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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0月10日讯】
前不久《战略与管理》杂志上胡鞍钢先生间接上了一份的“谏书”，谨慎地建议当局尽快推动制度转型，以主动避免危机，创建政治合法性。胡鞍钢先生的观点最近受到了一些网络媒体的关注。胡鞍钢先生的“新思维”也许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即使是在党内，他提出的这些“制度创新”目标在80年代就已经是党内开明派的共识了。而对于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他只是在谈论“乞丐式民主”的可能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尽管是可疑的，但谈比不谈好。不过稍有记忆力的人不会忘记，胡鞍钢先生在“新政府”到任不久所上的第一份奏折：《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在那本急功近利的“报告”中，他所表现的的强烈反立宪主义情绪和反经济学常识的“学术理性”给人印象同样深刻。因此我不清楚一个如此热衷于中央集权政治的人如何改弦更张开始热衷于道格拉斯-诺斯的事业来了。当然我们不好作“诛心”之论，但胡鞍钢先生几年来“思想的进步”或“变化”使我们怀疑：“更新的政府”在产生之前一方面压制言论自由，另一方面感到了理论的贫困和急需援助。还有，感到理论贫困并需要援助的也包括党内知识分子本身。
当下中国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过度时期”。由于面临权力移交，政治控制和新的政治分配努力同时存在。这一方面导致了控制在体制外投入过多，而另一方面，体制内因新的分配努力而出现裂痕。胡鞍钢先生的“改革言论”当然比党八股更值得肯定，但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主要不是学术性的，甚至也不是政治改革方向上的，而是“政治人”在一次政治结算之前的不安、燥动、投资与期待。它显示党内知识分子掌握了某些的政治信息，也显示了无法确认更多信息的那种无奈和冒险。权力系统内部出现了“搭便车”和“制度创新”的多重变局。
无独有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先生最近也谈起了政治民主。高尚全先生在海南省召开的“经济转轨制度安排比较国际研讨会”上，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五个方面。（《经济参考报》10月８日）这五个方面是：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中华文化、民主政治。这显然也不能理解为一次学术演讲，而是商业演讲。不能说他是对“三个代表”的修正，但完全可以理解他是对“三个代表”、以及“后三个代表”那种政治力量的揣摩。
党内知识分子的“改革”言论在寻求新的庇护力量，包括新的权力和新的市场。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体制内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的双重合法性危机。或者说，政治合法性危机首先通过它最敏感的神经部门——体制内知识分子表现出来了。90年代以来，中国党内知识分子丧失了80年代“幕僚型”的政治合法性，权术型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但这批知识分子越来越发现：随着机会主义权力合法性的危机的到来，他们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境：一方面要帮助权力合法化，另一方面，由于思想的民间化使他们感到与时代距离太远了，因此必须“迎头赶上”。他们迫切需要转换陈腐的政治语言，以便在新的竞争中不被淘汰。他们发现，不仅要讨好权力，也要讨好市场或民众。
党内知识分子不打算被扔进水塘里。因此他必须扮演帮助权力合法化和批评权力的双重角色。显然，这两种角色是冲突的，他们哪个角色都无法胜任。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种悲剧命运是注定的。这种悲剧惟以“奉禄”和暂时象征性荣誉来安慰。不过遗憾也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被迫意识到，这种“谋食之道”越来越是一种羞辱。为此他们应该感谢90年代后期思想的民间化——民间思想恢复常识的努力使一切体制内语言表演都成了笑料。这种理性自觉能让体制内知识分子走多远，可能主要不取决于他们的理论水平和道德水平，而更取决于中国政治反逻辑的随机性变动。
党内传出来的“不同声音”也说明，“政治看守者”在网络和媒体封锁正捉襟见肘之时，自己后院也着火了。即使不是因为技术进步的原因，中国政治也走到了这样一个时代：勃烈日涅夫晚期——人们都在打哈欠，不想在等了。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而没有任何人再能彻底控制它。
（2002年10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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