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10月28日讯】《真实的江泽民》第十章 贪战中各方的沦陷
贪战的结果是“共毁”。
他要你贪才行。你不贪，他什么都干不了。——题记
第一节 中国“经济崛起”的道德挑战
如果用给现代西方自由经济量身定做的统计和研究方法来衡量中国近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似乎是在快速发展，甚至呈“崛起”之势。但如果透过数字的迷雾，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已经和将产生什么样的全球层面的社会影响，对这些问题的直面回答可能会顷刻间摧毁那些由表面华丽数字拼出的经济盛宴。
西方经济发展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西方经济发展及理论一直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这不仅体现在每一个原始到“物物相易”（barter trade）的交换都要求公平，对等，更表现在当代宏观经济的管理，调控都强调透明和公益性（social welfare effect）。可以说，从税收，资金市场监察，审计，直至反映“公平竞争”的反托拉斯法，民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功能是保证每个参与者有公平的竞争机会，而且被同样公认的游戏规则所规范，即所谓的“公平赛场”（level playing field）理论。西方这种经济理念，如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者哈耶克（Hayek）所充分表述的，是和西方“文艺复兴”（Renaissance）之后对人性的尊重相辅相成的，尤其是它认为经济活动凝聚了“自由”和“选择”等近代西方恪守的原则。
很值得深思的是民主经济体制的道德性着重过程的公平，透明，人性化，并不在意以GDP为主导的综合结果。相反，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依赖“中央调控”(central-planning)和“政府介入”(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制造的“繁荣”是危险的，专制的，因而是不道德的。此观点的代表作是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经典名著《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书中，他重点剖析并批判了创造所谓经济辉煌的纳粹德国，并对战后全球经济走向一体化和具专制性而表示深切的担忧。
现在，统观全球经济，人们不能不为哈耶克的远见卓识而折服，也不能不为以自由市场为导向和主体的世界经济格局陷入专制或“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的陷阱而扼腕叹息。的确，从2008年几乎将美国压垮的金融危机直至现在还在发酵中的有可能一举摧毁“欧元区”的欧债危机，欧美经济危机四伏，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以至于最近的“达沃斯经济论坛”的主题之一，即是“西方市场经济是否已经死亡”。更为可怕的是，西方政经界虽然普遍认识到这次危机对于自身的生死攸关，但却对它的来由直到现在还没摸到门。不但对危机的根源和性质集体“找不着北”，有的甚至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膜顶崇拜，认为是另辟蹊径。
中共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
已经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经济真的是能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仙丹妙药吗？西方经济的问题究竟在哪里？是自身的，还是外在的？为什么危机的深度，一方面只有因西方经济上层建筑的稚嫩而造成的20年代“大萧条”可以相比，另一方面却恰恰出现在中共经济和西方完全融合，不分彼此的今天？究竟中共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世界的格局和发展有什么启示呢？
1．“改革开放”是命悬一线的中共政权的救命稻草
文革之后，中国经济满目疮痍，其GDP在全球的比重也降到了中国历史的最低点，连中共自己也承认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在此形势下，中共党魁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来拯救岌岌可危的中共政权。事实上，对于经济发展和政权稳固两个选项中共会作何选择，江泽民倾国之力迫害法轮功已经作了血淋淋的回答。对给国家政府带来巨大好处，节约大量民生医疗资金，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提升中华道德水平的好处，全然置于不顾，把中国拖入万丈深渊。
在丧失了执政合法性之后，经济作为成了中共唯一的救命稻草。
2．中国加入世贸是绑架西方的开始
