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安景韩国采访报导）中共“文化大革命”时期，主要居住在东北三省的朝鲜族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也未能幸免，许多传统风俗习惯被视为应该受批判的“封建文化残余”和应该破除的“旧习惯”，在韩国或朝鲜有亲属的朝鲜族更是被扣上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其间，无数朝鲜族家庭被迫害得家破人亡，苦不堪言。
取得首尔大学博士学位、朝鲜族出身的现任美国EPOCH MEDIA集团副总裁李光勋近日讲述了他的家族移民史，以及在文革期间（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遭受迫害的经历。他感叹，“现在能够揭露中共本质的人越来越少，当时的‘红卫兵’现在都七八十岁了，很多已经去世，或是淡忘了当时的记忆……希望能通过我的讲述，让大家了解文革期间人不如狗的惨况。”
从朝鲜到延边 老一辈的移居史
在中国生活的朝鲜族，是以1910—1945年间迁入的移民为主体而形成的。当时由于日本侵略，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殖民地，导致许多人不得不移民到中国东北，寻找新的生活出路，李光勋的父母也是其中之一。
李光勋从小经常听老一辈讲述自己家族的移民史，回顾自己的来源与传承：“朝鲜半岛被日本侵占时，在朝鲜强制征兵，我爷爷为了躲避兵役，跑到了中国和朝鲜的边界城市之一延边和龙市。他躲进深山里，并在那里遇见了同样从朝鲜逃到延边的我奶奶一家人——他们也是为了生存，从朝鲜逃难过去的，后来就在和龙定居。”
那时，民间对中韩之间的边境概念模糊，且没有兵力管辖，荒无人烟的土地之上经常有人在朝鲜和中国之间往来，他表示：“我父亲就在那个年代出生，而且我现在在朝鲜还有很多叔叔辈的亲戚。”“那时物质相对丰富的地方都被日本侵占了，我的家族就躲避在很偏远的山区。那里都是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大家开垦土地，种什么吃什么，虽然不能说是无忧无虑，但只要勤奋一点，都能保证基本的生存。”
文革乱象 互相揭发 朝鲜族大举蒙难
1966年中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朝鲜族原本和睦而安定的生活被打破，很多在韩国或朝鲜有亲属的朝鲜族被打成特务或反革命，轻则被关被打，严重者家破人亡。他的家庭也在此期间遭受无妄之灾。
谈到父亲被迫害的原因时，李光勋无奈地表示：“当时我们家种了很多大米，我父亲经常招待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朝鲜族都热情好客，把最好的给客人，谁知有一个人出于嫉妒，知道我父亲的弟弟在朝鲜后，就去揭发了他。”
由于被朋友背叛，他的父亲在文革中以海外特务的名义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随后爷爷也撒手人寰。因此，他从小对文革怀着非常恐怖的记忆：“我父母被捕入狱后，一直遭受殴打，最终，父亲因体力不支在1969年离世，那时我刚过完1岁的生日。母亲自此守寡，带着我和比我大三岁的哥哥。父亲去世7个月之后，我爷爷无法承受丧子之痛，悲愤交加之下也去世了。我们整个家族中能够赚取收入的壮年都没了，家境每况愈下。”
年幼丧父，家庭遭遇巨变，导致了他不幸的童年：“我小时候经常吃不饱，营养不良，该上学的时候，家里穷得什么都买不起，书包是我母亲用棉裤外层和凉鞋鞋扣缝起来的，里面只有一支铅笔和一本田字格本，而这仅有的两样东西，还是父亲单位的同事在别人睡觉时偷偷塞到我们家门缝下的。”
他在讲述此段经历时一度哽咽：“文革时虽然我年纪尚幼，但是那段记忆、那种人不是人的社会真的让我……人心隔肚皮，经过了文革，才能真正看到人是什么样，有的人真的是禽兽不如。”“年幼的时候，我是在愤恨中长大的——我被迫害到家破人亡，就觉得其他没遭受迫害的人都是狡猾的人，他们是以告密换取自己的安宁，但我后来也认识到不全是这样的。”
谈及当时的文革乱象，李光勋记忆犹新：“朝鲜族有一批人在和龙市文革中公开被批斗至死，很多是省里的老干部”，“农机厂上的大标语写着‘打倒刘邓陶’，一年级的时候，‘批林批孔’的人上街游行，一片恐怖。而且红卫兵之间、林业局、和龙县，造反派和保卫派之间也都是互相打。”
此后他就读于延边大学时，也听闻导师感叹文革的恐怖：“我的导师在文革时被打成右派，而此前，他的导师曾在‘三反五反’中被打成右派。他的导师曾经问他：‘如果你上山后同时遇到人和老虎，你更怕哪个？’我的导师觉得‘当然是怕老虎啊’，他的导师告诉他说：‘不是啊，更可怕的是人啊，政治斗争的时候，人比老虎要更狠’，当时我的导师还不理解，后来文革中他也被批斗，才明白当年他导师的深意。”
3岁起随母上访 目睹血腥场面
父亲被冤枉致死后，为求公道，李光勋的母亲带着3岁的他和他6岁的哥哥，走上了上访之路：“我们一开始去了位于长春的省政府，由于没有地方住，晚上就睡在路边的混凝土上面。到了那里发现，同时去上访的有上千人，院办就让我们在外面的角落里随便睡。”
中共向来暴力对待上访者，那个年代更甚。他回忆道：“我记得在省政府上访的那批人每天都会挨打，有的人被打得受不了，就一个劲地用脑子撞墙，撞到头部裂开，脑髓流出……场面非常惨烈。”
