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健：对中关村二小的校园欺凌说NO

【大纪元2016年12月12日讯】近日一北京家长爆料，四年级的儿子被同学扔“厕所垃圾筐”在头上，尿和擦过屎的纸洒一身，孩子因此患中度焦虑、重度抑郁。家长还称，老师定性此事为“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对方家长觉得就是所小孩儿淘气，学校和教育部门尚未回应。（《京华时报》2016年12月10日）

《新华字典》把学生解释为在学校学习的人，显然教育不只是读书考试那么简单。“学”是学习的意思，“生”是指生活、生涯、生命，也就是学校应该给孩子的是关于“生活、生涯、生命”的教育。生活教育，是教育孩子怎么做人，告诉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当然，很多学校也会说自己有生活教育，甚至还专门为孩子配备了德育老师。只是，教育不是说教，是言传身教，简单粗暴地对孩子说“好与坏”，并不是对孩子的教育，而是对孩子的精神奴役。

孩子缺乏“好与坏”的是非教育，“校园欺凌”在中关村二小这样的“名校”发生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暴力与欺凌和家庭收入、受教育层度没有联系，而是因为这个社会迷信权力和钞票，缺少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即便是学校在处理“校园欺凌”事件，老师和家长都缺少对孩子的尊重，没有认真倾听孩子讲述事件的过程，并和孩子一起沟通和讨论，对“好与坏”的区分达成共识。

从家长的爆料中看到，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从大人的视角来分析、观察、判断这个事情，整个过程没有儿童的视角。老师和家长急于下结论的批评，很容易让孩子养成争功诿过，忙着撇清自己责任的习惯。孩子也是人，是人就可能犯错误，如果在教育中，我们不尊重孩子辩解的权利，最终培养出来的就是一群“用谎言来逃避责任”的人。

为什么我们在电视里看到那么多犯罪份子在道歉时，鼻涕与泪水齐下，这除了有“用谎言来逃避责任”的成分，还有就是在孩子成长的教育中，家长或老师直接而生硬地要求犯错误的孩子道歉，其结果是把这些孩子培养成了“善于道歉的违纪者”。

在“中关村二小孩子遭校园霸凌事件”中，“名校”的老师在面对责任的时候，其伦理水平之低劣，让人觉得不可思议。面对孩子之间的欺凌，学校用的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维稳”思路，完全没有“教育”孩子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甚至，在整个事件中，连起码的责任和权利都没有公正的划分。

四年级的孩子向同学扔厕所垃圾筐、尿和擦过屎的纸，肯定不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开了一个过分的玩笑”，然后训诫孩子今后不可以这么做，让“施暴者”之一说一句“下次我会阻止他扔垃圾筐”这样的谎言了结。正确的处理办法，起码应该让犯错的孩子陈述自己这么做的理由，继而检讨自己的错误。

那个堵厕所门的大个子学生家长在解决纠纷中说：“老师可是听清楚了，我儿子说那都是他后桌先招的他，他才上课打回去的”，家长这样护短的教育非常“中国式”，其结果很容易让孩子变得自私自利，凡事只考虑自己的委屈，遇到问题就找别人的原因，这样的人，长大成人后，大多数都会成为在单位一事无成的“啃老族”。

西方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从小就会给孩子去建立社会规则感，孩子长大以后四处游走，父母也没有什么担心的；中国人教育孩子的时候，从小就喜欢护短，稍好一点的家长也是在小事上讲规则，在大事上护短，以至于孩子长大以后，父母都担心孩子在外面吃亏受气。

中国孩子长大进入社会，家长都会叮嘱孩子“在外面不要惹事，惹事会吃亏的”。在中国家长这里，不惹事不是为了遵守社会规则，而是为了“不吃亏”。不懂得遵守社会规则的孩子，长大以后做事就很难有“底线”，他们的“底线”都是建立在自己会不会“吃亏”之上。他们的“底线”都会随着自己社会权力的扩张，越来越向下“滑落”。

譬如，最近民生银行那个对女员工说“要么上床，要么下岗”的副总，他敢这么做，就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副总，他要是一个普通员工，就知道不能这么干，这就是随着权利增加，而“底线”在向下“滑落”的例子。

学校和家长的共同任务是让孩子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相处就会有合作、有冲突，无论是对合作方、还是对冲突的一方，彼此都应该相互尊重。在中关村二小，那个孩子“向同学扔厕所里的垃圾筐”就是对同学的不尊重，而这个不尊重的代价，就是这两个施暴的孩子必须在全班面前被宣布为“欺凌者”，让所有的孩子知道“欺凌他人”是错误的行为。

