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5月22日讯】“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驾驭邓小平的经济财富，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回到‘文革’”也好、回到‘反右’也好、回到‘打倒帝修反’也好，回到毛、甚至回到史达林那些共产极权和个人独裁的可悲的道路上去，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确实存在，而重庆是往那个方向大大走了一步，因此重庆模式的失效，薄熙来本人政治生命的结束，标志着这种灾难性的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受到重挫。”
王康（Wang, Kang） 北明（Bei Ming ）
时间：2012年4月23日
地点：北京
受访人：王康，独立学人、“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总裁
采访人：北明，独立作家、“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手记．老康秉烛”节目主持人
重庆——两次改变欧亚命运和世界版图的历史重镇
北明：王康，你好。
王康：你好，北明。
北明：2012年春天，重庆发生公安局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避难）事件，随之发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被免职一事，以及他的妻子谷开来因涉嫌英国人海伍德命案被逮捕，老康，你了解重庆历史，从历史意识出发，你对这一连串的事件有什么感受？
王康：我生在重庆，我天然地爱着这个伟大的城市。这个事情发生在重庆，我应该说比其他人更为关注。我们就叫它“重庆事件”。有“八一九事件”，有“六四事件”，有“西安事件”。它已经构成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生某种影响的性质了，所以称它为“重庆事件”比较合适。
北明：八一九事件是发生在……？
王康：苏联。苏联的那些保守派们组织了“祖国紧急委员会”，把戈尔巴乔夫总统软禁起来，这么大个事件，八一九事件嘛。
北明：嗯，我的意思是，重庆的历史上发生过不少举世瞩目的事件，指使这个城市具有不同的气质，比方说……
王康：重庆，这是一座很特殊的城市，远离中原，远离皇权中心，但是它有两次曾经改变了世界历史版图。一次是十三世纪中叶，1258年，蒙古的大汗蒙哥在重庆合川钓鱼城负伤，后来死在那儿了，这就引发了蒙古各路大汗回到沙拉合丁，回到蒙古帝国的中心争夺王位的四十年的蒙古大战。这样就让分兵多路征服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军产生了裂变，从此改变了欧亚的历史命运。过了八百年左右，就是第二次重庆再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座城市，就是抗日战争。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几天之后南京失陷。中国幸好迁都重庆，中国有一个指挥部，有一个首都，一直指挥中国抗战八年，最后到四五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庆那个时候知名度极高，因为它是中国抗战首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指挥中枢，而且又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中心城市，举世瞩目。没想到过了六十七、八年，将近七十年，重庆再次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就是“重庆事件”。
“中国躲过一劫”——重庆模式的核心和重庆事件的性质
北明：据我了解，民间不少人认为“重庆事件”，就是你刚才定义的这个“重庆事件”，是中共高层又一次权力角逐，网上很多网友就认为这是“狗咬狗”的权力斗争，知识界也有持此看法的；而官方强调，这是一桩孤立事件，是薄熙来、谷开来等的个人违法乱纪行为，是刑事案件；还有第三种看法，就是大部分大陆自由派知识人认为，这既不是权利之争，也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政治制度改革与倒退的一场斗争，一场关乎中国未来前途的斗争。请问老康，你认为重庆事件是什么性质？
王康：重庆事件当然也是中共内部的一次权力较量，确实如此。但是我不赞成老百姓狗咬狗的说法。老百姓每次看到这种情况，他们几乎发自本能的说这是狗咬狗，对此中共自己难辞其咎。因为每一次、多少次的权力斗争，确实是你方下台我上台，一朝天子一朝臣，换了一拨人而已。它制度没有变革，思想没有变革，整个精神道德结构都没有变革。但是我倾向于同意第三种情况：它是中国的一个重大事件，关乎中国的未来和前途，甚至关乎世界的未来前途。
中国正在一个节骨眼儿上，这个节骨眼儿就是毛泽东的三十年的政治斗争和邓小平的三十年经济发展，这六十二年的历史到了一个拐点上了，中国上下，党内党外，体制内体制外都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何去何从。确实，中国站在十字路口。这若干年以来，中国的各种政治派别，各种思潮都在浮出水面，都在表达自己对国家道路的思考和选择。而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成了中国一个标竿式的重要的城市，那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那就是人家誉为的一个“西红市”，西部的红色的城市，或者简称为“红都”。这个重庆事件的出现，薄熙来政治上生命的结束，意味着重庆的这种探索或者试验，完结了。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重庆日报有个社论说这是“重庆的大幸”，应该说也是中国之幸，它让中国躲过一劫。