如果一个有心的研究者从中国后文革经济的宏观数据中勾勒出其时间序列，一个明显的拐点会是2001年。此前的中国经济像是身负重担的骡马上坡，被三角债，国地税，和发达国家及关贸协定（GATT）的贸易战，国企转型等等一系列问题压得喘不过气，而近十年的中国经济从表面看则像是换上了一套宝马发动机。人们常说，“不破不立”；近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给人的感觉却是一直在大喊“只破不立”。随着原有的全民经济体制被打破，类似发达国家和“苏东解体”后发展历程中的有序的，系统的，全面的私有经济体制和法律的建立被无限期的推迟或有意地进行空洞式，简单体，概念化地模糊处理，使人彻底地被体制，或“没体制”搞晕，丧失对其基本的信心，依赖和认真。
放眼看去，在“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知所云，敷衍了事，甚至自相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空洞标语下，中共进行的是一场通过经济来维持其独裁统治的无限期博弈。试问：中共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有余，有一张时间表吗？从中国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到“王安石改革”直至“张居正改制”，到欧美的“柯伦威尔改革”和“罗斯福新政”直到今天的“奥巴马医改”，哪一个像中共这样永远改下去呢？没有目标，监控，计划的改革实质是画在天空中吊全体中国民众和西方被蒙蔽人士胃口的一张大饼，一个藉以苟延残喘的“保命契约”，恰如一个三十年来每天都杀人的罪犯每天也同样公布一张“改过自新”的保证。自2001年10月起，这张契约中又新增了一个条款，使中共在与西方自由世界的终极价值理念冲突中获得了一个类似“护身符”的筹码。这个筹码的重要性对中南海的掌权者是不言而喻的：十年后，一个在“人民大会堂”的盛典以中共独有的方式记录了他们内心的窃喜。是的，“入世”，一个已经过时的时髦词汇，给已经无以为继的中共带来了生机，却给当时蓬勃的西方经济埋下了深深的祸根。
由于中共的改革不涉及“政改”，而江泽民的无能更是造成国民经济的支离破碎。这一切直接导致90年代末中共在银行，税收和其他方面的全面危机。当时国有四大银行的坏账均超过一半，迫使中共通过开出开放自己“广阔市场”的空头支票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来度过危机。十年过去了，西方政经界突然发现一个曾经极具诱惑力的十亿人的市场只是虚幻的泡影；沉重的金融剥削加上各式各样从房改，教改到医改的巧取豪夺，伴随着国家对公民提供基本福利责任的彻底丧失，使年年喊的“拉动内需”成为天方夜谭，更不要说刺激老百姓购买价格昂贵的外国产品。
事实上，中共真正看重的不是与西方公平合作，互通有无的机会，而是能够给其充血的资金，技术，以及和国际垄断资本一起奴役国人的分红。
2012年初，美国国会属下的“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了对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文中观点很大程度反映了西方主流智囊对中共“入世”十年的盘点，即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自由竞争性非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增加，相反却大幅下降。这体现在虽然大型国营企业的总数由原来的五千家左右下降到只有三百家，但按工资数只雇用8%劳动力的国企却在GDP份额中重新恢复到50%的水平；而先前在邓小平时期有显着增长，雇用大量劳动力的民营企业却在资金缺乏，沉重税负和各种由政策管制带来的隐性成本的打击下呈萎缩状态。至此，由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的，通过“中国入世”来孕育其私营经济并最终实现市场甚至政治体制自由化的考量，宣告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在其近一年中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调查报告中曝光了设在四川成都全球独家生产苹果iPhone和iPad的“富士康”工厂内部惊人的剥削和迫害。故事的主人翁，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每周工作6天，但仍在休息日和女朋友有约一起看戏的情况下被叫去加班。他的工作职责是在满是铝粉的车间监督工人用铝纸打磨苹果手机的屏幕。悲剧发生了。当候在剧院门口的女朋友再次听到她男朋友的消息时，粉尘指标严重超标的打磨车间已经发生了爆炸，而她的男朋友正在病床上呻吟中熬过短暂人生的最后时刻。美国大众对此报告一片哗然：顿时，在生意场上借助智能手机利润如日中天，在股市中光芒四射的苹果公司成了千夫所指的公敌。可是，与此同时，在故事的发生地，却是沉寂一片。也许，那里民众的神经已经被此前同样发生在“富士康”的“十三连跳”刺得已经麻木了。更加触目惊心的是，在这整个过程中，中共政府在哪里？做了什么表示？