关于“校园欺凌”事件，这些年层出不穷，教育部等九部门也联合下发《关于防治中小学生欺凌和暴力的指导意见》文件。不容乐观的是“向校园霸凌说NO”这个事情，从社会、媒体、学校和家长等多个层面看，却越来越落入口号和形式之中。除了谴责和批评，在教育上，大家很少认真听孩子对“校园欺凌”的意见，孩子们也没有机会从不同角度来表达，自己在处理同学人际关系中的困难。

在“中关村二小孩子遭校园霸凌事件”中，处理这个事情，不应该仅仅是“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问题，而是学校里所有的孩子都应该了解这个事情，让孩子在不同的环境中来展开讨论，并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如果老师和家长仅仅界定“欺凌者”和“被欺凌者”之间的对和错，对孩子、对学校杜绝“校园欺凌”不是产生真正的作用。而在现实中，老师和家长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考试和成绩上，而没有安排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校园欺凌”的问题。

12月10日中午，中关村二小对此事发表了一份“官样十足”的回应，主要内容是“针对近期网络上出现的关于我校以及相关事件的不实言论，我校将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维护学生及学校声誉，并追究相关主体责任的权利。”这样的回应，实在是有辱“名校”二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处理“校园欺凌”事件应有的态度。

这份霸气十足的回应，正如以“权力”主导的社会现实，既然中关村二小如此认同“权力”，也就不要吐槽学生家长找各种关系来“欺压”学校。今天，我们的学校就是看人下菜碟的势利眼，根据学生家长的“权力”大小来处理学生之间的冲突，如果学校两边家长都不敢“得罪”，那就“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让两边家长自行“PK”。

据家长爆料，中关村二小让“被欺凌”和“欺凌”的两个孩子互动玩耍，并拍下照片发到班级群里，以示“和谐”。“不能让儿童做戏，绝对不能要求儿童扮演任何不是他们自己的故事”，这是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权利与媒体》、《新闻工作者的指导原则》、《儿童报道的新闻道德规范》等无数儿童权益相关文件中声明的最重要的儿童权益，身为“名校”的中关村二小竟然如此作为，其行为实在宁人发指，完全够格成为中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的“国际案例”。

“因为接到了区教委了解情况的电话，学校就恼羞成怒，不是配合上级处理问题，而是怒骂家长”，中关村二小校领导、老师这样的工作办法，这样的教育心态，将来一定会教育出对社会冷漠、对朋友无情，一切只管自己，自私自利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为什么一个良善而乐于助人的社会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有时候，不良教育带来的后遗症，远远要超过制度性带来的不公。

“校园欺凌”事件层出不穷，和以“钱”为导向的市场化社会环境、教师职业化之下的社会尊重降低有直接关系。学校应该是非营利性组织，教育应该是带着志愿性质的工作，而不该是一个普通的职业，凡是与学生有关的事情老师都应该注意，言传身教远远重于知识教育，“校园欺凌”绝对不单单是德育老师的事情，而是每一个教师的责任。

无论在什么时候，当孩子与同学发生冲突的时候，老师首先应该站出来为孩子主持公道。老师应该是公正的第三者，这是老师应该责任，同样，老师在学校也应该有这样的权 威。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和同学打架、起冲突，遇到这种事情，老师总是把我们叫到一起批评，彼此很快握手言和。

现在呢？为了维护学生权益，很多学校搞了家长委员会，有不少“钱多手表准”的家长，总是以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来干预学校的教学和学生事务处理，动不动就闹到教委去，弄得学校的老师人人怕事，不敢公正处理学生之间的冲突。

总之，“校园欺凌”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学校的原因，其核心还是老师寒心了，对孩子不敢管。说实话，去中关村二小上学的孩子，各个家长都是多多少少有点儿背景的人，只是强者之中有强者，总是有人要“吃亏”。

我也和不少“名校”的老师聊过天，他们大多数刚毕业的时候，还是对教育一腔热情，后来因为各种原因，也只能自保为上。想想中关村二小“被欺凌”家长在文章中写的那个书记，就知道我们的学校都是什么样的人在主事，教育无公正，社会那里来的正义呢？今天，我们看到的是“校园欺凌”，将来就是社会的欺凌，这个未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想像。

文章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朱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