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3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姜杺杼新西兰编译报导） 据 NZ Herald 3月11日报道， 董罗斌（音译）四年前担心会因自己的宗教信仰遭受中共的迫害，从中国（中共）奥克兰领事馆成功出逃。近日作出决定，首次授权媒体公开他的出逃和庇护案详情。 英文《周末先驱报》在四年前首次采访了他，但出于安全考虑，该报导被搁置。
现年39岁的董罗斌（下文简称董）曾在中国（中共）奥克兰领事馆担任司机工作，因为担心他的天主教信仰会受到中共的迫害，使他的生命陷入危险中，于2018年5月成功从奥克兰领事馆逃脱。六个月后，新西兰当局经过审查和调查后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他回到中国，他的宗教和政治观点将会面临迫害，因此决定授予他难民身份。
梅西大学安全研究高级讲师瑞斯·鲍尔（ Rhys Ball） 表示，这是自 1947 年- 1991 年冷战以来他所知道的第一起外国政府官员或雇员在新西兰领土上外逃的案件。
董在河北省长大，自2016年开始在中国（中共)外交部工作，并于2018年3月来到新西兰，在奥克兰领事馆担任司机，这是他第一次在海外工作。
董表示自己在奥克兰的工作生活，受到了非同寻常的控制，大多数工作人员都不会说英语，住在领事馆内，并且必须向领事馆交出护照，“我们不被允许外出。我不能自己自由进出，必须有三个人结伴一起才可以，” 他说。
当他开始在领事馆工作时，主行政大楼附近住宿区周围的围墙仍在施工，这使他能够在午餐时间或晚上偷偷溜出去到附近的教堂。
董悄悄离开领事馆的行为，让他能够接触到不被中共防火墙审查的互联网，并了解到更广泛的宗教压迫。通过脸书（Facebook），他第一次得知人权律师和神职人员被“秘密失踪”的消息。他说：“在得知这些消息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
不久，董秘密上教堂的行为被领馆工作人员发现。5月7日上午，领馆工作人员询问他前一天的去向，以及为什么不接电话，“我告诉他们我去跑步了。那天早上下着雨。他们不相信我。他们脸上的表情很难看，” 他开始担心自己戴的十字架也会被注意到，从而暴露他的宗教信仰。
凑巧的是，就在那天早上，他因为要去汽车协会 (AA) 办理他的新西兰驾照，他被允许拿到了他的护照，这给了他逃跑的机会。“当时，我心里有一个声音–我不知道是谁在对我说话–告诉我’快走，快走’，不断催促我离开。然后在中午，我没有吃午饭。我只是去收拾了几件衣服，然后就离开了。”董说。
他首先试图在他偷偷拜访的教堂里寻求庇护。然而，他寻找的牧师不在，工作人员便报了警。他被带到了奥克兰警察局，在一名讲普通话的警官的协助下，他接受了问询。
“我告诉翻译，’如果你们把我送回领事馆，我就会死’。然后警察也许明白了我的情况。这位官员说，’别担心，我们会保护你’。”
第二天，董联系了一位律师，立即提出了庇护申请，并在六个月后获得了新西兰难民批准。
董告诉 NZ Herald，“我的孩子也将成为新西兰人，所以保护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义更大。”因此，他决定四年来首次公开他的经历，帮助新西兰人了解他们的民主自由的重要性。
董表示， 中共领事馆工作人员“看不起”新西兰，并回忆起这么一句话：“新西兰是一个小国。只要我们给他们钱，他们可以帮我们做很多事情。”
“中国（中共）采用一种方法。在全球各地施展软实力。它在慢慢地侵蚀，等你发现时，已经太晚了。”董说。
国家党议员西蒙·奥康纳 (Simon O’Connor) 是新西兰议会联盟中国分部的联合主席，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向董提供支持，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
“确保他没事是我和其他人最关心的问题，”西蒙说， “大多数新西兰人都知道中共镇压维吾尔穆斯林或镇压香港的自由，但可能没有意识到基督徒也成为被攻击目标”， 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在中国，基督教信仰的人正面临风险，董的故事应该是对新西兰的一个警告：“他的故事，以及他叛逃的原因，说明了专制政权的偏执狂。” 他说。
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妮·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也知道董的情况，“他被普通的新西兰警察接走，谢天谢地，他们了解他所处的危险，并让他在几个月内获得了难民身份，” 她表示，这恰恰和新西兰政府对中国软弱的说法相反。
董说，自从他出逃后，他在中国的家人一直受到中共政府官员的胁迫和恐吓，威胁他们国内外旅行的自由权利，“他们被告知：’他不能回来了。你们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购买买火车票。”
根据新西兰移民局公布的统计数据，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已成为递交庇护申请最多的国家之一。自2016年以来，董罗斌是225名申请者之一(这些数字不包括根据国际难民配额计划接受的难民）—— 许多人因为真实地受到宗教迫害而选择申请庇护。
本周， 英文《周末先驱报》 向中国（中共）大使馆提出关于董罗斌案件的问题，截至发稿时未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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