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把人当作硬件 医学伦理的可怕转变

【大纪元2023年04月07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

亚伦‧凯里亚蒂：将mRNA基因技术应用到食品中去，这是绕过知情同意流程的更广泛提案的一部分。你可以一边吃沙拉，一边接种对抗潜在生物威胁的疫苗。

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Aaron Kheriaty）博士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前精神病学教授和医学伦理专业负责人，以及《新异常：生物医学安全国家的崛起》（The New Abnormal: The Rise of the Biomedical Security State）一书的作者。

亚伦‧凯里亚蒂：这个概念是把人当作一块硬件来对待了，每隔几个月需要进行一次mRNA或DNA软件更新。

杨杰凯：我们讨论了当今医疗界发生的一个可怕的转变，即从希波克拉底核心原则和知情同意演变到可以说是超人类主义、技术官僚的医学范式。

亚伦‧凯里亚蒂：这种对人的自由的控制程度，是过去那些极权主义独裁者只有做梦才能得到的。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一旦放弃核心道德和法律原则 灾难将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

亚伦‧凯里亚蒂博士，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亚伦‧凯里亚蒂：杨，跟你在一起总是令人愉悦。

杨杰凯：好，今天我们要讨论《新异常》这本书，祝贺你这本书的出版！

凯里亚蒂：谢谢。

杨杰凯：无论哪一类强制令，你都是一个有名的反对者，你站在伦理立场上反对各种强制令。请你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凯里亚蒂：是的，我反对疫苗强制令，刚开始是想捍卫知情同意原则。该原则认为任何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应能做出医疗方面的决定，例如接受什么疗法、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或者拒绝。心智健全的成年人都应该能够代表自己年幼的孩子做出知情同意之类的决定。这些决定都不应该由国家或者像雇主等其它民企实体做出。在疫苗强制令这个问题上，我发现知情同意原则受到了碾压。

其实，知情同意本是20世纪医学伦理的一座堡垒，在1947年《纽伦堡守则》中就有清晰的论述。背景是二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德国医疗界发生了种种暴行，世界在纽伦堡大审判中作出了回应。在纽伦堡大审判之后，人们制定了《纽伦堡守则》，它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毫无疑问，它让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国家了解了这些法则。

新冠疫情期间宣布紧急状态后，根据其法律机制，原先那些正常的对人的保护被暂停。然而，恰恰在战时、恰恰在危机期间，如疫情或者自然灾害发生时，才是维护我们核心伦理原则最重要的时刻，因为平常我们一般没有什么诱导不会去放弃这些原则。当社会和我们的生活运转良好时，我们不太会考虑去违反这些久经考验的、依据充分的伦理原则。恰恰当我们面临压力时，恰恰当我们处于恐惧或惊慌时，我们那颗心最容易受到波动从而放弃那些原则。然而，这正是那些原则应该存在的理由。

杨杰凯：我想要向我们的观众强调一下，以免有些人还不了解。你是从专业层面来讲的，因为你曾经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医学伦理专业的负责人，这方面你非常有发言权，这是你以前给年轻的医疗从业者讲授的内容。在读《新异常》这本书之前，我不太理解《纽伦堡守则》对公共卫生策略有何重要意义，只是觉得它对总体医学和人权有重要意义。

凯里亚蒂：是的。

把人类当作可以升级的生物技术强化项目 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

杨杰凯：有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然免疫被人们忽视了？

凯里亚蒂：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两年前我在推特上开玩笑，如果有人想出了能从自然免疫中赚钱的方法，美国疾控中心会认可自然免疫的。所以，当我代表具有自然免疫力的人提起诉讼的时候，当时约一半的美国人是具有自然免疫力的，如果一半美国人不再需要你的产品，上千亿美元的疫苗产业将被腰斩，利润也将腰斩。今天这个数字接近90%。所以，有经济利益在推动着我们，恨不得“给每只胳膊都打上一针疫苗”，即使那些已感染过而有很强免疫力的不需要疫苗的人都不放过。

此外，什么是健康，什么是有病，多少年来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我认为我们在疫情期间看得非常清楚。我是说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一些奇怪的逆转。我们看到，在疫情之前，一个人被假定是健康的，你要说你有病了，你得去证实或证明自己生病了。所以，如果你不想上班了，你需要医生给你开一张假条，说你生病了。然而在疫情期间，由于对无症状的个人进行大规模的检测，以及对所有人的大规模监控，我们看到情况出现了逆转。从假定人们是健康的，到假定人们是有病的，唯有通过某种医疗手段才能证明他们实际上是健康的。所以，在疫情期间，如果你想上班，你必须新冠检测呈阴性。这说明了什么呢？我认为，我们对如何理解健康人，理解人体，我们对健康和疾病的概念都发生了变化。由此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mRNA疫苗范式与此有很大关系。因为对于mRNA疫苗而言，它们可以迅速规模化，并能加以调整，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重新编程，以应对新变种。从生产更有效的疫苗来讲，那个项目实际上进展得并不太好。但它的概念几乎是把人当作一块硬件，需要基因编码，mRNA或DNA软件每隔几个月更新一次，以保持现状并保持身体的机能，好像人体就是一部iPhone手机似的。

