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5月01日讯】（大纪元记者海宁编译报导）北京律师张子萱的儿子吴晓天（音译）今年四岁。他从去年起就患有慢性咳嗽和鼻塞。他的症状在今年冬天恶化了，当时笼罩中国北方的雾霾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现在他每晚必须用一台机器以盐水清洗鼻窦。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张子萱说，她基本上不让吴晓天出门；如果出门时，她会给他戴上口罩。张曾在英国留学，她说那里和中国比起来，可谓“天堂与地狱”之别。
在北京和其他城市，致命污染物的水平已达到推荐值的40倍。这让父母们感到恐惧。他们采取措施，大大地改变了其子女们城市生活的性质。
父母把他们的孩子关在家里，虽然这有可能让他们疏远小朋友。学校取消了户外活动和野游。有条件的父母则通过是否有空气过滤系统来选择学校。一些国际学校在运动场上建起了巨型的前卫穹顶来确保呼吸健康。
张子萱说：“我希望我们将来能移居外国，否则我们会窒息而死。”吴晓天在他们公寓里的一张垫子上玩耍，旁边是一台新的空气净化器。
她并非唯一想要离开的人。一些中产和上层阶级的中国父母以及外籍人士已经开始离开中国。企业高管称，这一趋势可能导致人才和经验的大量流失。外国父母也以污染为理由拒绝了光鲜职位，或与雇主谈判要求发放艰苦环境津贴。
目前并没有关于逃离北京的统计数据。许多人仍旧渴望来北京工作。但是离开北京的议论已经在这个城市以及中国的微博和育儿论坛上越来越紧迫。中国人还在讨论去西藏、海南和福建等所谓的“洁净空气目的地”度假。
北京和睦家医院的家庭健康医生圣西睿智（Richard Saint Cyr）新近当上了父亲。他说，“我在这里六年，从未看到他们紧张到像现在这种程度。即便是我自己，我也从未像现在这么焦虑过。情况一直极其糟糕。”这家医院的患者中国人和外国人各占一半。他补充说，“特别是许多母亲，已经为自己搬到北京生活而后悔。我想许多母亲都受够了把孩子关在屋里了。”
人们意识到领导人无法遏制孩子面临的威胁，无法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很少有类似事件能更快速的侵蚀公众对中共的信任。2008年， 五千多名儿童因为学校在地震中坍塌而遇难，这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公愤；一场毒奶粉丑闻导致了六名婴儿死亡，并造成数十万名儿童患病。官员们却极力弹压愤怒的父母，有时通过武力，有时用金钱收买。
但对于空气污染的不满则广泛得多，而且势头越来越猛。
张子萱的父亲张小川（音译）是一名退休的报社管理人员。他说，“我不相信北京政府的污染检测数据。”
空气污染对于儿童和胎儿长期损害的担忧得到了科学研究的证实。《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暴露于高水平空气污染下的儿童会遭受永久性肺部损伤。这项研究是在1990年代的洛杉矶进行的。当时那儿的污染水平比现在中国的许多城市要低得多。
上个月，美国加州研究人员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儿童患自闭症可能与孕妇暴露由交通工具造成的空气污染中有关。在纽约进行的研究中，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产前接触空气污染物，可能导致儿童患上焦虑、抑郁和注意力集中方面的问题。参与该研究的部分研究人员，早些时候在中国重庆进行的一次研究发现，孕妇产前暴露于一座煤电厂的高水平空气污染物后，所生产出的儿童头围较小，身体生长较为缓慢，且在2岁时认知发育测验中表现不佳。该工厂关闭后，该地出生的儿童出现以上问题的比率减少。
分析表明，如果中国不改变经济发展政策并强化环境监管，未来情况不会好转。今年2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一份报告称，按照当前的煤炭使用和汽车尾气排放趋势，到2025年中国空气污染预计还会恶化70%。
中国北方的一些儿童医院报告，今冬空气污染水平加剧，前来就诊的呼吸道疾病患者人数很多。中共喉舌报报导，在今年1月空气状况糟糕的一周时间里，北京儿童医院每天收治的急诊患者高达9,000人，其中有半数是因为呼吸道问题。
家长则争相购买空气净化器。瑞士公司IQAir制造的空气净化器售价高达3,000美元，摆放在明亮的展示厅里。该公司中国区执行官墨菲（Mike Murphy）说，在2013年头三个月里，其销量是去年同期的三倍。
口罩已经成了城市着装标准中的一部分。张子萱在餐厅的桌子上摆出了五、六个口罩，还拿出了一个适合吴晓天的，款式简单、画着泰迪熊的口罩。学校也在采取紧急措施，吴晓天就读的私立幼儿园过去每周都会带孩子们参加校外活动，但今年这些活动大部分都取消了。
在著名的北京四中，污染指数高的时候，就会取消室外的体育课。这所学校长期以来培养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子女。
已经被耶鲁大学录取的高三学生董一夫（音译）说，“有蓝天、空气似乎很干净的日子非常珍贵，我常常会出去锻炼。”
为了让孩子们能活动起来，精英学校纷纷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其中就包括北京德威英国国际学校（Dulwich College Beijing）和北京顺义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eijing）。后者在今年1月建成了两个由合成纤维织物制作的白色运动穹顶，盖住了运动场和网球场。
学生活动主任约翰逊（Jeff Johanson）表示，这两座穹顶和辅助建筑的建设始于一年前，目的是让1,900名学生在天气恶劣和污染严重时都有锻炼的场所。工程耗资570万美元（合3,520万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医院级别的空气过滤系统。
老师们会查看美国大使馆每小时更新的空气质量数据，来判断孩子们应该在户外，还是在穹顶内部玩耍。约翰逊说，“小学生们再也不会总想着课间休息了。”
美国母亲达菲（Tara Duffy）表示，她为自己的女儿选择了一所早教学校，部分考虑因素是，那里的教室装有空气过滤器。这所学校名叫3e国际学校（3e International School），学校还邀请医生来讨论污染问题，并在雾霾水平升高时禁止孩子们在户外玩耍。达菲说，“在过去六个月里，红色警报的日子多了很多，于是他们就让孩子们待在室内。”达菲是一名撰稿人，曾做过某基金会的顾问。
达菲还说，她会检查每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以决定是否要带女儿去户外野餐或者是室内活动空间。
在中国居住九年之后，达菲决定要离开中国。她说主要理由有污染和交通问题。
住在北京的外国人，甚至在中国以外的外国人当中，很多都有这样的考虑。一对有一名幼子的美国夫妇，在考虑一家基金会驻北京的高级职位时考虑了污染问题，他们最终拒绝这个职位。
安可顾问公司（APCO Worldwide）北京办公室高级顾问麦健陆（James McGregor）表示，他听说一位家有幼子的美国外交官，拒绝了调任北京的机会，尽管美国国务院会对驻北京人员发放相当于工资的15%的奖金（这笔奖金的一部分就是污染津贴）。其他中国城市的艰苦环境津贴在20%至30%不等，因为这些城市也饱受恶劣空气的困扰。但上海除外，上海的艰苦环境津贴为10%。
麦健陆说：“我在北京生活了23年，我的孩子们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但如果我现在有年幼的孩子，我就会离开这里。很多人都开始撤离了。”
（责任编辑：张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