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生涯中 杜斌的第二个“37天”刑拘（下）
【大纪元2021年01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新安采访报导）被羁押37天后，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纪录片制作人、作家杜斌于22日晚间取保获释回家。杜斌在次日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详细介绍了自己此次被抓的前前后后。他表示自己无罪，并对外界朋友的关注表示感谢。
新书出版
被中共查抄的电脑里面还有他写的书稿和照片资料。其中就有《赤色恐怖：列宁的共产主义实验》这本图像书，警察也看到了这本书的出版信息。由杜斌自费出版，和台湾台中市的出版公司签署的合同。
“那天我刚刚打印出来拍的照片、签了字发过去。1月5日印厂就交货了，现在在网上应该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书讯了。在台湾的网络书店应该已经开始销售了。”杜斌说，“这本书也没有提到中国，他们觉得列宁跟他们也很远，也没有问什么东西。”
“电脑里还有澳大利亚齐家贞大姐的一本书叫‘毛主席的父女囚徒’，我帮她校对了一下里面的错别字和标点符号，大兴的国保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书稿的全部内容。其它的，还有我正在写一本关于河北省永年县在1945年—1947年被围困的书稿。”
杜斌说，“那上面能够非常清晰地展示出来我是如何认真的对待史料的。比如台湾国家档案管理局的档案编号、具体的年月日、出处我都标在上面，密密麻麻的，这些资料来源、每个引用的话都涂了颜色。我做这个书、尤其是历史类的书籍，我就是根据史料来写的，全部都是非常严谨的，就像做严肃的学术研究一样。”
“他们在审讯我的过程中，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些史料的事情。我说我每句话都有依据，每句引语都有出处，这就是我的写作态度。这涉及到我的名声，如何严肃地对待史料，这涉及到我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准则。他们说你有没有捏造的地方，我说绝对不敢捏造，他在笔录上出现的就是‘绝对不敢’。”
1月6日最后一次提讯，警方表示对银行账户里面里还有三笔钱他们不了解，其中有一个是通过支付宝打印出来的资金流动情况。他们说，“我们注意到已经一年多了，每天都有增加5.88元，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后来杜斌回到了监室里就问其他人，其他人就说了这就是支付宝公司里的余额宝，就是为了刺激消费，买东西花一点钱他就给你增加5.88元。
一件白背心
杜斌被送进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正好天气降温，监舍很冷。他说，“屋里有一个铁门，后面还通风的，里面也冷，有的人把袜子有几双袜子穿几双，因为坐板那地方也冷，夜里睡觉也通风的。”
“审讯的时候那几天天气特别冷，当时我进去的时候就是穿着个棉袄，那个棉袄有好多人穿过了，棉袄也脏，棉裤也脏，敞着个怀，上面那个黏扣又黏不住，穿的时间太长了。戴着手铐，穿着拖鞋，穿了一个袜子，坐在铁椅子上。”
后来监室里的管理员（大牢头）给他找了一个旧的白背心，杜斌觉得挺感激的，因为天那么冷，都降温了，这个小衬衫多少人让人能显得体面一点。
“后来我一直都不能洗，因为我没有替换的衣服，别的人都有人存钱买吃的买喝的、买袜子，跟我在一起的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我一直在开导他，他就买了一双袜子给了我，别人又给了一个内裤。内裤、袜子可以换洗，唯独就是这个衬衫，里面穿了一个衬衫不能洗。”
第28天的时候，杜斌第一次和律师见面，只有20分钟。他刚把一些案子的主要事情交待完，见面的时间就结束了。
第二天和另一律师见面，律师告诉他说，拍照片的事情，跟寻衅滋事是没有关系的，构不成罪名。出版书又没有拿到国内来销售，没有给国内的人看，又没有放在互联网上给大家看，这个跟寻衅滋事也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这个罪名是不成立的，我们回去要给你办理取保候审。”
杜斌对律师说，“如果我被捕了，一定要再过来看我。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以前有一个以色列的女朋友，她跟我们家里也没有联系过，我被抓了她也不知道。这次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根据我的感受，不像2013年被抓那次那么乐观，所以就是要把这个信息传达出去。就是我被抓了，有可能会在里面待着，所以就很对不起她，就让她不要再等我了。”
在第35天的时候，犯人劝他把白衬衫洗一洗。他说，“现在家里倒给我存钱了，我想买东西，现在问题是我什么也买不到，吃的因为疫情也被取消了，有钱买不到东西。我又没有替换的衣服，我这两天就要见检察官了，如果见女检察官你敞着个怀实在是太失礼了，所以我说脏就脏吧，反正我就待37天，绝对不会多待。”
“报号员（二牢头）听见了也没说话。报号员就是叫号员，该坐板了，他就说‘上板’，坐板结束了，他说‘下板’，开饭了他说‘都下来排队’，就做这个工作的。”
戴上护目镜提审
大兴的疫情逐渐加重，确诊病例不断增加。杜斌的案卷已经被交给了大兴区检察院，进行审查逮捕阶段，要走检察院提讯的流程。跟女检察官见面的时候，杜斌被叫到了审讯室，这次是通过视频，就是不让在押人员与外面的人接触。
后期他跟警察见面的时候，都要戴上护目镜，戴着皮手套。杜斌问警察：外面的疫情是不是加重了？警察则说：外面的疫情是有点加重了，不过这跟外面没关系，这就是为了保护你们。
