远远超过汉朝邓通一辈子可能铸造的钱。至于他们因此积欠银行的负债，他们另有一套‘金蝉脱壳之法’来解脱。”
印钞纾困当道 社会财富流向何方？
这么巧妙的偷天换日法术，蒋先生指明是凯因斯引介出来的，蒋先生说：“这一套法术，虽然也未必是凯因斯所发明，却曾经由他推荐给法国财政局。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政府曾因战费欠下一笔庞大的公债。这公债的利息与还本，成为法国或政府战后财政上极沉重的负担。凯因斯在他当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建议：假如他对法国财长借箸代筹的话，他一定要故意制造一场强烈的通货膨胀，使物价大幅度的上涨，那么这笔战时公债的真实负担自然也随之减轻了。我做学生的时候拜读了这篇文章，深怪这位大师何以竟如此充斥着野狐禅气息，所以始终对他的理论颇存戒心。不料今日台湾的报界竟滔滔者皆凯氏之徒也。”
其实，这种情况迄今似乎也没什么大改变，反而可能在“尊重市场”这个美丽口号的屏障下更尽情使用凯因斯传授之法，毕竟“可见之手”的调节就是“权力”同义词，怎么可能舍弃呢？何况指责施用五鬼搬运法容易，但要举证却夸夸乎其难也。而2008年下半年开始上演的金融大海啸也只是历史重演而已，其根源就是误解货币、滥用货币、滥发货币，如今也还是纾困印钞救市当道，宁不令人不胜唏嘘乎？
近观中国目前波及百姓日常必需品的通胀。大陆能够以低廉的原料、人工成为“世界加工厂”、抢夺到他人的饭碗，同时换取惊人的外汇储备。对内，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却高于发达国家零售价对内销售。那么这一涨一降之间背后的社会财富流向，在民众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流到哪里了呢？◇
（小标为编者所下）
本文转自205期【新纪元周刊】“自由评论”栏目
原文连接：http://mag.epochtimes.com/gb/207/890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