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悔之：越南为何不怕被TPP“颠覆”？

【大纪元2015年10月17日讯】对“走正路”的国家而言，TPP的一些条款是十分“阴险恶毒”的，例如遵守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智慧财产权、保护环境资源、资讯自由等条款，事实上等于规定其成员国必须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尤其是保护劳工权益和资讯自由，对“走正路”国家而言，如果接受了这些条款，就非“走邪路”不可了。

为何这样说？——只要稍懂政治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国家要真正做到保护劳工权益，就必须允许工人、农民组织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行业协会。例如工会、农会。有了独立于政府的工会、农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工人有罢工的权利。而农民也有类似罢工的权利。而一个国家一旦允许独立的工会、农会存在，允许罢工自由，这个国家离民主也就只有半步之遥了。

而资讯自由就更阴险恶毒，因为资讯自由包括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一个国家一旦允许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就意味着半只脚已踏进了民主的门槛。

对“走正路”的国家而言，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国企私有化，则意味着政府角色从领导者、管理者变为服务者。果真如此，不但人民公仆们的灰色收入将极大减少，政府规模、政府权力大大萎缩，而领导政府的、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党呢？也必然随之从渐渐从绝对领导者角色向民间团体角色回归。

上述，就是TPP的“阴险恶毒”所在。这也就难怪有人痛斥TPP是美帝的“颠覆”工具。

然而，TPP成员国中，“走正路”国家——越南的大名却赫然在其中。而且，它是2010年便宣布加入的。有人或许会问：越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知上述TPP条款意味着什么吗？就不怕颠覆吗？

答案当然是“NO！”

那么，明知加入TPP有“颠覆”之危，越南为什么还要加入其中呢？这得从越南近三十多年的变化谈起：

黎笋于1986年7月10日去世后，思想开明的长征被推选为越共总书记。随之他力主变革开放。就任总书记后不到一年，就以年事已高为由主动请辞，让位给较年轻的改革派人物阮文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民主制度架构开始在党内和国家层面缓慢地建立。近三十年间未曾出现过反复。

越共党内民主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央委员会对重大事项享有决策权。中央的重大政策主张、重要干部任免、大型工程计划等，都要在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这一制度使得中央委员会能够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起到制衡与监督作用。

（2）、实行中央委员会质询制度。２００２年开始，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提出集体质询，直至得到满意答复为止。此举开创了党内民主的新形式。

（3）、中央委员和重要领导职务实行差额选举，选举人的资讯公开化——选举前，将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家庭位址、电话等向全社会公开，便于党员干部和群众直接实施监督。

省委书记及所有省级干部的产生，均需有一定的差额比例，在全省干部大会上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

（4）、总书记由差额选举产生。越共的十大上，首次实行总书记差额选举。大会推出总书记农德孟和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明哲两位候选人。４月24日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投票选举总书记，投票结果农德孟获得900票，占76·６％，再次当选总书记。

在国家层面，越南的政治民主化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越共九大之后，最高领导层形成“四驾马车”制，即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越共总书记不兼任国家主席和军队最高统帅；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国会主席领导立法和司法；政府总理掌管行政。这样一来，党权、军权、立法权和行政权得到分立并形成制衡关系。近２０年来，上述四位高层领导人的更替，基本每五年更换一次。

越南的党权、军权、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权制衡并非玩虚的，2013年现任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在对越南公众发表电话讲话，当他谈及未能对现任总理阮晋勇作出谴责时留下了眼泪。同年，越南全国代表大会对现任越南党政最高领导人进行首次信任投票，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阮富仲没有受到指责，他的政治对手阮晋勇却受到了批评，其内阁成员也受到强烈批评——而且这些都是公开、透明的。

越南的“人大常委会”（国会）也非橡皮图章——由于国会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选的精英分子，越南国会的改革气氛最为活跃，是推动政治民主化的主动力。越南国会代表共计４９８人，由各省、直辖市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中，专职代表占２５％。

越南国会代表的直接选举，极大地增强了公民的参政意识，也巨大地增强了国会代表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越南国会代表审议法律草案时，绝不搞“全体鼓掌一致通过”那一套，不符合民意的条款通常遭到否决。例如2012年６月初，国会在审议劳动法修正案时，多数代表对草案中禁止工人罢~工的条款提出强烈反对。代表们指出：工人罢工都是由于工厂主违反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所引发的，许多代表轮番论证罢工的正当性：

“罢工是工人阶级成熟的表现，是劳资关系中的积极要素”；“若视争取权利而罢工的活动是违法，就相当于夺走了劳动者的最后斗争武器”；“罢工本身促进了生产关系沿着日益平等的方向发展，给劳动者带来利益，同时罢工也是自然选择进程中的部分之一，可以淘汰弱小的企业”；“应当允许工人为争取权利而罢~工，并且办理罢工的手续要简单！”

由于大多数代表的坚持，“禁止罢工”条款最终没有获得通过。

还有，越南的国会代表有权就某一问题质询包括总理在内的任何一位政府成员，质询场面向全国直播。每次国会会议总有一些部长受到质询，质询非常尖锐，不留情面。例如2012年６月１６日，越南国会代表接连几天反复就交通部这一集体渎职案件质询总理潘文凯，指责他作为总理没能履行好职责，也应为交通部发生的腐败问题承担责任。６月２４日上午潘文凯向国会递交辞呈，下午国会便投票通过——如此事件，在某兄弟国家是不可想像的。

从上述中可看出：越南目前虽不是民主国家，但与一些兄弟国家相比，它的民主程度大大超前的。而且，它的民主基础也是相对比较扎实的。

越南民主化程度较高，极大程度上得益于阮文灵任总书记之后，民主制度架构便开始在越南党内和国家层面缓慢地建立。而且，近三十年时间里没有出现大的反复。正因为得益于民主程度化较高，所以三十年的“变革开放”过程中，它没有像某国一样形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其权力腐败现象也远远没有某国那样严重。正因为如此，越南的制度转型所遭遇的阻力远远不像一些兄弟国家那样大。这，也就不难想像越南为何早在2010年就宣布加入TPP——虽然明知加入TPP意味着什么。

越共的渐进式主动转型，尤其是以“过河卒子”决心加入TPP，体现了越南政治精英高度的勇气、智慧、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从越共自身的前途而言，此举也是智慧的选择：因为主动转型既赢得了民心，也为越共重塑自身、进行现代化政党改造和作好第一次大选准备赢得宝贵的时间。凭借主动转型和掌握行政资源的优势，有理由相信，在五至十年内可能到来的第一次大选中，它极可能像国民党那样名正言顺赢得政权。甚至接连执政。——这，就是越南为何不怕被TPP“颠覆”的原因所在。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