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纪(191)

笫三节：文化的浩劫——人权的厄运(8)

（四）斗争潘朝元(1)

果然，六队的斗争会，并没有因我的绝食抗议而停止。斗争会场已由原来那间临时粮仓搬到了坝子里，还专门停下了生产，有一段时间从上午开始，将被斗争的对象扭送到院坝里临时搭起的台前，整整一天在坝子里斗！其模式、喊的口号、程序与斗争我时一样。

我能起床走动的那几天揪斗的是潘朝元，潘朝元是当时农场中所关注的国民党人员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也是农六队年纪最大，在官方看来最有影响的“历史反革命。”他既不屑王德权的下流无耻，又不取张清云的“见风使舵”。

平时一言一行颇有一点“万古纲常担上肩，脊梁铁腰对皇天”的遗风，所以一直受邓扬光的关注！被他列为重点监视的对象。

他平时言行一贯谨慎，遇到任何事都不急着发言，而是慢慢观察。但是一旦出口，必“过经过脉”，切中要害，语言精练，这大概是他的文化素养和长达十七年的牢狱生活，积累起来的，因为他经常利用中共言行的矛盾，散布与政府明显对立的言论，而又不被抓住，所以当局始终把他看成一个最危险的人物。

例如去年六月二十八日晚上，我和陈力因发表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大闹农六队，而遭到禁闭。第二天晚上，工作组仍然继续举行各组讨论会，讨论题目依然是：“你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这一次蒯处长指名点姓要他发言，开始他一直不愿说话，耐不住蒯处长的一再催促，于是，他便讲出了如下一段见解：

“依我看，党中央根本不可能出现丝毫不统一，这道理很简单，不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么？何况他说统一战线是一个法宝，对于非共产党员的人，尚且要团结他们，共同为中国革命而斗争，怎么可能对一起打江山的久经锻炼的共产党人，说他们是叛徒呢？如果谁这么说，我认为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对共产党的诬蔑就是犯法。”

“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随便谈中国共产党的斗争。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条就规定得清清楚楚，他说：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人民都不允许分裂更何况中国共产党内部。至于文化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我确实糊里糊涂的，我们是接受共产党长期教育的，不敢乱说，也不能乱说。”

这一段话讲得那蒯处长在旁连连点头，那周学祝看主持会场的人都在点头赞许，也想唱一段文革颂歌，又觉得这不是时候。

我与他相处，始于我刚刚到孙家花园工厂第一天，有缘使我们至今很少分开过，我了解他藏而不露，秘而不宣的个性，在六队我不止一次听他讲战国时期齐魏争霸中“围魏救赵”的故事。

对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评价，他讲出来的就不是中共文革对赢政统一六国的肯定，而是讲他滥征民工修长城，筑阿房宫，对当年仅两千万人口的国家行督责暴政，对无辜老百姓无端残杀，以为这样可以保住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了。然而，他在沙丘刚刚归天，陈胜、吴广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刘邦在沛县聚众起义，秦王朝便在人民的反抗中，结束了短短十五年统治。

由于他平日待人宽厚，时时站在长者位置上给周围的人帮助，他年事已高，无论资历和知识都是六队的同难中无人相比的，大家都尊称他为“潘翁”。

他平时作为，被当局在犯人中的耳目收集，何庆云对那“潘翁”称谓十分反感，因此就认定他在六队中处在“坐地使法”和“摇鹅毛扇”的位置，特别受到“关照”。所以继我的斗争会，便把他推上了批斗会的“主席台”上。

不过，他毕竟不像我借“申诉”为屏障，常出怨言。开我的斗争会，我说的话信手掂来，平日抗拒出工顶撞干部“违犯监规”的事，不胜枚举，只消何管教一布置，向打手班子一交待，便立刻可把我抓出来，打骂齐下或刑具交加，或绝食收场，颇有点死猪不怕开水烫，令何管教感到棘手。(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