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7月13日讯】近日翻看胡适日记，发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如在他1952年2月24日的日记中，记述了当年1月6日《香港时报》的一篇新闻，题目是：《清除十万积柩 留作干部宿舍》。从题目大概可以推断，就是有十万具灵柩被处理，空出来的地方被当作了中共干部的宿舍。
先说一下新闻的背景。中国古代社会是礼制社会，古人非常重视“礼”，西周周公制礼包括五个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丧礼。古时丧事办理通常是由自家人或亲戚邻里朋友互助的方式进行。丧家在操办殡葬的过程中，除了熟人帮忙外，还会雇请一些专门从事婚丧嫁娶事宜的群体帮助操持，如布置灵堂、举行仪式等，民间称其为“红白杠”，老上海自然也有这样的群体。
除了“红白杠”之外，20世纪初，老上海还出现了“贳（shì）器店”（贳意思是出赁，出借），其主要业务就是出租红白事所用器物，如碗筷、桌椅和餐具等，以弥补丧葬短缺之需。后来其规模逐渐扩大，提供了更多的丧事服务，和“红白杠”一起为丧家提供服务。
不过，“红白杠”和贳器店主要面向本地上海人，而那些旅居上海的外乡人一旦亡故，就缺少类似的服务。上海作为自清朝中晚期以来重要的商埠，吸引了各地各行各业的商人。据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考察，根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而中共窃政后的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其中国内移民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
中国人讲求叶落归根，客死他乡的外乡人，自然希望希望死后灵柩能运回家乡，葬入祖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来自相同地方的人组建了旅沪同乡会馆、公所，并在清朝时期逐渐增加，这些会馆设立寄柩所，可以寄存灵柩，并协助将灵柩运回家乡安葬。
除了会馆、公所，还出现了由地方富商和乡绅资助的善会善堂，为那些无力殡殓的丧家提供无偿帮助。
老上海规模比较大、也比较有名的是四明公所，它是由旅沪宁波绅商钱随、费元圭和潘凤占、王忠烈发起，在今天上海八仙桥以东、人民路以西、淮海路以南的小北门一带。会所于1797年开始建设，买了30多亩地建厂寄柩，到1803年建成。其后，又先后在上海各地增建寄柩所或丙舍。这些寄柩所或丙舍被戏称为“死人宿舍”。
据1933年的统计，四明公所丙舍保管的棺柩达3435具，已运回乡的有3834具。资料显示，上海每年外运的棺柩在6000至7000具之间，由此看出，四明公所的实力确实很强。到了1952年，四明公所丙舍保管的棺柩已有三万具，其中还有部分清朝人的遗骨。加上上海其他民国时期开办的71家丙舍，保存的遗体已达十万具。
为什么这么多呢？自然与战争有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军与日军在上海等地展开了多次较量，国军浴血奋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载史册。国军较之偏于西北一隅、不打日军的中共，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本想1945年抗战胜利后人民可以安居乐业，寄存在上海丙舍的灵柩也可返回家乡，但业已壮大的中共又率先挑起了内战，并利用国民政府内部问题，利用第五纵队，利用学生运动和虚假宣传，运用“民主自由”说辞欺骗美国等手段，将国民政府赶到了台湾，窃取了政权。从此，中国老百姓被中共欺压、残害至今。
十几年战争让多少家庭流离失所？让多少旅居在上海的外乡人客死他乡，无法落叶归根？照理，当战乱平息，寄存在丙舍中的棺柩的外乡人，部分多少还是能被亲人或朋友等送回家乡，入土为安的，只不过需要一段时间。资料显示，中共占据上海前，不少人将寄存的棺柩通过铁路、公路、水路送回家乡，但速度显然不够快，上海丙舍依然寄存了高达十万具的棺柩，而这背后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的。
作为一个新王朝，也理应尊重逝者，让生者完成逝者的心愿，即入土为安。古代历朝历代的开国者都会做此选择。然而，作为外来幽灵、不信神佛鬼神的中共，却采取了一个惊天行动，那就是将十万具遗体彻底清除。