同样道理，基于同样的假设，你的身体机能未被认为处于最佳状态，除非你得到了这种干预，是吧？而不是你的身体原本是正常的，充满生机的，健康的，除非你生病了，那时候医疗再介入，让你恢复到自然健康的状态。这就是希波克拉底医学范式。但那种技术官僚式的医学范式把你看作是一个可以修修补补、可以升级改造、可以完善、可以被无限改进的各种生理进程的综合体。好，如果人们买账的话，那就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了，对吧？我认为，它也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生意，因为它有可能造成巨大的危害，因为它通过科技和医疗让人变得不再是人了，是吧？这就是生物技术强化项目。我担心，我们最终将成为非人。

这是古老的诺斯底主义宗教观的新形式：通过基因编辑、奈米科技等改造人类

杨杰凯：真正有意思的是，我是说，你把这一点引伸得更深入了一层，对吧？当你谈到你认为这种新诺斯底主义宗教观或半宗教世界观对我们如何产生影响时，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想像方式。

凯里亚蒂：没错。没错。

杨杰凯：人类与现实的关系，对吗？

凯里亚蒂：是的。所以，它就是试图做那些事情的超人类主义项目，是吧？通过基因编辑，通过控制论，通过奈米科技等等，融合人类与科技，让健康的人变得更好、更大、更快、更强、更聪明。这只是一种非常、非常古老的意识形态的微波处理版。这是古老的诺斯底主义对人类、人性和人体的态度的一种新形式，它超越了这样或那样技术上的科学应用，实际上再造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正如我在《新异常》一书中所说，我认为这种对科学和医学的概念，这种对科学和医学的技术官僚、新诺斯底主义的概念，开始真正超越了传统的希波克拉底式的科学观和医学观，而后者自希波克拉底时代以来一直主导着西方科学和医学的进步。

另一个不可思议的重演：纳粹“优生学计划”的一些原则和论点再次成为现实

疫情期间发生的另一个匪夷所思的或历史重演的例子，正是我在书的序言中所描述的一个微妙的转变，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德国医疗界发生的事情导致他们走上了一条非常黑暗的道路。再次提醒一下，我不是在把我们国家的本届政府或上届政府或者拿我国领导人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相比，但是，我认为从基本心态和今天已开始发展的基本观点来看，有着非常令人担心的相似之处。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医生们确信他们应该忠于的首要对象不是他们眼前生病的患者，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组织。所以，当时在德国，Volk“人民”这个比喻词作为一个整体，无论健康也好，生病也罢，被拔高了。如果人民作为一个整体都很健康或者都病了，那么这个政治体或总人口中，丧失了能力的那部分成员就形同癌症了，因为他们消耗资源，因为他们是犯罪分子等等。为了促进整个有机体的健康，医生除了将癌变切除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所以，这个类比是非常有力的，在德国医疗机构的医生们心中就扎下了根，后来很容易地促成了德国的“优生学计划”，然后是强制绝育，再往后强制安乐死，最后在死亡集中营进行恐怖实验。

这么说吧，我担心这种微妙的转变也在美国医疗界中出现。我们开始听到有人用同样的术语说话。就在前几天《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我在加州提起的另一起质疑《反医疗谣言法案》的诉讼案，即对医生的禁言令，允许医疗委员会对任何反对政府疫情政策的医生给予纪律处分。所以，我们在联邦法院提出反对意见。

美国内科医学委员会是美国一个非常强大的医疗实体、医疗机构。就在一两天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我们案件的报导，在最后一段该委员会主席说，“挑战这项法律的加州医生需要明白，他们对有组织的医学要有一定的忠诚度或忠实度”。对这些在医生决策上指指点点的所谓专家们“要有一定的忠诚度或忠实度”，这个提议让我觉得厌恶，因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们忠于的对象是我们面前的患者，必须信任我们的患者。如果我们忠于的对象变成了医疗机构，如果我们忠于的对象变成了某个社会项目，或者州的某个项目，无论这个项目看起来多么有价值，医生们都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因为患者需要能够信任我们。否则，医疗界中什么都不会起作用。对于一个躺在医院轮床上痛苦的患者，我走过去第一次做自我介绍，说我能帮你做什么？我是来提供帮助的。那个人应该明白“我可以信任这个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人，因为他是医生。我可以相信医生，因为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为我着想，因为我是他们的患者”，而不是成为任何其它社会项目或任何其它项目的代理人，甚至不是美国那些医疗机构所开发的项目的代理人。让我们坦率地说，这些医疗机构已经变得很政治化了，且很容易变得政治化。当政治介入到医患关系时，我们就有麻烦了。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mRNA基因技术应用到食品中、“自散播疫苗”研究

