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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3日讯】 1957年3月12日，北京怀仁堂。来自全国各地的宣传部门主管官员和中共中央特意召来的文化界、民主党派知名人士，正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聆听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强调：整风的对象是”三风”，即存在于共产党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整风的主要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谆谆告诫： 不要怕批评，不要怕毒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共产党、人民政府也是这样，也不怕批评，也批评不倒。
毛泽东并且以史为证–
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这两个党比较起来，谁怕批评呢？国民党害怕批评。它禁止批评，结果并没有能够挽救它的失败。
共产党因此需要批评，欢迎批评。批评既必须来自党内，也应该来自党外，尤其应该来自文化界和民主党派。毛泽东针对当时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中普遍存在的”运动后遗症”即恐惧心理，指出：”有的人说，有文章不敢写，写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评，我看这种顾虑可以消除。”为什么可以消除？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收和放。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
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
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国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毛泽东充满激情地号召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大胆地放、痛快地放，”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希望一切同我们共同奋斗的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克服困难，不要怕挫折，不要怕有人议论讥笑，也不要怕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
毛泽东的滔滔宏论，博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本文主人公许杰，便是当时欢欣鼓舞的鼓掌者之一。识见渊博的毛泽东不会不注意到许杰。散会后，毛泽东信步来到代表中间，紧紧握住许杰的手，大声说： “久仰，久仰，你原来就是那个写小说的许杰；喔，还有一位安徽籍的地理学家许杰。欢迎你们民主人士给我们提意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
许杰激动不已。他决心不辜负领袖的厚望。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刚结束，他就匆匆返回他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以民盟华东师大主委的身份主持盟员会议，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说：”我们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真心实意地鸣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并以身作则，迅即贴出中文系第一张大字报。
不久，反右爆发，许杰成了华东师大头号右派。
在公众眼里，许杰头上有三顶光环，一是”进步作家”，二是”忠厚人”，三是”青年导师”。所有这些光环和头号右派的定论当然不相容，所以校内校外的大小骂家，不约而同地以清除这些光环为己任。许杰是”进步作家”吗？叶以群、孔罗荪、姚文元联名发表文章–《许杰在文艺上政治上的反动道路》，旗帜鲜明地回答：”否！”在他们笔下，许杰的第一部小说集《漂浮》是竭力向青年灌输”灰暗、绝望、听天由命的没落思想”，”它的作用就是削弱、破坏青年的革命意志，打击他们积极进行革命斗争来改造社会的理想，引导他们走向颓废、反动的道路。”中篇小说《暮春》，”也都是宣传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同当时进步的、民主革命的潮流完全是敌对的。”许杰的文艺理论研究也不例外，他所主张的”文艺教育论”，是要文艺”为蒋介石王朝的反动政治宣传和反动教育服务。”他所主张的”文艺建设论”，无非是分化和拉拢进步作家的圈套；他所主张的”文艺自由论”，则是明目张胆地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粉饰太平，是”彻头彻尾的反共反民主！”总之，从创作到理论，许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质都昭然若揭，他当然只能是”反动文人”而与”进步作家”无缘。许杰是”忠厚人”吗？罗荪撰文–《许杰的一条反社会主义道路》说”否”！罗荪判定：许杰”这个’忠厚人’不过是貌似忠厚，背地里却要大放其火，把火烧得越大越好，他希望借此可以把社会主义烧掉，把共产党烧掉”。受过许杰庇荫的晚辈作家王世德更以他的”亲见亲历”来印证许杰大奸似忠。他提供了两个线索。一是，他曾亲见许杰在1948年写文章提倡小资产阶级文艺。提倡小资产阶级文艺实则是”右派分子在解放前夕，人民革命飞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以’左’的’进步’的面目出现，提出与真正进步理论背道而驰的修正主义口号，以引导青年走向和进步的文艺运动背离的道路。””其用心是恶毒的”。二是，王世德把自己写的小说送呈许杰指正，许杰居然把那篇小说推荐给上海铁路局办的一家综合性杂志。王据此质问：许杰为什么不把那篇小说推荐给进步杂志，却篇要寄给反动的官方杂志呢？许杰和反动的官方杂志的这种关系使人不能不感到：”他在解放前的暧昧面目有进一步了解的必要。”
