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6年01月27日讯】
（三）真理，还用“检验、发展”吗？
（其一，“真理标准”的实质之一——造假：用邪说假冒科学，冒充真理，以“科学”“真理”双重包装蒙人。）
（其二，“真理标准”的实质之二——行恶：理论上否认“因果报应”，实践上反向“奖惩赏罚”，以“利益标准”取代“道德标准”、“真理标准”。）
其三，“真理标准”的实质之三——争斗：披着政党外衣，以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为前提，把“斗争哲学”当成“标准真理”，用“成败标准”顶替“真理标准”。
近期，习近平当局正加速清洗江泽民姘头陈至立曾长期把控的教育系统。2015年以来，大陆34所高校的53名高管被通报，其中，37人被查处，16人仍在被查。2016年1月8日，前上海海洋大学校长、书记潘迎捷（江泽民老乡，曾在中共十八大前夕“陪”江诡异露面），因受处分被中共上海市纪委通报，又引起网上坊间对中共借“大学独木桥”摧残学生、暴敛钱财，导致人才机构畸形等腐败罪恶的热议。
有人说，盲目扩大大学规模、数量，变相高价出售大学毕业证，造成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就业率越来越低。有人说，中共太不负责任，造成教育结构极不合理，中等技术人才常年短缺，产业结构调整成为空谈。
不过，它可不完全是盲目蛮干。“一根高考指挥棒，万马奔挤独木桥”，其实是故意“创设”的棋局，是其“斗争哲学理论创新”后的“新实践”。红色人才的看家本事，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即擅长“踩人”。培养人才，就是驯练“人踩人”（所谓“又红又钻”）。而“万马奔挤独木桥”，是最妙的一招，不光能教孩子受驯，而且可令家长就范。别看政府教育经费给的少，比例在乌干达之下，可这样一来收费可不低。一石几鸟，多美！这叫什么？“领导艺术”、“斗争艺术”。
不仅这些。所谓“弱势群体”，也是刻意营造出来的，它本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的另一层含义，或者说是弦外之音。公开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群体”，无非是“阶级”的替代词；“弱势群体”，无非是“专政对象”（其中的各类“访民”）、“团结对象”和“可教育对象”的总替代词。
国企改革也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人说，“主人”一下子变成“奴隶”了。那哪是变成“奴隶”了？本来就是。只是把“奴隶”的假主人外套给扒了。因为党需要一批失业（它叫“下岗”）者：一来免得影响党分赃（国企改革实质是明晰产权“分封制”、“家族化”），二来可增加不稳定因素，党好有“维稳对象”，丰富“第一要务”，在斗争中求稳定，使维稳既显得十分必要、任务繁重、艰巨，又非常迫切，从而成绩斐然，经费多多。真怕不稳定的是人民，恶党从来不怕人民的日子不稳定，而只怕自己的椅子和床不稳定。而党的稳定，就靠人民的不稳定。过去叫，“政治第一”，“政治压倒一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后来叫，“最大的政治就是稳定”，“稳定压倒一切”，“有了稳定，才有一切”，“维稳是第一要务”。一位老警察说的简明：“无论什么名目，都是一副手铐”。立那些“名目”，亦属于“斗争艺术”。
可是，中共无论怎么折腾，它都打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眼下，快完蛋了，依然如此。“‘自己都不信，还要强迫他人信’是中共这个邪教最流氓的手法之一。它知道邪教的教义是假的，社会主义是假的，已经破产，它自己都不信，但是还要人民信，不信还不行，不信就要镇压。最荒谬无耻的是，党还把它的这种欺骗理论写进了宪法，作为立国大纲（《九评》之九）问题是，这个流氓能够这么干到今天，今天还这么干，还有没有别的原因呢？
“真理标准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提高辨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其实，这就露馅了：压根就不用检验，“马列主义是铁定的真理”。讨论来讨论去，原地转圈儿而已。但是，这个圈儿不是转着玩的，也不是人们表面上理解的“雨过地皮湿”式的形式主义——它不是正常雨水，而是狼药、血水、人工毒雨。
那么，它的所谓“真马列主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中共依靠斗争哲学发家，也依靠斗争哲学维护统治。实际上，正是在中共发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民众头脑中的斗争思想不断强化。这终于使得原本讲究中庸之道、遵从以和为贵的中华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将斗争视作社会常态；将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视为常态；将你争我夺、尔虞我诈视为社会竞争的生存之道。”（《解体党文化》之二）
可以说，“真理标准讨论”的成果在于，在经历“文革”暴雨的“地皮”干过之后，再次“高度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马列奉为圭臬，同时又让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的“狼药”在人们脑海中沉积了一层，教人视之为“标准真理”，作为事实上的“真理标准”。在闷罐式的红色恐怖熔炉里，稍微放长了风筝线的同时，加强了思想控制的力度（即其所谓“改善了思想领导”），重新给“斗争实践”戴上了裁决真理的桂冠，从而给邪党躲过“文革”带来的严重生存危机、合法性危机，继续麻醉良知，败坏道德，使党奴们继续充当“只会说党话的工具”，找到了新的说辞和借口。也就给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为建设中心（‘一切向钱看’、以至后来的‘闷声发大财’）”的观念“更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扫除了思想障碍”。“党说啥是啥”“党叫干啥就干啥”。——涛声依旧。可以说，“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中共运用成熟的党文化，教人自我画地圈造争斗心牢的再洗脑运动。
