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1年08月12日讯】编者按：河南艾滋病毒感染者田喜，去年八月被河南新蔡县公安局以损害公务罪判刑一年。他将于近日刑满出狱。中国医疗健康专家陈秉中教授，撰文全面讲述了田喜一案的来龙去脉。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原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陈秉中，对河南艾滋病疫情有充分的了解，对河南官场上下勾结，拚命掩盖河南官方在艾滋病疫情扩散过程中的罪责忍无可忍，去年开始向中共高层投出举报公开信，举报原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现主管宣传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河南推动血浆经济造成艾滋病泛滥，其后又采取各种手段掩盖罪证，并对上访的艾滋病毒感染者进行打击。
他也谴责李长春在河南的继任者，即将成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克强，不但继续掩盖前任罪行，打压维权上访人士，而且拖延了全面救治患者的最佳时机。
陈教授认为，在河南艾滋病问题上，这些中共的高级官员“个个都是有罪之人，一个也休想逃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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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高官李长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主政河南省期间，以加快农民致富为名，在农村大力推行艾滋病“血浆经济”，短短几年间，农村加入卖血致富的大军迅速由几万发展到几十万甚至超百万，1995～1996年达到高峰。那几年既是高官李长春1990至1998年任职河南的“黄金时代”，也是河南省农民靠卖血至富的“全盛时期”。
因为采血站的违规操作，采血前不进行艾滋病毒检测，采血后又将采集多人的血液混合后，再将除血浆之外的其它血液成分分别回输给卖血者。在这种违反常规的十分危险的回输情况下，只要其中有一人携带艾滋病毒，其他卖血者几乎无一幸免地被感染，从而导致艾滋病在河南省农村大流行。也就是在那短短几年光景，至少有几万十几万农民因为卖血感染艾滋病毒，并有至少一万以上的感染者因此死亡的震惊世界的重大灾难。
就在艾滋病在河南农村像洪水一样泛滥之际，由于河南省主政者李长春不是全力控制疫情，而是把重点放在打击陷害敢于出面揭露艾滋病大流行真相的王淑平、高耀洁和万延海等人上面，以达到隐瞒重大疫情的罪恶目的，因而加剧了疫情漫延，也错过了初期救治艾滋病毒感染者会取得更好疗效和降低死亡率的大好时机。
后来，也就是经过5～10年的潜伏期，越来越多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于1995年开始，出现了发热、腹泻、口腔溃疡、咳嗽、淋巴结肿大和身体消瘦等艾滋病症状。卖血者多为青壮年农民，由于疾病的痛苦，又丧失了劳动能力以及一些感染者相继病亡的令人恐怖的险象发生后，河南当地对于这种悲惨状况的出现只是一味掩蔽，置若罔闻，无动于衷，于是三五成群的上访告状大军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由村到县，由县到省城，最后又纷纷涌向北京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国家卫生部，诉说他们无辜感染艾滋病毒的不幸遭遇，并提出了国家给予赔偿和有效治疗的要求。
当他们无数次的上访被拒绝后因为走投无路，一些贫病交加的上访告状者深感失望而变得焦灼起来，这时河南的省、县和上层有关部门趁机抓住他们说了一些气话或者难以抑制的处于火头上的情感发泄，于是乎就被当局扣上“不听劝告、无理取闹和冲击国家机关”的帽子，莫名其妙地成了或被拘捕或坐牢的罪人，遭受到了极为惨烈的打击和迫害。在上访告状的队伍受伤害最为深重的人当中，新蔡县青年田喜可算是屡屡蒙冤受害于高官李长春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突出典型和众多感染者的一个缩影。
一、受难于“血浆经济”的“羔羊”田喜艾滋病
20岁出头的田喜系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古吕镇人，1987年1月出生，1996年9月9岁的田喜因不小心碰破了头，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就诊治疗。当时主治医师朱焕春说，田喜有轻微脑震荡，需要输血治疗。于是从3月5日至8日，田喜连续4天输了医院提供的8袋血浆，不幸被染上艾滋病毒，同时还感染上了乙肝和丙肝病毒，可谓“三毒”攻身。从输血第二年起，田喜出现了艾滋病症状，经常感冒发热、喉咙发炎、淋巴结肿大，身体日渐衰弱，根据检测结果和临床诊断确诊为艾滋病。