象梅韬揭发肖干那样妻子出卖丈夫，象舒芜揭发胡风那样弟子背叛师尊，象胡思杜揭发胡适那样儿子唾骂老子。冲决一切人伦准则，只要革命，不要亲情；只要斗争，不要人性。为了虚幻的追求甚至仅仅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不惜反目为仇，同室操戈，豆萁相煎，这在当时已成时尚。这种时尚在许杰批判中也有体现，王世德之揭发许杰不过是首开记录。《文艺月报》编辑王道乾、华东师大中文系1952年毕业生柯国外紧随其后。许杰对五十年代学术争论的变质体验极深且一向颇有微词。他认为，学术争论不是政治斗争，论争双方是同道而不是敌人，所以必须互相尊重，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善对话。否则，彼此都以真理化身自命，以审判者自居，那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成则王，明天不免败而寇。这样的所谓学术争论不仅没有任何学术意义，反而会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他以朱光潜美学思想批判为例，说，黄药眠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批评朱光潜是唯心主义，而结果蔡仪批评黄药眠自己是唯心主义；后来朱光潜又批评蔡仪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机械唯物主义；后来李泽厚又来批评朱光潜。之后，总会有人再批评李泽厚不是马克思主义。谁都自以为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却谁也逃不脱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名，这种”宿命的灾难”实在值得学术界反思。他不仅私下里这样讲，还据此写成《明辨是非的批评和反批评》、《从”宿命的灾难”谈起》两篇文章交《文艺月报》发表。在文章中他质疑说：”黄药眠、蔡仪，以及现在写文章的朱光潜，都是在主观上希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科学的、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来解决美学上最基本的问题的。但是，为什么彼此都可以轻易地冠上不能逃避这个’宿命的灾难’的帽子呢？”他断言，一部分原因，在于批评家的个人素质，”有一些批评家，可能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看到一点东西，立刻如获至宝，自以为是真理的保镖，实在却是一个无知的莽汉”。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思想文化领域历次政治批判对学术规范的粗暴践踏：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扣帽子式的批评的流行，是和文艺界长期以来整风、思想改造、肃清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这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分不开的；而经过了这一系列的思想批判运动，我们的文艺思想，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固然这些批评，特别是文艺领域上扣帽子式的批评，一直到了现在，还给我们留下许多坏的影响，造成许多副作用。但在某些方面，是否应该给予一些肯定，也是一个问题。
这里的用词已尽可能委婉，但明白无误地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在当时不免惊世骇俗。正是考虑到这个因素，《文艺月报》在发表许杰的文章时，将此节文字删了个干干净净。这段鲜为人知的内幕，王道乾亲眼所见，便在许杰批判时当作秘密武器和盘托出。他在揭发之后义愤填膺地谴责说：
我们只要恢复了他的真面目，就不难看出许杰两篇杂谈中扭扭捏捏、绕来绕去的文章后面的原意了。他振振有辞地反对”扣帽子式的””一棍子打死的””提高到一定的政治高度”的文艺批评，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反对党在几年以来所领导的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他露骨地全盘否定了过去党所领导的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说党不能领导文艺，马克思主义就是教条主义。这种论调在这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听到的还算少吗？许杰和别的右派分子的不同处，就在他更早地就”放”出来了。
王道乾的秘密武器还不止此。他继续揭发并怒斥说：
许杰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是万分仇视的，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一句话我们把他的口气改得缓和了一些，现在也给它恢复原状，看看他是怎样咬牙切齿地诅咒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应该看得清楚了吧，如果这位批评家仍旧操着这一类武器，难道我们就不能摸清他的底子，估计一下他的吃奶本领吗？”（发表在《文艺月报》二月号上的文章的句子是：”对他的批评多方估计一下吗？”）
如今许杰的”吃奶本领”也使出来了，他的本领已经大白于天下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他的”悻悻然伸拳卷袖”而吓倒，唯心主义的”宿命的灾难”确是降临了。
许杰对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批评，并非许杰的一家之言而是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有识之士对”无产阶级金棍子”满天飞的强烈抵触情绪。这样的言论也被定罪，事实上意味着此后所有异见者只有挨打的自由而再没有喊痛的自由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强权政策也就可以畅通无阻了。