中共加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破坏了已有的公平的国际贸易法则，使国家干预甚至操纵成为必然，恶化了市场经济的生态环境。西方自由经济学说从18世纪亚当斯密开始就树立了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这种理论和之前流行的“重商学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在发挥每个贸易伙伴自身优势的前提下的互惠及互通有无之原则，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后者之所以被摒弃也正在于其囿于狭隘，不可持续性的通过保持贸易顺差，牺牲其他贸易伙伴利益而带来的畸形财富积累。西方对中共入世的积极态度最初来自其对国际贸易法则对中共约束力的幻想和对中国虚幻的“广大市场”的垂涎。而中共在入世后，不但继续通过赤裸裸的国家干预对诸如金融，能源，电信等核心市场进行保护，更是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的操纵，“出口退税”等变相国家补贴的方式大兴“重商主义”来取得对西方讨价还价的资本，减轻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迫害的压力，并腐蚀，拉拢西方政客，学者，媒体为其独裁统治站台。
西方主要民主国家在苏东解体，民主自由之风在全球成为主流的环境中，放松了对极权统治最后的堡垒–中共的警惕，不但任其坐大，还出于自身短期或党派利益的需要为其输血，使中共这个早已成为僵尸的历史垃圾能够在89巨变发生20年后的今天仍然奴役，挟持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成为支持全球一切极权，恐怖，反人类组织和政权的总后台，构成对世界和平及自由力量的最大威胁。表面上看，中共通过类似为Walmart等企业提供廉价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几千亿美元(2011年中方估计为6千亿美元；西方学界估算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并使美联储有足够空间完成其原本不可完成的同时保持低利息以促发展和低通胀以稳物价民生的任务，但美国和整个西方在此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是惨痛，甚至自杀性的。
此外，西方幼稚地希望通过中共加入国际经济循环加速其经济的私有化，市场化，最终带动其民主化。但从最近“湖州万人抗税”【1】和“温州老板跑路”【2】等事件反映出的现实却是民企作为中国经济中发展速度最快，利润最高，生命力最强，雇用人数最多的版块却在税收，贷款等最能体现政府扶持的方面受到压榨和刁难。与此同时，国营企业打着“上市公司”的牌子无偿从国家获得大量土地，低息贷款及由随意做会计假账而带来的低税收和低分红的特权。据估计，中国最大的121家国营企业的资产总值从2002年的3千6百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2万9千亿美元，其中增幅最快的阶段恰恰是2008-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肆虐之时，也就是“4万亿救市计划”实施期间。而在2009年中国国有银行贷出的总额高达1.4万亿美元的款项中，85%流向了国企。
中共所倡导的“北京模式”表面上看只是继承了“国家资本主义”的衣钵，走着德国，日本，韩国的老路，但其本质是不同的。由于中共政权顽固的独裁和专制特性，其所代表的“国家”和西方所理解的，或普通意义上的涵义有很大区别。譬如，在现有的中共“领导人”当中，有17名同时兼任“国家级”大企业的老板，而在中共中央委员当中，有27名是商界领袖。中共一党专政的现实给与这些“红顶老板”近似无限的权利和资源，但同时却近似剥夺了社会，或真正的“国家”，对其人的任何公束力，使“北京模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最新，也是最极端的变种。
西方著名记者，中国问题专家Richard McGregor在描述这些“红色权贵”时指出，中国50几家最大的公司老总在他们放在办公桌上的Bloomberg终端和家庭合影的旁边，总是有一台直通中南海的红色电话机。也许，以协助镇压“六。四”而闻名的中国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的官场经历给外人如何理解McGregor的这句话提供了生动的注解。2008年6月3日，“六四”惨案发生20年之后，新华社发稿宣布李小鹏“辞去”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的职务而出任山西省副省长。这份任命宣布的时机是否是选择性地具有嘲讽全体中国民众的意味我们未可知，但一个在正常西方选举体制下起码需要两年（成功率不定）的从企业老板到高级公共官员的转换，在一纸新华社电讯或党内“红头文件”中即刻得到认可和实施，使人们对于诸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者收购”等充斥中国的西方市场经济舶来名词的真实性或含金量有了自然，感性的认识。
中国“入世”的十年中，北京钻空子，耍无赖不开放市场，使“太子党”掌控的国企能攫取巨额利润，利用“金融剥削”摧毁性地削弱民间实际购买力，大力扶持“党产”国企，制造房地产，高铁等泡沫经济来敛财，通过外资，外企，外贸把中国经济牢牢地和西方经济绑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节选自《真实的江泽民》第十章；作者：《真实的江泽民》联合写作组）
（责任编辑：肖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