2005年高考，带病参加高考的田喜仍取得了528分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城市学院软件工程专业，2009年7月大学毕业后，因为患有艾滋病，一直未能找到工作，也无任何收入，终日奔波于新蔡县、河南省会郑州和北京的上访路上。
家乡很多人都说，农家小青年田喜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进取心强，要不是感染艾滋病毒，他很有可能考上北大、清华。然而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医院给他输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液，导致他患上艾滋病。这一严重医疗事故，沉重打击了他非常看好的发展前程。
在北京读完大学后，田喜为了寻求有效治疗和获得合理赔偿，连续进行了六年上访维权，从县到省，又由省到北京，来来回回“三点一线”地奔走，其间曾多次被抓和遣返，但都毫无结果。田喜在这六年间，到法院起诉，法院因为政府有令，凡输血感染艾滋病毒的一律不予立案；到北京上访回到县里，县里又不理睬；找到被感染艾滋病毒的医院，医院说我们无法解决，你应找政府，找到县政府更是连连碰壁。在通过多种正当途道上访被推来推去的万般无奈情况下，田喜在继前六年上访后又于2010年7月再次踏上去首都北京上访的征途。
7月23日，在北京上访的田喜接到新蔡县县委书记贾国印的短信说，你回来我们会解决你的问题，星期一你到我办公室找我。县委书记亲自给自已发短信，觉得政府是真的要解决问题了，这是上访维权6年来头一回，令田喜甚为激动。田喜信以为真，立马从北京赶回了新蔡老家。
7月26日星期一，田喜如约赶到县委书记办公室，但并没有见到贾书记，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说贾书记开会去了。于是田喜给贾国印书记发短信询问，贾书记回复要田喜再等一周，下个星期一再去办公室找他。接着田喜又如约赶到县委书记办公室，但让他失望的是，贾书记又没有出现，工作人员说贾书记又开会去了。
田喜从北京返回新蔡后，两星期内都未能见到贾书记，他觉得自已受骗了。从北京带来的抗病毒药都吃完了，县里又不让他走。田喜在北京城市学院读本科时，按规定他的治疗药物供应点是北京地坛医院，只能到那里取药。在已经无药的情况下，田喜便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李俊州院长，希望借点药，并要求医院给予赔偿。
院长说有事你找县领导，医院不管。六年上访维权的田喜听到院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认为自己的病是医院给感染的，而且没有得到过医院赔偿的一分钱，医院怎么可以推拖不管呢？！气不打一处来的田喜，一怒之下将办公桌上的电脑、电话等物推到地上。他这一怒不要紧，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已是当地政府“眼中钉”、“肉中剌”的艾滋病患者田喜，一下子被抓到了可以对他进行惩治的“把柄”。
2010年8月17日，田喜先被新蔡县当局软禁，19日被刑拘，23日被批捕，25日案件移送县检察院，8月31日县法院得到案件，宣布近日择期审理。对田喜案办理的速度之快、效率之高真可谓神速，完全体现了当地政府文件上所建议的“公安机关介入，完善材料，予以打击”的意图。
二、为“保驾”李长春艾滋病恶狼袭羔羊
新蔡县人民法院于2010年9月21日开庭审理田喜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案件。在这次开庭审理结束田喜被羁押了6个月之后，于2011年2月11日对爱滋病患者、维权人士田喜“故意毁坏财物”案进行了宣判，判处因政府渎职酿成中原“血祸”致其感染爱滋病、乙肝和丙肝的田喜一年有期徒刑。4月22日，新蔡法院又二审开庭，驳回了当地爱滋病维权人士对田喜被控“故意毁坏财物罪”一案的上诉，维持一年有期徒刑的原判。宣判时数十位境内外新闻记者和维权人士纷纷前往新蔡县采访和支持田喜的正义要求。
宣判一结束，对于新蔡县法院抓住“毁坏财物”这个本身是很小的事情，而且又事出有因，纯属蓄意小题大做的违法行为，网络上发出一片悲愤的声讨和抗议声：“你们没有资格审判田喜，你们才是助纣为虐的有罪之人！”。“这样的审判有违公平和正义，那叫丧心病狂。”法庭上的田喜虽很虚弱但很坚强。宣判时叶海燕等近30位网友前往声援支持田喜，但没有被允许进入法庭旁听。田喜的辩护律师说，田喜的遭遇是这类爱滋病感染者问题常年得不到解决结出的恶果。
庭审结束后，田喜母亲因在法院门口愤怒声讨司法不公，被新蔡县警察拖拉30多米强行推进警车拉走，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令悲痛欲绝的田喜母亲心脏病发作。警方见状不妙，拉着田喜母亲的警车走到半路，要了一辆120急救车，田喜母亲上了120车后，警察则开着警车溜之大吉了。