女检察官提训时省略了很多个人信息，就问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你觉得你有罪吗？杜斌说：“我觉得我没有罪！”“我在海子角村拍了几张照片，这个本身是构不成寻衅滋事的；另外我在香港出书，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正常的出版。我的出版和版税收入都是合法的。”
签取保候审的时候，有个警察跟他说，他进了看守所以后，第2天分局领导又拿着他的钥匙，跟着房东又去他家里搜查了一次。
“我的住处可能还有别的对他们来说更好的证据，其实他们已经找到那几本书，别的也没啥。他们后来可能也没搞到什么东西，可能也就没有办法了吧。”杜斌说，“但是有一点我能感觉到，他们就是要想把我搞进去，让我坐牢，我能感觉到很明显的，否则的话他也不会下那么多的功夫，一遍又一遍地做那些笔录。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走，最后又匆匆忙忙地把我放出来了。”
2013年的丰台国保支队的队长曾对他说，这是中央领导交办的案子。
“这一次2021年，我被刑拘37天，以‘寻衅滋事’的罪名又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又被释放了。这次给了我一个取保候审义务告知书，又给了我一个取保候审决定书，然后又给了我一个看守所的释放证明书。应该说我多少比2013年丰台国宝那次收获还多，收获了多两张法律文书。”
他说，“有一点我还是很高兴的。通过这种方式，多少也能证明了我的清白，至少证明我没有捏造这些历史事实。我就在想了，我就一直坚持，为什么我要用这种非常严肃的、类似于学术研究一样的认真态度，来对待这些史料，原因就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本身已经足够，完全无需任何一个字的捏造。”
童年的伤口要用一生治愈
当局为什么要针对杜斌写书罗织罪名，想把他送入监狱呢？对此，杜斌表示，“我个人觉得他们之所以提到这些事情，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觉得我写的这些应该说都是寂寂无名的小人物，通过他们个体的这些遭遇，可能就看到了整个国家的这个状况。所以他们觉得很不舒服。所以他们就要看一看，这些年来我通过写书又挣不到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热情来做这个？”
“其实我跟他们说得很清楚，就是因为我童年的经历。童年给我留下的感觉就是饥饿，因为我不爱上学也不回家，老娘见到我就打我。那会儿我就觉得我很可怜，我就像那些小动物一样受伤害，总之我可能要用这一生来治愈我童年不愉快的经历。人家说‘七岁看老’，就是童年的幸福和不幸福会影响你的一生。幸福的童年让你这一生都是幸福的，不愉快的或者是不幸的童年，你要用一生来治愈，就是像一个伤口一样。”
“我说这些受伤害的女人，这些被凌辱的女人、被侮辱的女人，她们的经历就让我想起来了我的童年经历，我觉得她们的经历就像是我的经历一样，所以我愿意冒着风险去写这些东西。”
“他们一直想找根源，为什么？这就是根源。这个跟意识形态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只跟人性有关系。当然我这样来说，作为这些意识形态的掌控者，他们是不相信的。但是这就是我能说出来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这个跟政治跟其它的都没有关系。我想这只跟人性有关系。这就是我这么些年为什么愿意冒着风险来做这些东西的原因。”
20年青春 2次刑拘
杜斌被认为是一名优秀的摄影记者，2004年起任职《纽约时报》北京分社，但因为写书引起当局不快未能获得工作许可证被迫离职。2007年4月，《纽约时报》两名记者获得2006年普立兹国际报导奖，获奖的八篇故事中有七篇故事的照片是由杜斌拍摄的。
但知名维权人士向莉认为，杜斌同时具有三重身份，他还是历史学者和人权捍卫者。近年杜斌专注历史研究，撰写《天安门屠杀》，据说是第一本身在中国的人士编著的六四书籍。
杜斌说，“再回头看起来，我从2000年开始拍摄《上访者》开始，到我2020年12月再一次被刑事拘留，其实等于说，我拿了我生命中最宝贵的、最灿烂的青春，也就是从28岁到48岁，我用了20年的灿烂的青春写了这些书。最后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2020年的7月28日，杜斌曾被警务站的警察传唤过一次。警察让他删掉推特用户名“杜斌：向北京国保讨债”，以及备注里的副标题“一个被中共高层称为专门挖政府疮疤的人”。并表示这是国保的意思。这个推特名杜斌用了大概5年的时间。
过了两天警察又来找他，说还有一些内容要删除。杜斌说，“我那里面我又不转敏感的东西，自己又不发敏感的东西，就转一些生活、读书、爱情方面的东西。不过他们还是找到了，就打电话给国保，他们可能就已经在检视我的推特上的帖子。”国保说7月9号那天的帖子有问题，转发了北京高瑜关于许章润教授被放回家的帖子。
在警务站，警察用VPN打开杜斌的手机推特账户，一条一条地删。2020年7月份杜斌大概转了200多条帖子，还有3万多条，不知道哪年能删完？杜斌说要不以后就不再用推特了，这个事情就这样罢了。
他分析，有可能去年外面的整个的形势紧张起来了，国保在清理海外这些社交媒体上的相关信息，注意到了这个推特用户名。“因为这是我2014年解除取保候审以后，6年以后才有警察来接触。”
他说，“2020年是我的本命年，我觉得在我的本命年里有这么一场劫难也是理所当然。我并不怕什么，我唯一有一点害怕的就是：如果坐牢了，只会让我的这些宝贵的时间白白地浪费了。”
“坐牢并不可怕，因为有很多情况跟我不同的人有的都在监狱里，有的待了一年多了，还没有被判决，就一直关押着，我比他们的情况要好得多，比他们的境遇都要好得多。所以坐牢和不坐牢在这么个大监狱里其实没有多大的区别。当然我根本就不悲观，我也不害怕。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只不过我给它记录了下来而已。”
责任编辑：孙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