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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18日讯】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府以路条和户籍登记的制度，来限制农民移居城镇。除了当兵、念大学或通婚，农民子弟几乎不可能移居城镇。中国政府设计这种制度的理由，主要是城镇没有什么商业，工厂也绝大部分是属于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所需要的劳工，城镇本身的劳动供给就绰绰有余。如果不对农民进城严格限制，大量农民进城，吃、住和寻找工作，都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双元体系的中国社会
中国社会就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成为二元体系。城镇居民绝大部分是军、公、教人员与国有企业职工，拥有较高的教育与生活水准。农民则归属于各个人民公社下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过着集体作息的生活。有个中国学者的太太一语道破这种二元社会的价值观：“我们虽然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嫁给城镇居民，而不是农民，毕竟城镇居民水平比较高。”
改革开放之后，受到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外商投资的影响，对劳动需求大量增加。中国政府取消路条限制，允许农民可以到城镇找工作，以满足城镇的劳动需求。但是，仍然维持户籍登记制度，限制进城工作的农民，以免他们与城镇居民分享当地的公共资源。没有户籍的农民，在医疗、教育和各项社会福利补贴等方面，无法与城镇居民享受相同待遇。
有些新兴城镇，也为想要成为居民的农民开一扇小门，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就可以在当地户籍登记成为居民。例如，港澳台的商人，在当地投资多少金额以上，就可以有几个名额，可以为自己或乡下的亲友办理户籍登记。深圳则规定，农民连续在当地工作若干年，经过笔试完全通过，再缴交一笔金额之后，也可以办理户籍登记。
双元已演化成三元
中国这种为了防止城镇公共资源受到大多数人分享而限制户籍，造成人民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制度，在纳入香港之后，又多出一种人。香港政府基于同样的考量，把人分为“本地人”和“内地人”，不管来自中国的城镇或农村，在香港人的眼中，都是内地人。所以当香港的法官宣布，香港弹丸之地，已有六百万人口，若再无限制容纳港人在内地的婚生子女，香港终有一天会陆沉时，港人莫不拍手叫好，视为英雄。所以，中国现在似乎有三种人，“香港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
(原载台湾大纪元周报第4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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