田喜的父亲田德民说，我儿子是因在医院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原本是一个受到伤害的人，六年的维权上访被推来推去没有任何结果，他的怒气不是他的错，是县里存心找茬对他进行打击报复，真是欺人太甚了。田喜的父亲庭审结束后，当即写信给时任河南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和省长郭庚茂，要求当局释放其子，但没有回音。
为田喜维权的律师说，田喜的行为还是理性和克制的。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为田喜申请取保候审，因为田喜目前处于爱滋病发病二期，可以说是命悬一线，身体状况十分危急，在牢里面的营养、药品和休息状况都得不到保障，从人道角度考虑，希望尽快恢复他的自由。
田喜1996年3月因轻微脑震荡在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输入被爱滋病毒污染的血，后被确诊为爱滋病同时又感染乙肝和丙肝病毒，时年仅17岁。前后上访6年未能得到一分钱赔偿竟遭遇到如此悲惨、冤屈的结果，在当今中国的司法还有什么公正性可言！
田喜的代理律师梁小军在庭审后告知记者：“这样判决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我依然认为他是无罪的，如果他有罪的话这么判也是太重了。”“田喜身上集合了中国爱滋病感染者几乎所有的经历与痛苦，即输血感染爱滋病毒，他们上访无路，起诉无门，最后身陷囹圄。”
为田喜维权的律师又说，田喜今天走到这一步，影响了新蔡县的形象和县领导的工作成就，也直接影响了新蔡县主要领导的仕途升迁。他与当地政府谈赔偿问题，那是不可能的事。当地政府在“维稳”的压力下，被迫采取措施将田喜送到监狱里，是想借此敲山震虎，趁机把爱滋病感染者上访势头压下去。田喜十分无辜地得了这样的病，无论医院还是政府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这样的手段打压一名爱滋病毒感染者，又把他抓进监狱，既不合理，也不人道，其作用只能是势得其反，事与愿违。
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在庭审结果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谴责这一践踏司法的违宪行为。该研究所负责人万延海表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人这样来行动，我觉得田喜做了一件伟大的事业，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因为输血得爱滋病的人，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故事以他个人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世界舆论都在支持他。”爱知行研究所发表的声明认为：“试图以刑事罪名打压爱滋病受害者正当维权诉求的行为最终不会有任何作用，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只有正视广大“血祸”受害者的公正要求，为他们提供完善的医疗法律保护才是妥善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一直为爱滋病人维权的民间女权工作室负责人叶海燕表示：“今年8月，我们才可以看到田喜。他们说法律不能作为人民的挡箭牌，我认为用法律来迫害人民的力度，也是有限的。还能找出一条理由，把一个受害者关押得更久一些吗？大家都会知道，谁才是真正有罪的人。”
在非常荒唐的逻辑导演下的审判闹剧谢幕后，人们不禁要问，田喜因故意毁坏财物罪，其造成的损失价值只不过几千元，退一步来讲，假若给田喜判一年刑是合理的话，那么导致数万甚至十万以上农民感染爱滋病和一万多感染者死亡造成的无法计量损失的资深高官李长春，其过失要比田喜“故意毁坏财物罪”严重不止于百倍千倍，那么应该判他多少年刑期？！可是中国的司法部门至今对这位高官连一根毫毛都不敢碰，这不是典型的“刑不上大夫”的现代版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田喜这样的受害者而言纯属欺人之谈。高官犯法有中央高层和后台为其“保驾”给予“解围”，而一贫如洗讨说法的上访告状者有哪位高官不图名利敢站出来充当他们的代言人为他们申张正义呢？！对受害者田喜的奉旨判决是中国司法界的耻辱。