晚辈揭发前辈，编者揭发作者，由此挖掘出来的”铁的事实”说明：许杰”平时’沉得住气’，那正是他的阴险，他口头上自称’惭愧’，其实正是他在’窥测’时机，只要时机来到，他终究要撕破脸皮，露出本相，大干一场的！”许杰当然绝非”忠厚”之辈而是善于隐蔽的人民公敌。
许杰头上的最后一顶光环”青年导师”，也因为华东师大1952年毕业生柯国外的揭发而烟消云散。柯致函母校，指控许杰曾对他拉拢和挑拨他与党组织之间的关系–
当许杰的反动罪行被揭穿后，我大吃一惊，觉得有必要写这封信，表示站稳社会主义立场，坚决与许杰划清界限，和母校全体同志一道与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干休！
原来许杰的别有用心的活动方式之一就是有意拉拢一些非党青年，关心他们的”进步”。许杰一面拉拢，一面进行挑拨，仿佛说明党没有什么，只有我许杰最关心你们，爱护你们，才是你们的指路人。1952年，临毕业时，许杰要介绍我加入民盟。他说：”入党不容易，可以先入盟；入了盟，以后可以由盟转入党。”后来据许杰说是民盟吸收对象改变了，我才没有加入。我毕业后，每当我回母校和许杰见面时，他总是这样”鼓励”我：”好好努力，争取入党，只有入了党，才有办法。”怪不得许杰自己一再要求入党，现在我已经清楚了。我要问许杰：你这样关心我的政治前途，用意何在呢？这，只有许杰自己最明白了。
柯国外意犹未足，便用更加”触目惊心”的”事实”揭发许杰不仅竭力笼络他，而且竭力煽动他”去仇视党和痛恨党”–
记得有一个暑假里，我回母校去参加校友联欢会。会后，许杰拉我往他家里去吃午饭。饭后，在寂静的客厅里，许杰和我谈起母校的一些情况。他说：”我曾经几次向领导上提出要你回母校培养，以你的业务水平，不久即可以开课；无奈领导上认为你不是党员，所以始终不同意。这叫我也无能为力，只有靠你自己了。”（大意）结论还是只有入了党才有办法。我当时就很奇怪，我从来就没有向母校提出过我要回去工作，许杰为什么又对我说这些呢？但我又想，这是老师要提拔我的好意，我应该表示感谢才对。现在看来，许杰的用心是何等恶毒。
柯国外的揭发正好迎合了有关方面之急需。以此为据，有关方面得出结论：”许杰在学生中，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来拉拢群众，其恶毒和阴险是在于貌似关心，而实际上则是拖青年的后腿，拉青年下水，把青年作为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当时报纸在报道华东师大批斗许杰的消息时，标题就是：《”进步”教授现原形，许杰利用青年做政治买卖》。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许杰当年的晚辈、责任编辑、嫡系弟子的”亲见亲历”最易说服读者，对许杰在政治上颇具杀伤力。如此判决也就理直气壮了：许杰既非”进步作家”，也不是”忠厚人”，更不是”青年导师”。”从上面所揭发的一系列的事实来看，许杰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他的政治野心，使他失掉了’作家’的灵魂”。似此，谁还敢说在政治上把许杰一棍子打死不是”替天行道”呢？
许杰陷入无产阶级专政的重重罗网，上天无门，入地无路，惟有缴械一途。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一日，《文汇报》将许杰的检讨当作华东师大反右斗争的一项阶段性成果，以显着版面推出。检讨标题用的是当时右派中最流行的词汇：”我在人民前面低头认罪”。
检讨开篇，许杰就把官方指控的罪名一古脑儿地包揽了下来： 我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的思想本质，是一贯的反动的。我一向伪装进步，但从来没有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来过，我的立场，也是一贯的反动的。到了这次党的整风期间，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更加发展得完整起来，成为一套有完整体系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暴露了一系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和罪行。我犯了不可饶恕的大罪!
为了佐证这些指控的”客观””公正”，许杰不厌其烦地铺陈了自己”在这次整风中的反党事实与经过”，形形色色的”煽动”、”挑拨”、”欺骗”、”阴谋”充斥其间。活脱脱一副跳梁形象。许杰就这样自己剥下了自己”进步作家”、”忠厚人”、”青年导师”的光环，佐证了姚文元们对他的种种指控。
检讨的最后，免不了要公式化地表个态–
我的立场反动，恩将仇报。解放以后，党对我这样信任，重视和优待，我却毫无心肝的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对党，对人民，犯了无可饶恕的大罪。我还不肯自绝于人民。我要改过做人。我决心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我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一个考验的机会，让我不断在学习与工作中考验，让我在学习与工作中改造。我要在艰苦的考验中彻底打垮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我要洗心革面，彻底改造，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一次重做人的机会!
许杰的自我妖魔化不可谓不彻底。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赦免。他被扫地除门，二十多年之后才终于恢复名誉，重返华东师大。
1993年9月，许杰去世。去世前自感来日无多，懮患情结愈深。无论在家还是住院，总是与患难之交徐中玉教授谈两件事，一是强调中国要稳定要发展，必须高扬”五四”提出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二是呼吁强化社会公德教育。”死时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德（先生）、赛（先生）普降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这，或可概括为许杰的遗愿吧。
转自《新世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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