杨杰凯：你知道吗，现在正在开发一种转基因生菜，能够将mRNA生产成疫苗，可以给每人来一头生菜。

凯里亚蒂：是的。

杨杰凯：显然，有些人认为看到这些基因疫苗如何被部署之后去研究这个话题是很合理的，你怎么认为？

凯里亚蒂：是的，这个想法就是对生菜和菠菜进行基因改造，你可以在吃沙拉的同时就接种了疫苗，以对抗潜在的生物威胁。这个提议存在一些严重的科学问题，例如口服耐受性以及其它问题，我们可能没时间深入探讨了。但是，有非常严肃的理由可以相信，第一，它不会达到预期的目的，第二，这可能会对健康造成严重伤害。但是我认为对于我们的谈话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将mRNA基因技术应用到食品中去，这可能是为了绕过知情同意流程，从而更大规模实施。

还有“自散播疫苗”研究，我在书的序言的最后描述了。自散播疫苗本身携带呼吸道病毒，但人们认为这些病毒不会让你病得很重，10%、15%的人口会得到疫苗，剩下的人经过传染感染上疫苗，因为疫苗本身是携带病毒的。

在我看来，这些建议不仅很危险，而且荒唐至极。我认为他们在伦理上、科学上以及医学上完全不计后果。

超人类主义的实质：通过科技而非传统宗教来追求永生不死的一种意识形态

杨杰凯：当我们在这里交谈的时候，我想到了过去这些年的情况，想起了各类歌颂这种超人类主义的现实愿景的例子。我深思，我想到了好莱坞。

凯里亚蒂：是的。

杨杰凯：我想到了课本，我想到了那种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根深蒂固的程度，坦白说，远远超出我真正的理解。为什么它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

凯里亚蒂：所以，人们需要理解超人类主义意识形态，我在书中第三章进行了描述。我认为从根本上讲这是一种宗教意识形态。超人类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追求永远不死。他们想让人们永远活着，要么永远以我们生物有机体的形式活着；要么像这种超人类主义者一样，梦想着把我们意识、我们大脑里贮存的内容上传到天上某个云端或主机上，在一个网络世界中永远活着。所以，这是一个宗教设想。

当你开始谈论永远不死和永生时，你的话题其实是在发掘宗教的深层愿望了。那么，它吸引人的原因之一是虚无主义的无神论很难、很难让大多数人信奉。因此，那些放弃宗教信仰的人或者不再认为传统的西方宗教可信的人，仍然有人类这些与生俱来的渴望，启示性的宗教能触及这些东西。这个宗教层面是无法根除的，超人类主义利用了这一点，说，我们可以拯救你，但不是通过神的恩典或者某种修行或苦行的办法，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拯救你，怎么样？只要我们有更多的钱，只要我们有……我们可以更快地推进我们的科技，我们通过科技手段和科技进步最终可以让你的宗教愿望成为现实。有人对此深信不疑，甚至愿意低温冷冻自己的身体。美国已经有两三家营利性公司可以低温冷冻你的整个身体，直到……

杨杰凯：或者只冷冻你的头部，我听说了。

凯里亚蒂：或者只冷冻你的头部，是的，是的。有一个打折版，你可以只冷冻头部，大概是因为一旦他们搞明白如何把你大脑里的内容上传到主机，你身体其它部分就不再需要了。所以，我是说，如果你愿意为死后支付数十万美元低温冷冻你的尸体，那么他们就给你一个相当严肃的承诺。

这是一种威权主义并最终演变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

美国人应该理解，我所描述的科学主义这种意识形态与科学完全不同。科学是一种开放式的探究，智力上需要一种谦卑的心态以及对新资讯的开放的心态，并实时调整自己的想法。但是，如果自上而下把科学结论传达给我并且不得质疑，这就不是科学了。这是一种彻底的……这是一种威权主义并最终演变为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果人们不想生活在一个看起来越来越极权的社会中，他们需要清醒过来，并做出反击。

我再谈一下这个极权主义，理解我所说的这个词的含义也非常重要。极权主义可以没有秘密警察，没有集中营，甚至可以没有大规模的监控，照样可以像所有这些做法一样可怕。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是20世纪一位研究极权主义的伟大的理论家。他认为所有极权主义体制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不能提某些问题，禁止提问，让人们不能提出质疑或指出错误。这就是20世纪所有极权主义体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这就是核心。这就是他们意识形态的本质。

