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专栏】范锦明:中国人分三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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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以路条和户籍登记的制度,来限制农民移居城镇。除了当兵、念大学或通婚,农民子弟几乎不可能移居城镇。中国政府设计这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城镇没有什么商业,工厂也绝大部分是属于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劳工,城镇本身的劳动供给就绰绰有余。如果不对农民进城严格限制,大量农民进城,吃、住和寻找工作,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双元体系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成为二元体系。城镇居民绝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与国有企业职工,拥有较高的教育与生活水准。农民则归属于各个人民公社下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过着集体作息的生活。有个中国学者的太太一语道破这种二元社会的价值观:“我们虽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嫁给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毕竟城镇居民水平比较高。”
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外商投资的影响,对劳动需求大量增加。中国政府取消路条限制,允许农民可以到城镇找工作,以满足城镇的劳动需求。但是,仍然维持户籍登记制度,限制进城工作的农民,以免他们与城镇居民分享当地的公共资源。没有户籍的农民,在医疗、教育和各项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相同待遇。
有些新兴城镇,也为想要成为居民的农民开一扇小门,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就可以在当地户籍登记成为居民。例如,港澳台的商人,在当地投资多少金额以上,就可以有几个名额,可以为自己或乡下的亲友办理户籍登记。深圳则规定,农民连续在当地工作若干年,经过笔试完全通过,再缴交一笔金额之后,也可以办理户籍登记。
双元已演化成三元
中国这种为了防止城镇公共资源受到大多数人分享而限制户籍,造成人民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制度,在纳入香港之后,又多出一种人。香港政府基于同样的考量,把人分为“本地人”和“内地人”,不管来自中国的城镇或农村,在香港人的眼中,都是内地人。所以当香港的法官宣布,香港弹丸之地,已有六百万人口,若再无限制容纳港人在内地的婚生子女,香港终有一天会陆沉时,港人莫不拍手叫好,视为英雄。所以,中国现在似乎有三种人,“香港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原载台湾大纪元周报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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