在“血浆经济”中感染爱滋病毒的受害者为了追求合法权益上访告状完全是正当行为，可是却被本末倒置，倒打一耙，栽赃陷害，被扣上“冲击国家机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帽子成了或被拘捕或坐牢的罪人，其苦其冤无处申诉，而且也不能放声悲号发脾气，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这种欺压百姓，鱼肉人民，生杀予夺的做法，真乃穷凶极恶，令受害者毫无尊严可言，只能含悲忍辱，饱受欺凌，苦水只能往肚子里咽，是一只任高官宰割的羔羊。这情景真乃是：月儿弯弯照九洲，几家欢乐几家愁，冤家田喜坐大牢，高官李长春乐悠悠，乐呀乐悠悠！也犹如上演了一出现代六月飘雪的《窦娥冤》和一出恶吏欺压良民的《打渔杀家》。这也正如老话所说，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在标榜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到北京告状一趟趟落空；状告者到法院申诉，又由于政府的干预不予立案，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那么在中华大地究竟到哪里才能找到主持公道，可以申诉和讲理的地方呢？这不是把人往梁山上逼吗！
同样是从大学校门出来的资深高官李长春可否知道，新蔡县正为了确保有严重过失高官李长春能稳坐钓鱼台，才为虎作伥、不择手段地将憧憬着美好未来但已身染重病的田喜抓进牢门的，这可以算做下级官员给高官奉献的一份“极品”进贡礼，而高官毫无掩饰地“笑纳”这样的稀有“珍宝”，又是何等的残酷与不仁。付出一位无辜的有着美好前程的青年为代价，来确保有严重过失高官的地位和颜面，这在任何一个国度和年代都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然而在中国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活生生的可叹可悲的司法不公的现代标本。
本来推行“血浆经济”的高官李长春导致那么多人无辜感染爱滋病毒和众多感染者死亡，是罪不可赦之人。然而，天下无奇不有，对于这样令人唾骂的人，在高层费尽心机地袒护下，却成为掌管国家大权，骑在受害者脖子上扬眉吐气，施展淫威的“胜利者”，真是欺人太甚，霸道已极。现今不可思议并怪诞与离奇的是，该定罪的做恶者官越做越大，受害者反被栽赃陷害送进了监牢，这是何等冤枉！可是你对这样的“衙内”既告不得又无权罢免掉，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无法无天吗！真不知道这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社会畸形状况在当今还有哪些国度堂而皇之的存在？！这是对现今中国司法不公的绝大讽刺，也是社会主义中国高层必须敢于正视的令人十分痛心的悲剧。
三、叩头泣血恳求温家宝总理和陈竺部长：救救我们的孩子
维权人士叶海燕在田喜案判决后于2010年9月4日，到新蔡县看望田喜父母。田喜父母向叶海燕叙说了田喜感染爱滋病毒前前后后的种种遭遇和司法不公。他们首先提到，本来是县委领导亲自打电话让田喜从北京回新蔡县解决问题的，田喜回来后没敢耽搁按约定时间到县委求见县领导，可是县领导就是不见，几次去都是把田喜晾在一边，之后再去找干脆就锁上门。这显然是个骗局。田喜没办法，才不得不去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李俊州院长，结果与李院长发生了导致灾难从天而降的厄运。
田喜母亲说，田喜摔在地上的东西，据院方说价值3000元，田喜就是因为这3000元被抓的。抓田喜时20多名警察怕感染上爱滋病毒，当时每位警员都穿上了白大衣，戴着帆布手套，然后将田喜关在一个废弃的空病房里。
田喜妈妈说，田喜服药一直很准时，前后耽搁从来不会超过十分钟，但他被关进看守所后，因为看守所不让家人与他相见，田喜从北京拿回来的药只够服一个月的，在看守所能否按时服药，有没有药可服，我们就无法得知了，这让我们非常揪心。
田喜的父母与维权人人士叶海燕交谈后，递给了她一份由田喜父亲亲笔写的题为《请救救我的儿子》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卫生部陈竺部长的公开信。叶海燕于9月4日当天就在网吧把田喜父亲的信传到网上，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当然最希望温总理和陈部长能看到。
田喜父亲致温总理和陈竺部长的公开信深情地诉说道：我来自河南省新蔡县，我是爱滋病感染者田喜的父亲，我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在1987年迎来了我的儿子，他名字叫田喜，今年23岁。田喜9岁时在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输血治疗时感染上爱滋病毒，同时感染上乙肝和丙肝病毒，这对于我们家来说是沉重打击。从此我就走上一条不归路，而我的家庭也承载了难以负荷的不幸和灾难。
信中说：田喜多年来尝试通过与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协商、上访和诉讼，希望获得赔偿，减轻家庭的负担。尽管无数次遭遇白眼和拒绝，无数次希望破灭，但为了我们两位老人，为了这个家，他只能选择自已承受痛苦。
信中接着写道：2010年7月23日，新蔡县委领导发短信邀请孩子回家协商解决感染爱滋病的赔偿问题，前去几次都没有见到县委领导。田喜从北京带来的抗病毒药在即将服完的情况下，于8月2日前往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找院长解决问题，院长毫不理睬，一次次落空后，孩子出于愤怒摔了办公室的电话、杯子之类的办公用品。随后，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
