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3年06月05日讯】（法广记者流芳报导）今天是六月四日，天安门学生运动迎来了又一个纪念日。24年来，每年的这一天，始终没有放弃为这一民主运动讨回公道的世界各地不同阶层的人士，都会通过举办形式各异的活动，追思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丧生的青年学生。我们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电话采访到天安门前学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请他来谈谈有关六‧四的话题。
法广：24年之后的今天，你对六‧四这个日子有什么样的感悟？
王丹：24年了，六‧四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纪念，这本来就是我们民族不可承受之重。虽然这么长时间以来没有能够解决，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会因此而特别失望、或绝望。达成六‧四翻案，是我们共同争取的目标。可是在这个目标没有实现之前，是不是有些人能够坚持一种价值？这件事本身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即：坚持本人的意义，不亚于六‧四被翻案的意义。所以这么些年虽然六‧四没有被翻案，我仍然觉得我们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法广：六‧四前夕，你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港人放下分歧、团结争取平反六‧四。你在怎样的背景下发表的这封公开信？
王丹：最近香港有一些自称为本土民主派的人士提出香港与中国切割，香港不要关注中国的民主。所以呼吁市民不要去参加维园晚会。我针对这样的观点发表的公开信。实际上我觉得纪念六‧四的维园晚会活动并不完全是中国大陆的事情。这么多年香港坚持举办这一活动，它已经成为一种“香港精神”、香港独立价格的一种。所以杯葛、打着建立香港自己精神的名义去杯葛六‧四晚会，我觉得是自相矛盾的。
法广：天安门事件24年后，纪念六‧四是否有特殊的意义？
王丹：我觉得特殊意义就是我们的民族是一个经历了五千年历史的民族。但是至今，中华民族并没有真正崛起。其中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我们是一个善于遗忘的民族。我们对自己的历史不是那么的珍视。因此我们对历史中发生的很多教训就没有能够吸取。如果当初我们认真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会有六‧四这样的事发生。所以中国现在要往前走，就必须改掉善忘的毛病。应该记住过去的事情。如果要改掉这个毛病，就应该从记住六‧四这件事做起。
六‧四本身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如果仅就六‧四而言，它就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被政府镇压的事情。可是坚持纪念这个事情背后更强调的是历史记忆，本身对抗国家暴政——这样一个不仅中国、其实是整个人类都会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记忆本身与极权对抗。因此我觉得这一意义的重要性不下于对六‧四的悼念活动。
法广：你认为，目前平反六‧四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丹：平反六‧四最大的障碍当然就是中共本身了，就是杀人者嘛。从来没有杀人者愿意主动地判自己的死刑或者审判自己。所以只要中共在台上一天，我就不认为六‧四可以被平反。只要还是中共统治，他们就不会处理，因为这件事就是中共自己所为。它与文化大革命不一样。因为文化大革命本身受到破坏的就是共产党的干部。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也是给他们自己捞取好处，因为是给他们自己平反。可是六‧四完全是一个政府对人民的镇压，只要这个政府还在，它当然不会追究自己。
（责任编辑：李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