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杀人系列之巴黎公社】

周晓辉:巴黎公社与中共的百年约定

周晓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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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7年01月15日讯】巴黎,一座无与伦比的城市,一座在临别时连轻轻的嘱咐一声“别忘了,再来”都显得多余的城市,几百年来吸引着无数人流连忘返。让人叹惋的是,今日让我们为之倾倒的巴黎却已非昔日的巴黎,而正是一百四十六年前巴黎公社点燃的那场大火,烧毁了卢浮宫的黎塞留图书馆、维勒旅馆、荣誉勋位宫、司法宫,烧毁了杜伊勒里宫、警察府、审计法院、圣马丁剧院和很多其它地方。这也难怪法国众多的知识分子痛斥巴黎公社,称其是“一个刺客委员会,一群流氓,一个充满罪恶和疯狂的政府。”

巴黎公社为何要焚毁巴黎?下令焚烧宫殿的国民自卫队司令Jules Bergeret曾给公社领导人发了这样一封信:“皇室的最后残骸刚刚消失了,我希望巴黎的所有古迹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显而易见,推崇暴力,敌视传统的巴黎公社和蛊惑其的马克思主义,是巴黎真正的罪人。

然而,巴黎公社的幽灵并未因其消亡而消逝。一百多年后,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共有约的这个幽灵闪现在拥有五千年文明、文化的中华大地上。同样,在这个充满文化底蕴的国度里,每一座房屋,每一条路,每一座寺庙,每个人的举手投足,背后都有道不尽的故事,其瑰丽的文化几千年来让无数外国人神往。只是巴黎的命运在这片土地上再度上演。

根据中共官方的报导,中共始终对巴黎公社“怀有深深的敬意”,“公社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使我们神往,公社社员为事业慷慨赴死的牺牲精神使我们热血沸腾”,为此,中共建政后,几次将马克思撰写的总结公社经验的《法兰西内战》作为中共党员必读的经典,而学习高潮则是在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中。

巴黎公社对文革的指导作用

据中共官媒刊登的文章,文革前,中共对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宣传、学习主要集中在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论战中。

被后人称为“中国农村的地狱之旅”的人民公社,就是将农民的衣食住行全部掌控在公社之下,公社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实体,公社统一分配劳动,采取平均主义的工资制度,而且农民不能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人民公社实行后,最终因挫低了人们的积极性,管理不善,归于失败,紧接着的是发生了三年大饥荒。

然而,彼时的毛却将人民公社与巴黎公社相提并论,认为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公社,遂平的卫星公社是第二个公社。1959年官媒在刊发纪念巴黎公社的文章时,要求“从正确对待群众运动的角度阐述巴黎公社的意义”,意思是人们要正确对待“大跃进”等运动。而毛推行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也再次证明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变种同样缺乏其成长的土壤,而这折射的是其所信奉的马克思理论根本不可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败后,中苏关系因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也出现裂痕。在与苏联的论战中,中共再次掀起学习巴黎公社和《法兰西内战》的热潮,强调暴力革命的必要性、普遍性,以反对苏联等国家共产党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人民日报》1960年4月20日);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批判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等等。

不过,上述宣传和学习与文革后的宣传和学习所产生的影响是小巫见大巫。

毛为了消灭党内可以与自己抗衡的对手,如刘少奇等人而发动的文革,在爆发后不久,就对巴黎公社的宣传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巴黎公社直接选举、直接参与的经验得到了高度评价和广泛宣传。

从巴黎公社的经验中,中共学到的是文革“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把束缚群众手脚的旧机构、旧纪律、旧制度打乱”。

1966年6月1日,毛还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那张大字报就称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同年11月3日,林彪在讲话中说:“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为了给夺取毛的对手的权力做铺垫,1967年,官媒对巴黎公社的宣传又突出了《法兰西内战》中总结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形式代替它”以及“公社委员是人民公仆”等内容,并鼓励“采取群众运动中涌现的具有生命力的新形式”,来代替旧的东西。《人民日报》当年2月3日的社论称,毛“把建设巴黎公社式的崭新社会的历史任务交给了我们革命造反派”,新成立的权力机构“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等等。

无疑,对巴黎公社的高调宣传,是彼时的毛为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寻找理论和历史根据,为脱离中共的领导从体制外造反、夺权提供合法性依据。在这样的宣传下,毛为各种造反行为披上了正当的外衣,这也是为何当时许多群众造反组织都以“公社”命名,都以摆脱党的领导、“革命造反”、“自己解放自己”自命。

而正是通过体制外民众对原有体制的冲击,毛在党内的对手一个个被打倒,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抓后凄惨的死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等也被打成“反党集团”。

在毛达到打倒党内对手、巩固权力的目地后,毛开始恢复原有秩序,进而打压群众运动。于是,从1968年至1976年,官媒对巴黎公社宣传的数量开始减少,且侧重点发生变化,如让领导干部学习巴黎公社经验,不要利用职权去谋私利、搞特殊化等。中共翻云覆雨的嘴脸由此可见。

文革后期,中共面对民众中日益不满的情绪,又要求民众用马列支持巴黎公社的态度,正确对待文革中的各种“新生事物”,并批判否定文革、不满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右倾翻案风”。

文革罪恶清单

文革伊始,正是在毛的有意识的支持、鼓动下,向暴力、血腥的巴黎公社学习的“红卫兵”们杀气腾腾的指向了“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就是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此一时期对中国传统文化、文物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远远超过巴黎公社多少倍。

据同兴撰写的《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记载:北京市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中,有4922处被毁掉,其中大多数毁于1966年8、9月间的“破四旧”中。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市仅从各个炼铜厂里就抢救出来各类金属文物117吨;从造纸厂抢救出图书资料320吨;从各个查抄物资的集中点挑拣出字画18.5万件,古旧图书236万册,其他各类杂项文物53万多件。

而这仅仅是北京一地。

让我们不妨列列全国被毁掉的古迹清单: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 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塚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孔子的坟墓被铲平,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被砸成一片废墟;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被平毁无遗;太原一百多处古迹一天之内全部毁掉;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被毁;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杭州岳飞坟墓被刨,其被焚骨扬灰;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海南明代名臣海瑞的坟墓被砸;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墓,还有吴承恩、蒲松龄、张之洞、康有为等诸多历史名人的坟墓被挖、被砸、被毁……

除了无数的古迹被毁,文物古董被毁坏更是无计其数。除此而外,还有无数知识分子遭到了凌虐,而他们最终选择了自杀。让我们记住这些自杀者的名字:邓拓、李立三、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团……

此外,海外学者研究认为,文革至少造成773万人的死亡。而其对文革道德方面的摧残也是史无前例:宗教场所被大量破坏,出家人被迫还俗,有信仰者被迫放弃信仰,文物被大量焚毁,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的儒、释、道三家被批判,这直接导致了文革后中国人道德的迅速下滑。

迄今,文革结束亦40年,尽管中共把文革定为“浩劫”,尽管中共否定了文革,但对文革的真正反思却被官方禁止。这是因为中共害怕反思的结果是揭了中共的老底,而巴黎公社与文革的关联也应是中共害怕反思的原因之一。毕竟中共“怀有深深的敬意”的巴黎公社是文革暴力的榜样,暴力的文革被否定了,暴力的巴黎公社还要“怀有深深的敬意”吗?#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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