8月6日新蔡县公安局治安大队将田喜带走，下发拘留15天通知；
8月7日，田喜被释放，并下发暂缓执行行政拘留通知书；
8月17日，20名警察以看病为名带田喜到新蔡县第一人民医院，之后有8名警察和居委会工作人员轮流看管，直到8月19日田喜三天一直被控制在一间长期作废的病室中；
8月19日下午，居委会工作人员在没有通知我们的情况下，将我的孩子带到私人诊所注入不明药物，田喜妈妈得知后一度昏迷，随后警方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再次将田喜带走；
8月21日，我们收到新蔡县警方送来的关于田喜8月18日由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的通知书，当天我们才知道孩子已被转移到新蔡县公安局看守所211号关押；
8月21日，田喜母亲与大妈前往看守所要求会见田喜，但被拒绝；
8月23日，田喜被新蔡县公安局以“涉嫌损坏财物罪”执行逮捕；
8月25日，田喜被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直至被判刑。
田喜父亲的信最后说，温总理、陈部长：请您们看看“这样集中警力”、这样“迅速而有力的办案”，不是正应对了网上流传的两份文件：即《田喜户藉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古吕镇“对田喜实行包案稳控措施”》和《田喜户藉所在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新蔡县古吕镇计划对田喜“公安机关介入，完善材料，予以打击”》的真实性。我们的孩子田喜只是受害者，他的不幸来源于河南血祸，而这种所谓“包案稳控”的打击手段，更是加重了他的不幸和我们家庭的苦难。
信中请求温总理、陈部长道：孩子是无辜的，请救救我们的孩子。请领导制止新蔡县公安机关滥用职权的行为，停止打压，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公正的赔偿方案，并希望利用职权非法打压报复的公职人员向我的家人赔礼道歉。
信的结尾最后道：我们是普通百姓，我们寄希望于党和政府。我们呼唤公正，我们期望孩子早日平安归来。
田喜父亲发出的用血泪写就的令人心碎的求救信，没有得到上层的任何回音，被无辜抓进大牢的身染重病的可怜小羔羊田喜，在那暗无天日亦无治疗条件的地狱度日如年地备受煎熬。
四、反咬一口栽赃诬陷爱滋病逼良民上梁山
从田喜父亲给温总理和陈部长的信不难看出，这个无辜染上爱滋病的青年田喜被当局欺负得简直到了无以附加的程度。世界上还有比把一个无辜感染爱滋病毒的受害者送监狱更残忍的吗？那是法西斯！田喜多少次的上访告状不被理睬，在把人逼急眼时抓住受害者实在难以忍受的冤屈后对田喜的怒气小题大做，无限放大，寻机找茬，以此治罪。这种由高层决策，军师谋划和公安司法部门介入的打击行动，其用意显而易见，这一切当然都是为“河南血祸”的罪魁“解脱”和“保驾”，也是所谓维稳的一项重要措施。
通过这一行动发出了杀鸡敬猴的明确信号，震慑所有上访告状的人，如不听劝告，继续上访，田喜就是你们的下场。也就是说，你们因为响应政府号召卖血感染爱滋病不是高官李长春的错，是你们愿意上钩，怎能怨声载道，怨天尤人，只能自认倒霉；我们奉命把田喜抓进牢笼是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合法行动，敢于违抗，同田喜一样必遭惩办。
应当说，字字血声声泪记录的祸不单行的田喜冤案，无论发生在哪朝哪代，都必将遭到千万人的唾弃和痛恨，而如此这样欺压蹂躏受害者，向来是世世代代创作感天动地的《窦娥冤》和《打渔杀家》这类悲剧的著名剧作家关汉卿、汤显祖、鹧鸪天笔下描写的为民请命和伸冤的重要题材。给原本受害的田喜判刑赤裸裸地暴露了高官背后的支持者为“保驾”高官养虎为患的险恶居心，也显露了有关当局为了讨好资深高官不惜任何代价拿制造田喜冤案来取悦高官和为高官洗脱罪责所施展的黔驴技穷的阴险计谋。如果说那些策划残酷对待受害者田喜的人仍坚持认为当局这样做是正确的话，那么不妨由一个权威机构搞一次样本量大一些的民意测验，也可以在报刊上进行一次大讨论，听听民众对当局那样残酷制裁田喜和为资深高官效劳的做法是如何议论和评价的；也可以倾听一下国际司法界知名专家学者以旁观者身份发出的声音。
给田喜判刑的上层决策者们如果心里有底又不心虚的话，在大是大非面前应有这样的雅量。真理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只有做亏心事的人才惧怕阳光。至于高官之高官为什么那样居心叵测，不顾一切如此痴情地死保高官李长春，当然是无力不起早，其中必有奥秘。假若断狱英明、刚直不阿的北宋开封府包龙图在世，这位包大人也一定会像《打銮架》、《狸猫换太子》和《铡包勉》等这些典故中所描绘的那样，敢于冒杀身之祸，大义凛然、铁面无私、不恂私情，也不惧官吏的骄横之势，鼎力为民请命，为含冤者伸张正义，正大光明地禀公断案。
