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0月20日讯】我们时常听说，经济成长自一九三０年代全球经济大恐慌之后就受到全球一致重视，也咸认其是增进人们福祉的重要途径，到底经济成长的定义是什么？如何促进经济成长的呢？
经济成长的定义有多种，较理想的应是：每人实质所得的不断增长
经济成长的定义有多种，全球通用的一种是：实质（扣除物价因素）国内生产毛额（GDP）的不断增长。而GDP是一段期间（通常是一年）内一国的生产总值，涵盖食衣住行育乐等等的产值，也有“国民所得”的称谓，顾名思义，亦即所有住民所得的加总，是一个“整体”概念。问题是：尽管GDP大，但每一个住民的所得不一定大，很有可能只有少数人所得高，但众多人却是低所得，二十世纪末出现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99%低所得对1%高所得者的抗议。所以，实质GDP的不断增长，人们的福祉不一定增进，而每人实质GDP（所得）虽仍无法显示各个人的幸福度，但较现今通用的“实质GDP”来得好。如果我们能接受“每人实质所得不断的增长”这样的定义，就可以进一步了解其内涵。
顾名思义，“每人实质所得”系指社会总产出（GDP或所得）除以总人口之商，因此，其成长即表示总产出与总人口都在增长，而前者的升速大于后者，或者前者在增长，而后者不变或是减少，或者是两者都呈现减少，而前者的减幅小于后者。我们知道，由人类的历史演进来看，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因而第一种情况的讨论才有意义。虽然这里所用的经济成长定义，在生活品质的追求愈来愈受重视下，由于其没将污染成本等计算在内，受到不少的批评，但一来难以找到可以衡量的较佳指标，二来该指标所反映的也确系追求生活素质的重要基础，因而仍广被采用，后面章节我们再就此议题提出讨论。
无论在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发展的教科书里，我们都很熟悉生产增加的来源，是在于生产因素的质与量之增长，而一九七一年第三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顾志耐（S. Kuznets, 1902~1985）教授更特别强调“大量采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创新”才是基础所在。这样子的说法当然是非常正确，但是，若进一层的加以思考，就会发觉似乎少了什么东西。
原来，只有指出技术、资源、专业化、贸易等系经济成长的来源，缺少了一样重要的东西，此即，为什么要促进技术发展、为什么要组织资源，又为何要追求专业化以求生产的提升？其“动机”何在？
经济成长的起源应归给“财产权的私有”
如前数章所言，在当代经济学里，都假设人是“追求自利”的，其实也不必客套的说是“假设”，根本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是“人的本性”。既然如此，除非辛苦生产的结果，其“利得”是归自己享有，否则不至于会求生产的增长。因此，如果“财产私有”不存在，我们难以想像个人会自动努力，利用各种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以求取生产的增长，因而也就无法见到经济成长了。职是之故，经济成长的起源应归给“财产权的私有”（私产）。
经过这样的了解后，我们就可利用史料来印证此种说法是否有道理。一般而言，所谓的“现代经济成长”，似乎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竞相追求经济成长的事实，也由那时起，至少在民主自由的国度里，每人实质产出才出现快速成长的现象。不过，如由较长期间的资料观察，应可再追溯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打从这个革命发生以后，技术进步乃不断出现，每人所得显见提升的经济成长才突显出来。而工业革命最先是发生在英国，因此，根据一般经济历史的记载，我们总认为经济成长的现象，最先是在英国出现。但据考据，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生活水准与人口一齐成长现象的，是在十七世纪的荷兰，那是在工业革命尚未萌芽的一百年前。
经济成长史，不是技术演进的历史，而是法律的历史
为什么经济成长会在荷兰最先出现呢？这是因为当时在那里，头一次出现了一套组织及财产权的制度，把个人的动力，化为相当有效率的资本与人力之分配，因而促进了经济成长。这也就是说，经济成长并非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相反地，如果没有经济成长，工业革命可能根本不会发生，而在二十世纪之经济成长，也正是由于财产权的界定与发展，才得以一步步的实现。
这样子的说法，是一九六０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学家中，将财产权运动作为扩展经济学管道之一的那一支派所信奉的，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诺斯（D. C. North，一九九三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就是此派学者中顶重要的一位。在这一派学者的眼中，经济成长史并不像我们所想像的是一般所认为的技术之演进的历史，而是法律的历史，不过，法律却也可以视为一种技术，亦即组织人类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技术。进一步说，经济成长与资本主义，以及现代的“资产家”社会，是无法加以分割的。
由于财产权制度程度的不同，各个社会也就出现差异
自从一九三０年代凯因斯学派总体经济学的兴起之后，似乎已完全忽视经济成长的根源是在“降低成本”这个基本事实。这里所指的成本，除了我们熟知的生产成本外，尚包括了交易、组织，以及资讯等等的成本，也就是机会成本。所以，降低成本的方式系视社会中的成员，能对稀少资源作多大的经济使用范围而定；只有市场的存在、新的机会和新的规模经济出现仍然不够，而将这些单一因素加总起来，也并非经济成长。所谓的经济成长，必须有足够的经济个体都有抓住这些因素的动机，其先决条件就是：这些因素要能确保个人有足够的利益，而这些利益的数目和确定性，则是经济个体利用这些因素和“财产权”制度来决定的，而追根究柢，“成本”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批新经济学家所指的“财产权”，意指对于资源的占有、使用，以及移转所订定的法律、规则、风俗，以及管制。举例说，租税和关税，就是让政府拥有财产权，以管理人民经济活动所获成果的制度，亦即限制私人享用劳动成果的财产权；反之，政府也能授权与个人或厂商的独占特权，以增加个人或厂商的私人财产权，此系将自由竞争下，原本属于消费者的购买力主权，转移给独占者。任何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不管是否承认财产权，都有一套财产权制度，由于赋与个人（或团体）财产权制度程度的不同，各个社会也就有差异存在。
财产权制度，若能使个人跟社会报酬率愈接近，就愈能激发工作意愿
由上面的扼要分析，我们就能更清楚了解财产权和经济成长间的关系。一个社会，如果设定的财产权制度，确能保护人民自我努力所获的果实，则成长将更多也更快，反之，若权利制度不够明确，有“特权”存在，则将使创新的成本增加，个人生产的获利率会降低，这个社会的成长将会减少。这个缘由可再用下面的话语说得更清楚些：每当有人引进一种创新时，即可不用更多的稀少资源，甚至于可用较少的资源，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不但为自己，也为整个社会创造了剩余，因而有所谓的“私人报酬率”和“社会报酬率”。财产权制度就是用来决定每种创新活动，如何作这两种报酬率的分配。
可想而知，一个社会的财产权制度，若能使个人报酬率跟社会报酬率愈接近，就会鼓励更多人更起劲的工作。而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从财产结构来看，是一部经由创新使私人和社会报酬率愈来愈接近的历史。上提十七世纪的荷兰能够最先产生经济成长，就是最早做到这种境界之故。根据诺斯的研究，现代欧洲的早期居民中，发明家、创新者、天才或冒险家，并不比十一世纪的欧洲或早期的中国多，但是，就因为有特殊的财产权制度，使创新活动对当事人更有利，才有经济成长的出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我们仍要持续、甚或追求更高的经济成长，不但要坚持私有财产权制度，而且还要勉力地保护并扩大之。其实，由一九八０年代以来，集权社会主义国家竞相放弃“共产”，唯恐落后的投向“私产”行列的事实，不是正可提供与经济成长历史相互辉映的“铁证”吗？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