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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领导人王稼祥，曾在三个关键时刻力挺毛泽东，但他后来却受到排挤与整肃，唯一的儿子被迫自杀，妻子被打成“反革命”，孙子也受到牵连。
主动站队、紧跟领袖，为什么还会落得如此下场？今天，我们根据《王稼祥在“文化大革命”中》等资料，说说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共早期要员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泾县，在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时，加入共青团。
1925年，他被中共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28年2月，他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入红色教授学院继续学习。
1930年回国后，王稼祥任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委员（外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员等。
抗日战争期间，他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等；国共内战爆发后，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长等。
1949年中共夺权后，历任中共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
三次力挺毛泽东
王稼祥曾三次力挺毛泽东。
第一次：遵义会议上投毛关键一票。
遵义会议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途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与会者分成两派：一派以博古为代表，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双方为红军接连不断的失败争论不休。前者怪敌人太强大；后者怪前者指挥有问题。
双方相持不下之际，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站在毛泽东一边，投了毛关键一票，促成军事指挥权的变更。之后，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负责指挥军队。
这次会议，为毛此后逐步将军权掌控在自己手上，并最终成为中共的领导核心铺平了道路。
王稼祥第二次力挺毛，是抗日战争爆发后。
当时，延安的中共高层两派又斗得很激烈。一派以留学苏联的王明为代表；一派以毛泽东为代表。
王明自恃有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一度咄咄逼人。毛作为中共党内的实力派，也有许多支持者，为争取最高领导权，内外做了很多工作。
那次王、毛争权中，王稼祥再次发挥重要作用。1937年7月，王稼祥经西安、天津、上海辗转到达苏联治疗伤病。11月，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苏联期间，他积极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介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最终促使共产国际通过决议，让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
1938年7月，王稼祥回国，先后在中共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从此，确立毛在中共的核心领导地位。
1940年代，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这是一场排除异己、进一步确立毛核心领导地位的运动，而王稼祥选择第三次力挺他。
1943年7月5日，为纪念中共成立22周年，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率先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称该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延安整风中，他为确立毛在党内的理论权威地位立了头功。
“三和一少”与“三斗一多”
1949年中共建政后，毛泽东不断发动各种政治运动，内政外交全面左转，甚至走向极左。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叠加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导致中国出现饿死4000多万人的大饥荒。
1962年1月，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认为，大饥荒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被迫承认自己有错，并说：“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听了这些话，王稼祥给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等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认为，为了渡过目前的难关，对外关系方面应该采取缓和的政策，不要四面树敌；在同苏联的关系上，要抓住团结和反分裂的旗帜，防止双方的斗争直线尖锐下去；另外，中国的对外援助应“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当时，中共对外即反对美帝国主义，又反对苏联修正主义，还反对印度等国的反动派。
在对外援助方面，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1958年、1959年、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分别为：265.99万吨、415.55万吨、265.41万吨。也就是说，在大饥荒已大面积出现的1959年和1960年，中共出口粮食共计680万吨，等于136亿斤。这是什么概念呢？
1960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定量标准的指示”，规定农村口粮最低可压到每人每年300斤原粮以下，丰收地区最高不得超过每人每年400斤。按最高标准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可使3,400万人免于饥饿。
1960年1月，中共专门成立一个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负责对外赠送现款、食品等，以换取亚、非、拉一些国家的肉麻吹捧和在联合国支持中共。
正因为看到这些事，王稼祥才提了些意见。
据毛泽东的“大笔杆子”王力回忆，毛看了王稼祥的信后，掰着指头说：“这是对美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当时，毛的指导思想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民族解放运动。这“三斗一多”与王稼祥的“三和一少”正好相反。
在中共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三和一少”变成了“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这给王稼祥之后的遭遇埋下伏笔。
大祸降临王家
1966年5月，“文革”爆发。当时，王稼祥仍是中央委员、中联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但是，1966年5月召开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都没有通知他参加。他的中联部长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被刘宁一代替。
1966年7月，王稼祥被迫搬出中南海，搬到什刹海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中联部的造反派先是在机关大院内贴他的大字报，再把他从家里架到中联部看大字报，开他的批斗会，给他挂黑牌子，令他坐“喷气式”。
后来，造反派直接跑到王稼祥家里，在客厅拴上一条条绳子，把大字报挂在绳子上，四面墙上也贴满大字报。他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罪魁祸首”等大帽子。造反派誓言要把他“斗倒、斗臭、斗垮”。
1968年，王稼祥在《我的履历》中写道：“在这个期间，又是谈话，又是写材料，我又紧张起来了，心跳又加快了。我虽然每晚服用大量安眠药，但睡眠仍不安，于是我处于疲倦、不安、紧张、恐惧的情况下过日子。”“再加之，这时候街上出现了‘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稼祥’的标语，于是我就更加恐惧了。”
有一天，造反派刚离开他家，他就高喊：“我没有罪！”当晚，他服下安眠药，但仍然大声喊叫，不能入睡。无奈，他只好增加安眠药的剂量，结果呼吸困难，昏迷不醒。他的夫人不得不将他送到北京医院抢救，直到第三天，人才醒过来。
经历一系列的苦痛折磨后，1969年10月的一天，因所谓“战备”需要，王稼祥被疏散到河南信阳，“软禁”在一个封闭的小院里。1970年10月初，他突发急性中毒性肺炎，生命垂危，不得不回北京医治。
1971年9月13日，中共二号人物林彪在蒙古温都尔汗坠机身亡。此后，一批老干部复出工作，王稼祥也恢复工作。但是接下来，毛泽东又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令他十分不解、不安。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心脏病发作离世，终年68岁。“文革”中，王稼祥倒楣，他的妻子朱仲丽也被打成“反革命”，被拘押在中联部一间朝北的小屋里，一关六七个月。
王稼祥的儿子王命先，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工作，也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贴大字报，被批斗、侮辱。王命先性格内向，少言寡语，平时只知埋头工作，突然遭到这一连串的打击，身心受到巨大打击。他怎么也想不通，一气之下跳河自杀。
王稼祥的两个孙子也失去升学、参军的机会，跟他的养女一起，被下放到边远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今天，我们经常谈论中共的“战狼外交”和“大撒币”外交。其实，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搞的“三斗一多”，就是“战狼外交”和“大撒币”外交。
在中国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下，王稼祥希望中共稍微缓和一下，对亚非拉国家的支援要“量力而行”，实际上，这是他坚持党性的前提下，人性的一面对老百姓动了恻隐之心。但是，就是这一点点人性也不被容忍。
回首百年中共史，每当党员的党性与人性发生冲突时，谁不服从党性，谁就会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几乎成了一条定律。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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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