包公在那个封建时代的人治环境中，陈州放粮时把贪赃枉法的亲侄子包勉送上“虎头铡”，又严惩犯法的亲表舅。正因为他这种六亲不认，惩恶扬善，公事公办的执法态度，国人一直将包拯奉若为“青天”加以颂扬。中国高层对河南省主政者李长春推行“血浆经济”导致的巨大灾难不旦不予以追究，反而倍加呵护，并且大力提挈让他步步高升，这种做法与想当年同是中原大地民众“父母官”的开封府包丞相秉公执法形成了鲜明对照，一前一后反差之大竟是天上地下。如果资深高官还有自我批评精神的话，对照包丞相高风亮节形象当会羞愧得无地自容。遗憾的是，资深高官虽然说对受害者欠下了永远也无法还清的大债爱滋病但至今却仍无忏悔之意。对这样劣迹斑斑、无情无义的人，怎可原谅又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逃之夭夭！
五、李克强和李长春沆瀣一气欺压无辜天理难容
这里还应特别指出的是，田喜是1996年9岁时因头部外伤到医院输血治疗感染了爱滋病毒，那时正是资深高官李长春主政河南省最红之时，田喜2010年蒙冤被判刑是他推行“血浆经济”的产物和结出的一颗难以吞咽的苦果，主要责任由高官李长春来负这一点应是毫无疑议的，问题是资深高官之后在河南省的几位继任的主政者，特别是接任刚刚卸任的资深高官的另一位后来也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担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高官李克强，他在1998至2004年主政河南省期间，如果能够像包龙图那样秉持公理，主持正义，铁面无私，对资深高官李长春的严重过失敢于秉公而断、正本清源的话，后来就不至于发生高官李克强离开河南省不久就发生了把受害者田喜抓进牢房的“后遗症”。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独有偶的是，继任资深高官李长春之后的这位高官恰恰在隐瞒河南省爱滋病疫情这一关键点上，可以说没有任何改变，完全继承了资深高官的衣钵而继续隐瞒下去，并竭力掩盖资深高官李长春主政河南期间推行“血浆经济”导致爱滋病泛滥的重大劣迹，继续打压爱滋病维权活动，拒绝妥善救助爱滋病患者及其遗属，可以说是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同资深高官李长春一起，二人“合伙”写就了全球当代隐瞒重大爱滋病疫情的丑闻和铸造了名扬中外的河南“艾滋门”。
因此，现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国务院任要职的高官李克强，对于田喜冤案的发生当然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难辞其咎。这位在国务院还主管全国爱滋病防控工作并主管整个卫生工作的高官，“前科”未除，“前债”未还，污点仍在，掌握这样的大权，会能有怎样的政绩，怎可让国人放心！可以这样说，在资深高官导致的河南污血案没有得到公开透明和立案彻底解决之前，有那样浓浓的阴影和道道蕃篱，中国爱滋病的防控事业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是没有希望的。
这里必须着重指出的是，做为卫生工作必需坚持的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念来说，对待每一位患者都应尽最大努力、全力以赴进行救治。然而对于本无任何过错而是蒙冤感染爱滋病毒如今已是命悬一线、危在旦夕的患者田喜而言，就是在全国乃至全球最好的医院救治都难于保证他有一定寿命和顺利度过生死关。
然而对于已经挣扎在生死线上的20岁刚刚出头正是金色年华而且已是大学毕业的小青年田喜，竟不考虑一切后果，违背伦理和人道主义准则，在患重病之时对其实施最惨无人道的将他抓进牢房而后快。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全国卫生系统顶头上司的高官李克强怎么就那样冷血心肠，在这样的情况下竟不出面干预和挺身而出去制止公安和司法部门的违法行为反而还乐在其中，那么在卫生工作上还讲什么寿命指数和生命质量！本来已是爱滋病重患又遭遇公安司法部门的残酷摧残，恰恰是在伤口上撒盐，雪上加霜，其结果只能加速病情恶化，对疾病的康复和可持续生存能力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威胁。
要知道，每救治一名爱滋病患者还有一层意义，那就是可以减少一个传染病源的载体，对于有效防控爱滋病的社会价值意义非凡。卫生工作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无病痛和健康长寿，可是李长春推行的由李克强极力掩盖的“血浆经济”则是让卖血者染上病痛难忍，而且明显折寿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感染者过早夭亡的“世界癌症”爱滋病，这与李克强主管的卫生工作的终极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至于河南全省众多因卖血感染爱滋病毒的人其寿命指数和生命质量下降了多少还是未知数，那些已经过早病故夭亡的受害者则已无寿命指数和生命质量可言了，他们这样的灾难给家人带来的不幸和损失由谁来偿还？只不过这是另一本要追讨的账目，在此暂不多谈，我在给胡锦涛总书记的两封公开信和《导致爱滋病在中原大地暴发流行的血祸责任者难辞其咎》与《彻底揭开河南污血案黑幕让“血浆经济”真相大白于天下》两篇检举材料中已有叙述，以后还有专题详述。