怎么做的呢？根据《香港时报》的报导，共党先在1950年先后颁布《清除积柩暂行办法》与《补充办法》，限制将寄存棺柩一律清除，但不知何种原因，1950年只清除了三万八千口棺柩。这其中遇到什么事情，或者遭遇什么抵制，因为史料有限，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1951年共党加快了清除速度。
1951年10月19日，上海市卫生局召集嵩山、闸北、长宁等区政府，普善山庄、四明公所、浙绍永锡堂等寄柩所以及公安局行政处治安股召开会议，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人救分会等部门组成清除积柩督导小组。在当年7月，加上此前的，共清除了七万一千口棺材；直至12月，才将十万口棺材全部清除。
此外，到1952年底，中共还清除了分布在19个郊区，5个工房建筑工地和2个回民公墓内的浮尸209,708具，清出土地约1千亩。
清除的手段一是火化，同意火化的免费；二是将“寄居人”一律驱逐到大场江湾等地的公墓区进行集体埋葬，但要收取一笔费用，每具积柩收三十折实单位。折实单位是中共篡政初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实行的，是以一定种类和数量的实物价格总额组成的保值计价单位。鉴于当时物价上涨、币值不稳，中共人行每日公布折实单位的价格。1949年春首先在天津实行，以后逐步推广到京、沪、汉、宁、苏、杭等地。
而在这个过程中，共党是否采取威逼手段，逝者的亲人朋友是否愿意，亦或是慑于中共的铁拳而不得不同意，我们同样因为史料的有效而同样无法知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信奉入土为安的中国人内心一定不会赞同共党此举的，而共党此举让百余年来一直以此牟利的四明公所等寄柩所，信誉扫地不说，而且收入锐减。四明公所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除此而外，共党还规定：寄柩时间不得超过二十天，逾期就不发护照，还要吊销寄柩所执照。这明显是在逼公所、会馆关门的节奏。
在中共编撰的《上海民政志》中承认，1952年之后丙舍营业清淡，有的主动停业，有的因非法营业而被处分停业，这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四明公所。所谓的“非法营业”可能是指没有按照中共的规定，接收寄柩的时间过长、违规运送棺柩等。一些丙舍被并入中共成立的公办殡仪馆中。
1955年7月，中共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也终于砸到了这个行当，私营公墓、私营殡仪馆全部公私合营，剩余的9家丙舍被淘汰，其职工与运柩船民合并组成上海棺柩外运站。11月，中共上海市政府在制定《上海棺柩外运站章程》（试行）的同时还制定了 《上海棺柩外运站业务组工作制度》、《上海棺柩外运站总务组工作制度》、《上海棺柩外运站运柩调配制度》。至此，上海的棺柩外运业务全部掌控在中共当局之下。
对于中共当局通过突击手续，将所有积柩拉到公墓区集体安葬或火化，当年《香港时报》如此评论道：谈“死人的事”看似无聊，其实“画龙点睛”主题在揭穿共产党真正企图，这在红色文告中可以找到，它忠实地招供：“清除十万具积柩，可以多出五千间房子，解决了一部分干部住宿的问题，精打细算，这是一个实例，应该吸收这宝贵的成就。”
对此，胡适却认为这种短期内“根本解决”，其实是“蛮干”：“须知十万个死人棺材的根本解决，确是可以用‘大力’办到的。几万万个活人的生活与生活方式，是不能这样蛮干的。”
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中共的德行。正如胡适当年断言的那样，中共不仅对死人蛮干，对活人也是如此，其一次次蛮干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比如为了“超英赶美”，毛泽东在1958年野蛮地发起了“大跃进”，其结果就是随之而来的三年大饥荒，造成了至少3,500万人被饿死的惨剧。比如毛发动的消灭党内异己、摧毁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几百万乃至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迄今，中共仍然是折腾不休。中共一会儿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宁可百业凋敝，一会儿骤然放开，哪管那哀声震天；一会儿退耕还林，一会儿退林还耕；一会儿高喊对外开放，一会儿强调什么都要自力更生；一会儿支持民营企业，要做企业家的后盾，一会儿却将其打压至断臂求生……种种蛮干的后果就是民不聊生，人人看不见希望。这样的共党谁不盼着快点退出历史的舞台呢？
责任编辑：莆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