谈到母亲在艰苦处境下依然坚持带领孩子上访的原因，他表示：“因为我父亲是被冤枉的，我们就是想要平反，在长春没能实现，我们就去北京了。我们后来也真的得到了一个平反的结果。”
遭遇无辜迫害的人被平反后，中共提供的所谓的补偿则是令人心寒：“大概1978年左右，中央说给所有人平反。我们家有四口人，奶奶、我母亲和两个孩子，最后得到的抚恤金是一个人8块钱。”他感叹道：“这是什么概念？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一般是33块钱，但一条命却只值8块钱。”
他还讲述了一个带有滑稽色彩的悲哀故事：“当时殴打我父亲的几个人中，有一个打手叫杨万采（音）。后来我小学4、5年级的时候，电影《收租院》在全国各地放映，到处都在喊‘打倒刘文彩’。我听到后，觉得‘哎呀，这个人是不是就是打死我爸的元凶之一’。我立即跑回家去，一推开门就问母亲是不是那个人，母亲告诉我并不是。但是迫害我父亲的那几个人中，四个人出于恐惧自杀了，剩下的一个得了中风，落下残疾也死了，我妈说这就是因果报应。”
朝鲜族勤劳善良 凝聚力被中共蓄意分化
文革时期，中共还实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原本的朝鲜族聚居地区被人为打破，民族比例被稀释。李光勋表示：“此前在延边地区，99%都是朝鲜族，几乎没有汉族。但是文革时，毛泽东从山东强制移民，把那边没吃没喝的流浪汉移到边境地区，导致现在延边汉族的比例高达80%以上，朝鲜族人口降到很低，最多不超过30%。”
除了将外地人口引入延边，中共还将原本属于延边自治州的边界地带划分到吉林省的其它地方：“比如敦化、蛟河、通化这些长白山另外一个山脚下的城市，原本都属于延边自治州的范围内，但现在都规划到吉林市去了，不再属于延边自治州。此外，交通要塞等比较重要的地理位置一点一点被规划给其它的省管理。”
在中共统治下，朝鲜族艰难地守护和传承善良而勤劳的民族特性，也创造了较为良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在文革后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李光勋对此表示，“当时，中国其它的省份很穷，延边还算比较富裕，主要原因是当地人很勤劳，重视农业，种出的大米品质很高，一些在海外有亲属的生活水平就会更好些。但是文革之后，很多朝鲜族被中共理论洗脑。”
“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相对于其它少数民族来说，朝鲜族的中文水平是比较高的，而且入党的人口比例也是最高。共产党在发布命令时，新疆、蒙古等民族的人就说‘我不懂中文，不知道什么意思’，反而能够保护自己的传统。”
“但是朝鲜族对中央政府命令的执行力就比较高，中央说什么就都照做，因此受到党文化的冲击，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礼节等理念就被冲淡了。这就导致1992年韩中建交后，很多在韩国有亲戚的朝鲜族就都去韩国打工了，挣钱之后再回去，这就导致中国朝鲜族的农地都空了，变成了荒野，他们也不在意，所以汉族占领了田地。”
他表示，中共是为了统治国家而想尽办法故意激化矛盾，瓦解朝鲜族的凝聚力：“文革结束后，延边自治州的州长赵南起后来被调到中央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兼党委书记。他到中央任职后，经常有一些延边的朝鲜族给中央写信，说他行贿受贿。赵南起也因此受到一些打击，晚年接受采访时对此表示非常痛苦：‘我为了朝鲜族优惠政策做了很多贡献，我们都是统一的民族，为什么要在背后做手脚呢？’但实际上，那时都是中央在挑拨离间，激化朝鲜族之间的矛盾。”
误信“抗美援朝”谎言 朝鲜族参与韩战
南北韩战争时期，众多朝鲜族参战。有资料记载，延边朝鲜族组成的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在中国国内战争中打到海南岛战役结束后，由于拥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毛泽东强制将3个百分之百由朝鲜族组成的师团送到朝鲜，被朝方打扮成人民军，参与韩战，这就是第一批侵略韩国的军团。
李光勋回忆说：“我们小时候，延边壮年人比较少，原因就是大部分在战争中死亡，还有一大批去了朝鲜……我姑父当年就是以中国志愿军的名义参与战争，后来在仁川登陆的时候撤退，但他们整个军团基本上覆灭了，没几个活下来的。”
近年来，中共所谓“抗美援朝”的谎言逐渐被戳破，但在当下，朝鲜族并不知道自己以及同胞们是无辜牺牲的。他指出，“当时的思想教育下都是封闭口径、服从命令，党让怎么做就怎么做，他们被洗脑，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如果有怀疑中共做法的想法，就会被当作枪毙的对象。”
中国朝鲜族在韩战期间的伤亡人数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由于中共的隐瞒和谎报，准确的数据难以确定。根据不同的数据估计，中方的死亡人数在十几万名至上百万名之间，其中大部分是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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