但在此要质问二位高官的是，推行“血浆经济”造成的恶果已经触目惊心罪不可赦了，再加上疯狂迫害无辜受害者，可以说是罪上加罪，十恶不赦，难道说你们二位就不觉得在过去10多年主政河南期间欠下了河南人一笔大债和愧对了河南父老乡亲对你们的信任和期待？！对这样的罪恶国人怎可轻饶！总之，那种企图采用关进大牢的罪恶手段来羞辱田喜的做法到头来最受羞辱的则是主管卫生工作的李克强自己。这笔账只能记在二位高官的头上。在我有生之年，我要时时追踪观察田喜的健康状况，一旦有什么闪失，丑话说在前头，为了公和正义，我豁出老命跟二位高官没完，誓把维护受害者权益的斗争进行到底！
再有，由于深陷河南“艾滋门”的二位高官位高权重，其中一位又垄断着新闻舆论大权，他们采取种种卑鄙手段封锁消息，近20年来，除了《华西都市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报敢于在李克强主政河南时，也就是2000年1月，甘冒风险大胆独家报导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标题为《近百人染上“怪病”之谜》的专访（记者张继承、子尚），率先揭开了世人以前有所不知的令全国和世界震惊的爱滋病在河南省农村大流行和“河南血祸”的盖子。此时此刻不知当时主政河南的高官李克强有何感想，有无愧疚感？然而此时他并没有做出一位政治家应有的恣态和积极反应，而是一如既往地将河南省严重的爱滋病疫情继续隐瞒下去，这可以说是他对高官李长春在隐瞒河南重大爱滋病疫情上做出的特别给力的回应和“心心相印”的配合。
就在这样完全可发生转折的关键时刻高官李克强没有做出奇迹，反而和资深高官李长春共同勾结和策划隐瞒河南重大疫情的决策，那就是利用职权指使国内尽人皆知的几大主流媒体，全力封杀《华西都市报》的报导及其影响，因而在中国最有权威和屈指可数的最大的几家媒体，他们紧跟高层，坚决奉行不报导“河南血祸”的封锁令，因而也就压根不报导河南省爱滋病疫情真相，因此绝大多数国人并不知晓河南省曾发生过爱滋病大流行，当然也更无从知晓2010-2011年还发生了苦水满腹、有冤难伸、天下奇冤受害者田喜被无辜抓进大牢的案情。国人非常重要的知情权直至如今就这样被无限期地剥夺把所有人都统统给蒙在鼓里了。
这是两位高官留下的隐瞒“河南血祸”永远也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他们这种不诚实的道德品行的严重缺失，与“一切为了人民”和“诚实是干部的首要标准”以及“用人德为先”的说教真乃大相径庭，太罪恶了。天下尽人皆知的是，所有为人父母从小就谆谆教导自已的子女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谎，不能骗人，坚守诚信，而且身体力行，因为这是树人之本，做人的起码良知。可惜这二位高官从小就没有学好这一课，坐在“金銮殿”那么高的位子上与普通百姓相比，岂不相形见绌，真乃痛哉！在当今的中国，隐瞒重大灾难性安全事故，几乎成了发生重大事故责任人惯用的伎俩，就连最近发生在温州的“7.23”动车相撞事故，同样没有跳出隐瞒重大事故的怪圈。
非常可悲的是，两位都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戴着国家领导人非常耀眼光环的二位高官，竟也毫无例外地而且早在多年以前就率先使出了这一自古以来就被贪赃枉法和贪官污吏用于欺世盗名、欺上瞒下的怪着。真不知世界上还有“羞耻”二字。他们与众不同的是，只是比其它任何重大事故隐瞒得更深不可测和隐瞒时间比其它已知重大灾难性事故更长而已。二位高官这样“身先士卒”、“率先垂范”而且至今仍“死不改悔”，那么国人应怎样以国家领导人为榜样，向高官看齐？！真不晓得想当初中共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与会成员是怎样不假思索和跟风投票选出这二位有严重劣迹高官的。
实可笑、可叹、亦可忧！在这种不堪思议的局面下，中国高层仍是铆足了劲死保有严重污点的高官，必然栽种下比“河南血祸”已属于祸国殃民还要更为严重的祸殃。这二位给社会的榜样效应只能是“上行下效”，树立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灰色典型，以至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让下面的官员跟着学坏，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吗？
还有，河南警方奉命对从1998年至2000年代的多年期间敢于站出来揭露“河南血祸”真相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而当时已80高龄的高耀洁医生，多年对她进行监视、监听和软禁，不允许她与外界联系和出国领奖，以达到封堵河南爱滋病疫情外传的通道，这样不光彩的事就发生在高官李克强主政的河南。
