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03日讯】 (本文初稿写于一九九三年八月，在二００四年总统大选修改时，政府财政赤字的情境竟然十分相似，当时自问：十年之久的岁月中，我们到底学到什么？真的是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到二０一七年四月又过十三年，再问相同的问题，而答案也一样，如今二０二三年九月，又六年过去，再问相同问题，答案也没变，更突显本文并无时效性问题。而文中的理念更是历久弥新，尤其对政府角色的论点特别值得读者深思。)
自威权体制崩溃以来，台湾社会就轮番上演着热闹、荒谬戏码。一九九三年八月时的主戏轮到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筹措财源以供挥霍，先是高铁预算被全数删除，再来是国建六年计划项目的缩减，在前不久还有连战内阁煞有其事的政府“减肥”计划。尽管政府似乎努力地控制支出，但主政者内心却仍觉得有太多事要做，尤其数据显示，若要维持政府预定的经济成长率，“内需”是政府的职责。于是表面上表现出缩减支出的决心，骨子里却仍打算做许多民众未必需要的建设。
财政部长的开源节流计划
另一方面，当时的财政部长林振国于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在国民党中央总理月会中指出，当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从一九九一到一九九四年度，政府举债近一兆元，是过去四十二年累计债务余额的三倍多。为解决政府债务的不断扩大，部长强调将从开源节流着手。在节流方面，重要的是精简机关员额、撙节支出，并以经常性支出“零成长”为目标；在开源方面，将检讨税制，修正不合时宜的免税规定，并对高所得者及奢靡的高消费行为课以重税，同时将检讨规费征收，落实使用者付费原则，尤其对污染者征收污染防治规费。
就在财政部长报告之后，当时的央行总裁随即呼应对高消费者课重税的主张，并立即举出对出国观光旅游者加课重税。与此同时，行政院经建会（现今的国发会）也成立“财政投融资专案小组”，拟引进日本的财政投融资制度，使政府有足够花用的财源；当时的李登辉总统则明确指示，加强研究邮政储金的灵活运用。
以上的简单陈述，无非是勾勒出政府财政两难的窘状，财政部长虽强调开源节流并行，实际上仍偏于开源，在节流上尽管有减低人事膨胀和经常性支出的做法，但资本性支出却仍然不勉力节制，这点由高铁预算非要败部复活即可得到验证。
计划归计划，浪费依旧
对应于政府积极的筹措财源，我们看到政府从事公共工程却弊端连连，浪费的程度已非痛心可以形容！我们也看到执政党（国民党）十四全会党代表，为了政治目的所表现出来的送往迎来、宴客连连的大场面。这些花费是否也是民脂民膏呢？
在这些事件的强烈对比下，政府当局还要动增税的脑筋，就连出国观光行为也被列为课税对象，无怪乎民间反弹连连，甚至已发生数起“抗税”风波了。值此时刻，我们不由得想起两个很根本的课题：其一，人民为何要纳税？其二，若需要纳税，应该如何纳才妥当？
纳税是国民应尽义务
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纳税是国民应尽义务”的观念，如果不依法纳税，还会受到惩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由另一个角度来看，国民缴税是给政府，是“明”的，而电视、电影里，甚至于日常生活中，我们是否也体验到黑道收取的“保护费”呢？
有些时候有些人还“甘心”且“主动地”缴交保护费，但对缴税给政府却迭有怨言，原因是某些帮派有时还真能有保护之实，而人民却时常感受不到缴税的好处呢！
这种对比已触及问题的核心，此即“保护费”和“税负”是同义的，如果将保护费换成“服务费”这个顺眼、好听的名词，就更加清楚了。因此，难怪有人认为政府和帮派只是“白道”与“黑道”不同的称呼罢了。不过，黑道当然是被唾弃的，因其通常是利用“暴力”强取保护费，往往不是保护而是做鱼肉良民的勾当。反之，政府应是帮人民铲除黑道淫威、服务人民的机构，如果不能如此，或者竟然反其道而行，与黑道又有何异？更有甚者，若政府的执法人员明着做起黑道的相同行径，或与黑道挂勾。则危害岂不更甚？而这种事例，无论中外还都不少见呢！
如何公平纳税
至此，我们已经说到重点，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政府服务，才需要以“税”作为“服务费”。根源是人民需要政府服务，而后才有税的出现，主动权应操在一般民众手里，这也就是民主社会里的现象，一旦本末倒置，就是专制极权社会了。不过，由于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具有“白搭车”、“吃免费午餐”的劣根性，往往只愿意享受服务而不付费，或只付小小的费用而希望得到更多的服务，于是就有“如何公平纳税”的课题，也才发展出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的专门学问。
由于我们需要政府服务，政府的出现乃有其必要性、不可或缺性，因而政府并非营利机构，其运作或服务所需的资源无法无中生有，于是乃有税收的出现，而这也就是“人民出钱”请“政府办事”的具体显现。在此原则下，一个民主社会里，若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并非人民所求，或其服务不能满足绝大多数人民，其结果不是人民抗税，就是当政者被赶下台。
征得大多数人同意
解说过缴税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缴税的课题。无论何种税负，都脱离不了“公平”和“效率”两个准则。租税是否打击工作意愿或投资意愿，肇致资源无效率使用，是效率面课题，譬如税率过高会打击投资意愿，所得税率过高则难免有害工作意愿。在公平性方面，由于涉及个人主观性的价值判断，难度更高，譬如对高消费者课税，但如何认定高消费者就是个见仁见智的课题。
总之，课税问题不可能皆大欢喜，关键是：税收是否合适地用之于民？有无浪费情事？税率和税制的订定，以及税收用于何处，有否征得大多数人民的同意？由这些角度去观察政府的行为是否有必要才有意义。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责任编辑：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