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驾驭邓小平的经济财富，重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回到“文革”也好、回到“反右”也好、回到“打倒帝修反”也好，回到毛、甚至回到史达林那些共产极权和个人独裁的可悲的道路上去，这种可能性在中国确实存在，而重庆是往那个方向大大走了一步，因此重庆模式的失效，薄熙来本人政治生命的结束，标志着这种灾难性的可能性，不是说完全不会再出现了，至少受到重挫。
重庆事件——中国政治破局、良性改革的契机
北明：“重庆事件”可能对中国发生什么影响？中国未来的道路是否将因为重庆模式的破产发生变化？中国是否可能面临一种新的格局？
王康：很多人不以为然，很多人认为格局依然，大的形势没什么改变，不过就是所谓的狗咬狗，一场权力斗争，这个上台那个下台而已。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重庆事件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政治改革，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呼吸更新的、一种破局的契机。我认为这个破局的契机是客观存在的。重庆模式不仅是薄熙来一个人的事情，它是若干年来试图用这种灾难性的、危险的方式解决中国危机的模式，薄熙来是推动这个模式的总代表，他在中国有相当的追随者、拥护者和相当深厚的土壤。而这个薄熙来政治生命的完结，重庆模式的结束，至少是这种灾难性、危险性方式的一个重创，一次重大的破产。再也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像薄熙来这样，在唱红打黑过程里面，能够凝聚起这么强大的、全国范围内、甚至世界范围内的瞩目和相当程度的支持。因此重庆事变的结束，带来了中国进行良性政治制度改革的一个破局的契机。我认为我们历史之所以有希望，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可能性。
薄熙来“重庆模式”的核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驾驭邓小平的经济财富，让中国回到共产极权和个人独裁的可悲道路上。重庆模式的失效与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标志着这种灾难性的可能性受到重挫，给中国带来进行良性政治制度改革的契机。图为薄熙来之前在四川的办公室前路口，一位交通警察正在巡逻，路口一个大大标志：禁止回车。（Getty Images）
毛派知识界的“国家主义”是重庆模式的理论基础
北明：中国新左代表或持毛思想理论的公众人物王绍光，崔之元、汪晖、孔庆东、司马南等，认为“重庆模式”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尝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自由派知识界持相反的立场。你认为薄熙来政治生命的结束，重庆模式的破产，对左派、毛派理论思想，可能意味着什么？
王康：他们这几位曾经也是所谓的自由知识分子，后来变成了极左派，这个极左派后来又转向极右派，就是，他们坚决地认为，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因此成了“国家主义”的代表。在全世界，拥戴国家政权的毫无疑问是右派。他们不是站在人民立场上，而是站在国家立场上，他们接受的就是黑格尔到施密特的所谓国家至上的概念。这个国家主义的概念，其实是薄熙来在重庆实践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础。所以在薄熙来重建中国强大的、列维坦式的，这么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政权的时侯，薄熙来需要王绍光们的理论武装。这个理论既是欧洲古典的，又是欧洲现代的，非常的时髦，能够迷惑很多很多的人。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可以说丧失了他们的基本判断力。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来看这些问题。他们既有今天何必当初呢？这个我也不奇怪，中国有一些知识分子因为缺乏个人操守和独立人格，总是看风使舵，总是站在那里窥测方向，他们总是要依附和投靠到某个政治强人上。我觉得，从道德上看，这些人属于小人。
建议唱蓝，以民国正声取代“红歌”未果
北明：中文舆论界注意到，多年来你致力于发掘重庆作为抗战陪都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重庆陪都抗战文化公司的总裁和抗战历史专家，你如何评价这些年来薄熙来的“唱红”？
王康：“红歌”就是革命歌曲，它源于二十世纪上半叶从俄国开始扩散到到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谓“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加上战争，加上后来的“造反”运动。总而言之，它是建立在仇恨、暴力、血腥乌托邦的所谓理想主义基础之上的，它对文明、对人、对人道主义、对和谐、对和平统统持排斥和反对态度。这就是红色歌曲的本质。中国的红色歌曲不是中国历史里面产生出来的，而是来自前苏联，来自红色苏联。不光是红色歌曲，中国所有的江山，这些政治符号，这些理论基础，这些宪法和党章的各种各样的阐述，统统来自苏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根本的变化。所以它完全不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上边。但是我提醒注意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恰恰不是红歌，而是抗战歌曲。