实施生物安全监控的国家未来将会出现哪些阶段

杨杰凯：读了你写的后记，我想到了至少有几个例子，是我们看到的你在《新异常》一书中所描述的一般性理念的体现。例如，其中一个例子就出现在当今的中国。

凯里亚蒂：是的。

杨杰凯：在大片大片的城市中，突然间每个人的健康码都变红了，他们动不了了，他们乘不了交通工具。所以，这就是你所描述的社会。

凯里亚蒂：没错。所以，我论述了在实施生物安全监控的国家里将会出现哪些阶段，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新冠疫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我的书谈论更多的是未来会如何，而不是过去经历的三年。第一步是生物识别，与生物信息、人脸识别、视网膜扫描、指纹绑定的电子身份证。我们在机场通关系统中已经看到了。现在，我们在许多其它领域看到私人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加以运用。但最终会出现一个系统，你的护照被存储在云端，它与你的健康资讯绑定，并且最终会配备可穿戴设备和可植入设备，你的实时健康状况、生命体征以及你的情绪状态等等，会让政府以及与政府合作的私企获得前所未有的访问权和侵入式访问权，实时了解你的资讯，而这些东西大多数人是应该非常、非常不情愿交出去的。那些信息将与以中央银行数位货币为中心的金融系统绑定。因此，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会推出这一步。

中央银行数位货币需要与去中心化的数位货币如比特币区分开。“中央银行数位货币”将允许政府跟踪你的每一笔财务交易。数字人民币在中国北京奥运会期间已经推出了。奥运会期间表明他们不仅可以诱导全体国民、迫使他们使用数字人民币，考虑到中共政权的监控程度，这一点并不奇怪。但是，他们也要求来自其它国家的所有参与者、来自其它国家的所有游客，在比赛期间下载该应用，并使用集中控制的数字人民币。这个应用仍在他们的手机上，跟踪着他们的财务交易，并且可以从你的智能手机上收集许多其它资讯。因此，他们把体育赛事作为一个支点或者杠杆，能够向国际上出口这个应用。

美联储已经公开承认他们有意发行数位美元。他们将把其作为无障碍使用的一部分推出。如果你的钱包落在家里或者你的护照忘在家里，而你人已在机场，没问题，我们只要扫描你的虹膜，你仍然可以登机，你仍然可以在另一端使用与你的数位身份证绑定的数位钱包进行交易。这一切听起来都很……

杨杰凯：方便！

这个未来的真正危险和真正不利因素

凯里亚蒂：方便！高效！然而，我认为对人们来说很重要的是要明白，你数位钱包里的钱并不是真正的钱，因为数位货币是可以编程的，并且可能有附加条件。例如，我们假设联邦政府给你一个税收抵免，你从联邦政府拿回了一千美元，不管怎么说吧，因为你有孩子或什么的。你的数位钱包里有了一千美元，跟你有一千美元现金，或者你银行账户上有一千美元不是一回事。因为政府也可以说，好，你得在接下来的九个月内某个时候把这一千美元花掉，否则钱就消失了；或者你得把这个钱花到政府支持的那些行业上，你不能把这钱花到政府不支持的那些行业上，你不能把钱给《大纪元时报》，因为他们不是国家批准的媒体组织，或其它什么借口。所以说，你数位钱包里的一美元实际上不是像一美元纸币的一美元。它是一种临时凭证，促使你的经济行为和交易行为朝特定方向发展。

那么这种推动的目标就是一个无现金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数位美元或中央控制的其它形式数位货币是花钱的唯一途径，也是从事金融交易的唯一途径，这样政府可以知道你所有的财务交易。政府可以当场向人们征税。如果你肉买得太多了，云端算法会让你接下来买不了肉，买不了汽油，或者买不了烟或任何其它你所进行的政府不喜欢的行为。

杨杰凯：或者想参加抗议活动却去不了。

凯里亚蒂：一点没错，让你去不成。这个系统的真正问题是控制将全面开花、无处不在。这套系统一旦完全到位，谁想抵抗根本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试图组织抵抗，一个人或者云端算法只需按下一个按钮，你哪儿都去不了，你的车开动不了。你买不了也卖不了任何东西，它可以把你困住，基本上把你挡在市场之外。这种流放形式，过去的政权是根本不可能搞出来的，对吧？这种对人的自由的控制程度，这种技术和系统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过去那些极权主义独裁者做梦都想不到的。

杨杰凯：亚伦‧凯里亚蒂博士，谢谢你接受本期节目的采访！

凯里亚蒂：谢谢你，主持人。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亚伦‧凯里亚蒂博士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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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领袖》制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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