想想看，本文开头提到的，声称“我早就不信共产党了”，“我什么都不相信”的人，却在忧虑：“没了共产党，中国怎么办？”或者是觉得“共产党是坏，太腐败，可现在也没有什么力量代替它呀？”若再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会说“没真事儿，没正经，没真理”。其实，是他被骗怕了，自己“没主意”了。说他“没主意”，只是说他没了“真正自己的主意”，而邪党灌输给他的那个“主义”大着哪，还根深蒂固。那个“主义”，虽然表层不是“马列主义”了，甚至连“毛思想”、“邓理论”、“三代婊”等邪说，他都给当笑话了。可是，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却像云雾之源一样，隐藏在其思想深处。尤其是斗争哲学，则已经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化为了争斗习惯，只是习惯成自然，自己都浑然不觉，也不愿不敢正视、承认罢了。何至于此？
在评论中共“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的问题时，《解体党文化》之三（上）中说，“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党文化教育危害最大的不是灌输的具体内容，而是灌输给学生的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认知框架。学生把这个认知框架内化以后，从此对该框架无法处理的信息或者采取极端排斥的态度、对该框架无法解释的现象视而不见、不闻不问，或者用中共灌输的扭曲思维方式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最后得出有利于中共统治的结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一方面很有思想、能言善辩，另一方面极端偏狭固执，对自己不喜欢的事物深拒固闭，满足于一种‘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
可是，“很有思想、能言善辩，”有的是什么思想？能于何言？如何善辩？“极端偏狭固执”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有选择性的无知状态”，到底是是什么状态？对此，《解体党文化》之四（上）里的两段话给了深刻而生动的答案：
“说今天的中国人离开党文化，就不知道如何思维了，不会讲正常人的话了，有人觉得这话太‘过分’，带有‘侮辱’性，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因为党文化的种种理论、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早已浸透人们思想的各个角落。”
“很多人，包括不少知识份子，在谈论国家大事时那种胡搅蛮缠、自以为是、怀疑一切的态度，让人很难平和的沟通。说他怀疑一切吧，他偏偏不怀疑共产党；说共产党不好吧，他说哪个党没有干坏事；说中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阻挠全面的改革吧，他说那是国情所限；说共产党正在迫害人权吧，他说证据在哪里；你指出证据吧，他说凭什么相信你的证据；说他喜欢共产党吧，他却忙着把财富和孩子送出中共治下的中国；说他不喜欢言论自由吧，他却很爱利用西方的言论自由来为共产党的恶行辩护……有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你列出很多共产党干的坏事，他一个一个地否定，胡搅蛮缠，总是为中共找理由，问你证据在哪里；说中共竟然割犯人喉管，他才不相信，反驳说塞块布就完啦，傻子才会费那么大劲去割喉管；你说网上都有，他还是振振有词，问你谁看见了？他说网上的东西你也相信？当你说出张志新的名字，他傻眼了，他才想起来行刑前割张志新的喉管却是共产党自己都高调承认的。”
他到底在干什么呢？“争”理——有理没理，都得争出个理来。
“求是”，在他那儿，早变成“争理”了。因为党妈永远的“伟光正”形象，完全是“争”来的。所谓“理越辩越明”，党妈的理也都是“争”来的，作为“唯一标准”的各类“实践斗争”留下的，也都是“争理”烙印。你看，中央电视台上，认错的，走马灯似的，一个接一个，不光大陆的，还有港台的，外国的。可谁见过党妈认错？
“真理标准讨论”所谓“提高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的内核，就在这儿，就是这个“斗争哲学”，或者叫“争理哲学”。
这意味着什么呢？
“人们‘告别革命’（过去的“实践”——引者注），只是告别了革命的表面形式，而革命的党文化内涵却几乎原封不动地留存下来。今天人们固然不再唱‘语录歌’、跳‘忠字舞’、热衷于大鸣大放、文攻武卫，可是中共的政治运动强化灌输的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和斗争哲学仍然被中国人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根本无须证明的普世‘真理’。”（《解体党文化》之三）
在红色字典里，实践，是斗争的同义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技战线、教育战线、思想战线、理论战线……。