同样，对于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著名爱滋病教育学者和维权人士万延海，因他在高官李克强主政河南时多次大胆向外界披露河南省爱滋病真实疫情，因而也就是在高官李克强主政河南时于2002年以及后来又于2006年以莫须有的以“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国外反华势力服务”为由，先后两次被警方强行拘捕，之后又多年一直被警方跟踪监视、监听和数不胜数地干扰，手段极其恶劣。
至于高官李克强主政河南省时对无辜感染爱滋病毒受害者的打压更是家常便饭，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省宁陵县妇女李喜阁1995年6月生第一个女儿时，因宁陵县妇幼保健院给她输了被爱滋病毒污染的血液，自己和出生的女儿同时被感染，其后出生的二女儿也被感染，致使一家4口人3人罹患此病。2004年8月李喜阁的大女儿因母婴传播感染爱滋病不治身亡，她的小女儿又因是爱滋病带毒者被当地幼儿园拒绝入园，她的丈夫则担心自已说不定哪一天被感染上爱滋病毒而惶惶不可终日，这让李喜阁的家庭陷入了绝境。
就这样一位被害得走投无路之时，不得不离家出走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和国家卫生部上访告状，而此时对她又以“冲击国家机关”为名被河南省宁陵县警方拘留21天，之后又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监视居住”和长达一年的“取保候审”。这可算得上是高官李克强主政河南的又一重大“业绩”。李喜阁每当忆起辛酸的往事总是无法抑制内心无法诉说的失去大女儿的悲苦和小女儿如今不幸处境的极度痛苦，因而常常不由自己地哭泣不止，泪流满面。
这位河南的良家妇女实在太苦太冤枉了，她一家的遭遇在中国上层又有谁怜悯有谁知？！而李喜阁和田喜的蒙冤只不过是众多受害者中的一二个案例。这些无不表明，高官李克强接任资深高官李长春之后，完全按照资深高官李长春的路子，亦步亦趋，如影随形地走下去，如果再加上保驾高官的“后台”在内，在追究河南“艾滋门”问题上，等同于一根麻绳栓着三四只蚂蚱，个个都是有罪之人，一个也休想逃脱。
一滴水可以映出太阳的光辉，而河南“艾滋门”则可以如实地勾勒出二位高官可憎的真实面目。现在不得而知的是，河南省爱滋病真实疫情到底还要隐瞒到何年何月才算一站？这样的大事对世人总是要有个交待才是。丑媳妇总要见公婆，越拖越被动，也越不好下台阶。至于河南省严重的爱滋病疫情何时能对外公开，人们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了。但可以相信的是，河南污血案黑幕总有一天被彻底揭开，到了那时，身在中南海正襟危坐，神采飞扬的二位高官以及给他们在后面撑腰的高官之高官，脸上也就无光而当众献丑了。
又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高层精心策划下，当局动用公安司法这些专政工具和手段，对含冤的田喜这只可怜的小羔羊，不遗余力，围追堵截，弱肉强食，看似将“猎物”抓到了手，将“美味”吞进了嘴里，完成了“维稳”和保卫高官的政治任务，但因为这样不仁不义的惊悚一幕，却深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常言道：物极必反。由于当局黑白颠倒，是非混淆，肆无忌惮地践踏法治，采取高压政策给劣迹昭著的资深高官充当打手，硬把人逼上梁山，必然把起初很小的事端酿成为导火线勾引起多日积累的不满而猛然爆发，也就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从而迟早导致受害者揭竿而起，奋起抗争，强力反弹，群起而攻之。错误不容淡化。
只有对那种为非作歹之徒绳之以法，并对所有受害者给予合理赔偿和对爱滋病现患给予有效治疗和法律保障，方可平民愤，得人心。否则，难以避免事态恶化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应当说现在收拾残局还为时不算迟，我希望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能审时度势，因势利导，不失时机地果断出手，解决这个多年遗留下来的棘手的河南血祸“烂尾案”。现在我对此仍抱有希望。不论此案未来如何演变，人们可以相信的是，终有一天将那些为非作歹之徒推上审判台接受历史审批，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人钉在耻辱柱上成为千古罪人。
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
原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
原北京医科大学兼职教授
2011年8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