而重庆，我当然了解这个城市，1995年我就拍了九集专题片《抗战陪都》，2002年我跟中央电视台合作拍了《重庆大轰炸》，我在“凤凰卫视”、“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反复发表文章，强调重庆的历史天空不是红色的，是蓝色的。天之苍苍，其色正焉！它是中华民族的正色！就是苍蓝色的颜色。重庆在抗战时期，有著名的“雾都公园”，当时著名的大音乐家黄自、刘雪庵、郑之声、马思聪曾经在重庆的夫子池那个广场，组织万人大合唱，唱的全是抗战歌曲，非常的悲壮、非常的慷慨、非常的激动人心。我曾经写信给薄熙来先生，当时他到重庆来主政，刚刚开始唱红，我劝他不要唱红，我说：你一定要组织群众唱歌的话，你应该唱抗战歌曲，应该唱二战歌曲，那是超越党派恩怨、超越阶级对抗、超越历史鸿沟和意识形态偏见的歌曲，那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救亡之声，那是中国人的正声！
北明：你是说，你给他提过建议？
王康：我给他提过这个建议。没有回信，但是后来重庆好像有些什么举措，我觉得他基本上没有接受我的看法。
北明：重庆唱红时，你除了直接建议薄熙来改弦更张，作为重庆独立学人和公众人物，你是否公开发表过反对意见？
王康：我当时接受过好几家外媒，比如华盛顿邮报等的采访，我直截了当地批评薄熙来的唱红打黑，我指出这是开历史倒车。
人性角度可洞穿扑朔迷离的历史
北明：下一个问题，我看到外媒有报导说，你认为重庆事件是21世纪中国版的莎士比亚戏剧，根据什么你这么看？请问为什么你在一场被称为当局权利斗争或政治路线斗争的事件中，特别关注并强调其中的人性问题，以至于你回答洛杉矶时报记者说，你愿意跟好莱坞合作，把这人性的故事弄成电影，能不能阐述一下为什么？
王康：本来我对他们三个人的人性一点都没兴趣。因为他们个人的人性，导致了重庆事件，导致了中国的一场大的变化，所以我才关注到这个事件背后他们个人的人性。同时我发现，最近重庆事件里，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确实陷在亘古以来所有人都不能逃脱的人性当中。对薄熙来来说，他有极大的抱负，或者老百姓说的，他是一个大野心家，权力利欲熏心，而谷开来作为一个女性，有这么一个大权在握的丈夫，他们的私人生活、家庭生活受到了破损，他们同床异梦，我不奇怪。另外就是这个倒楣的英国人死在重庆，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这个谷开来设涉嫌故意杀人罪，我想，这指的就是这个英国人海伍德。这种投毒致死的场面，与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里，他父亲在梦里面告诉他的那个情节惊人的相似。哈姆莱特也好，奥赛罗也好，麦克白也好，亨利四世也好，莎士比亚写的英国欧洲宫廷王室的那些阴谋诡计、那些血腥场面，在那种巨大的权力斗争的、你死我活的权力较量里面，莎士比亚发现了人性的恶，也发现了人性的善。
我特别提醒注意就是，中国多年以来，我们如果仅仅停留在政治权力较量和斗争的场面，对老百姓，就成了茶余酒后的谈资，对那些政治上有抱负的或者那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家，就成为他们的新的资治通鉴。我认为更深的一种表达或总结是：其实它是戏剧性的。所以我认为重庆事件，这个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所反映的是中国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人性。
洛杉矶时报记者是他自己到我办公室里，坐下来就谈了好莱坞怎么样，就问了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当然也知道好莱坞，我本来就有这种想法，把这个重庆事件，这三个主角，写成戏剧。也许这些历史真相永远都弄不清楚，你说林彪叛逃，林彪事件，已经过去41个年头了，现在中国人还弄不清楚。能说重庆事件的真相我们很快就能澄清吗？也许一年两年，也许十年二十年，也许永远不能澄清。但是艺术、戏剧，甚至诗歌，甚至音乐能够洞穿历史，不需要太多的所谓的考证，它能够在精神上抵达事件的本质。所以我愿意……
北明：所以你认为从人性的角度可以解读这一扑朔迷离的事件？
王康：从人性的角度不仅可以更本质的、真正深刻的解读历史事件，而且可以让后人更深地理解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人性，从而多少警觉他人的人性之恶，或者改良自己的人性之恶。
酷吏王立军客观上为中国做了一件好事
北明：对公众而言，重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最初是由于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您怎么评价这件事？
王康：我觉得，王立军，谁都知道他是薄熙来最亲密的、最有特殊关系的下级。在唱红打黑这个重庆模式里边他居其一半，薄熙来主要是关心唱红，而打黑是王立军在进行。这个打黑里面肯定有严重破坏中国－－哪怕是很不像样的法纪的情况，大量刑讯逼供的情况，非人道的手法。王立军在打黑中对中国法制的破坏和践踏肯定要受到惩处。在这个意义上，王立军就是个酷吏。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就是这么一个有血债的酷吏般的人物，他私自进入成都美国领事馆，在客观上给中国正面的、建设性的、所谓宪政改革、中国文明更新拉开了一道帷幕。在这个意义上，王立军为中国社会做了一件好事情。（待续）◇
本文转自275期【新纪元周刊】“焦点新闻”栏目
http://mag.epochtimes.com/gb/277/1078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