可以说，“实践标准”，就是“斗争标准”、“争斗标准”，即“成败标准”：“今天的人们习惯于用‘成功’与否作为衡量个人价值的唯一标准，而不论其采用了何种手段。所以攀上‘款爷’、‘老总’是女人的目标，身边簇拥着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风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学是家长唯一的期望。在这种斗争哲学里，‘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败’基础上。这里没有良知与公义，也没有是与非、善与恶，剩下的只是成与败：成功便是好的，失败便是劣的，于是人人都想争做‘老大’。是故血泪工厂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惨不忍睹；有毒变质商品充斥市场，‘为富不仁’被视为理所当然；能够弄权枉法仍逍遥法外者，则被视为‘背景硬’、‘关系铁’……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邪说的灌输下，中国人互相争斗、彼此猜忌，整个社会成为一盘散沙，一群无凝聚力的民众更便于中共的极权统治。”（《解体党文化》之二）
有人以为，“斗争哲学”、“相生相克”都讲“一分为二”，差不多。其实这是误解。都讲“一分为二”，但讲法大不相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便是谬误。“相生相克”，讲共同依存，同时存在，不可分割，相互牵制，相互影响。在名称上，“相生”与“相克”并列，而且“相生”在前，“相克”列后，“和为贵”。其最典型的形象，就是太极图（俗称“阴阳鱼”），阴阳浑然一体。儒家的“中庸之道”，实质就是“保持相生与相克的和谐”，既不“过度”，亦非“不及”，这可使事物在平衡中，健康平稳地存续、发展。而“斗争哲学”，强调“斗争性是绝对的，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不怕过火”，“矫枉必须过正”。名称上只有“斗争（性）”，排斥了统一性。在实践上，则是“走极端”（如极左）、“绝对化”、“做绝”、“灭绝”等。这样，过度的相克，只会败事坏事，乃至使事物毁灭。因为它要“砸烂旧世界”，又要“不断革命”。
那么，“斗争哲学”的要害何在呢？钟华人先生对它的剖析非常透辟：“将一块磁铁敲破，使它断裂成两段时，断裂处会形成新的磁极，那这块磁铁就变成了两块，而这断裂的两块，是无论如何都连接不上的，它们断裂端会变成同一磁极，产生同性相斥的斥力，所以永远无法愈合。而当能量循环之链被完全打断后，断裂处，也会形成新的阴阳之极，并产生克力。社会如同一块磁铁，共产党将社会划分不同阶级，不断煽动阶级仇恨，将这两个阶级完全对立起来以后，就如同磁铁断裂成两段，它们在断裂处，产生了阴阳克斥力，阶级斗争便产生了。然后共产党便在断裂处抽走能量，全部流入自身，在两个阶级斗得你死我活时，坐收渔翁之利。”（《中华龙脉之六：相生相克》）消灭了老的地主、资本家，钱、地，最后都归于党了（变成了其邪恶的能量），党妈变成新的地主、资本家了，农民、工人还得养着共产党。区别只在于，党妈比老的地主、资本家胃口大多了，心黑多了，手狠多了。
再看看，其“争理哲学”在“实践斗争”中是怎么发展的。
中共的立场原则不断变化，其《党章》、《宪法》时常修改，“党的政策象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连其理论都“不断创新”：起初就马列主义，后来，加上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又加上三个代表，尽管前后互不相干，甚至互相矛盾，后来的却都自称为“新的继承与发展”。“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九评》之一）
其“老变”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其“斗争哲学”是超越相生相克的邪恶歪理，其“斗争实践”是灭绝性、自杀式的破坏。这样，它搞的东西，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有些东西，比如人民公社，它喊“万岁”，固然是自欺欺人，但起初它也不一定就想搞那么命短，但是“斗争哲学”这套邪恶路子，一搞起来，很容易失控，就像森林纵火犯，点火由他，火着起来就不由他了，说不定来阵风，还把他给烧死了呢。比如，“文革”，毛泽东的设想是“大乱达到大治”，结果搞起来后，一发不可收拾，越来越胡闹，最后折腾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共只好刹车，表面上还不得不“彻底否定”。比如，跛脚的改革开放，它讲“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是心里没底，喊“一百年不动摇”，那是蒙人，可搞到现在，过度的道德败坏、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过分的资源透支和环境污染，等等，早已难以为继。再如，江泽民的腐败治国，它最初的算盘是，一是把腐败当成粘合剂，自己好管理，二是拿腐败当靶子，好打击异己。结果，腐败成一滩污泥，逃官四起，裸官成群，民怨沸腾，正经事没人干，朝中也无人了，不打自倒。同时，也反倒给习近平收拾血债帮准备了把柄。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如此。“中共本想利用这次镇压来巩固其暴政，结果不仅没有能够‘充电’，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尽。现在中共已经坏得不可救药，就像一颗烂透了的枯树，无需风吹草动，自己就会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产党的企图到头来只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仅劳而无功，而且将毁了自己的前程。”（《九评》之五）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中共靠“斗争哲学”起家和生存，恐也会难免在“内斗”中自毁，或许“天灭中共”之棋的最后一着，就是这么落子的。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