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市场成鸡肋外国律所加速撤离

从2017年起，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连续5年减少，至今年6月为止，共减少了39家。示意图（Shutterstock）

更新 2023-08-29 1:33 PM 人气 3282

【大纪元2023年08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今年生效的《反间谍法》，导致全球最大的事务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国业务，在上海经营了20年的全球知名瑞生国际律师事务所（Latham & Watkins）也计划关闭中国业务。

中共司法部数据显示，从2017年起，在中国注册的外国律师事务所办事处连续5年减少，到今年6月为止，共减少了39家。

过去十几年以来，随着各种意图明确的政策出台，北京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外国企业在华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甚至华尔街的中国梦也逐渐破灭，伴随着外资、外企的撤离潮，中国市场正沦为鸡肋。

外国律所能在中国做些什么？

外国律师事务所1992年开始进军中国市场，随着中国加入WTO，当局修订了外国律所条例，放宽了限制，从2002年开始，外国律师事务开始了12年的快速增长期。

中共司法部每年都会公布一份经批准的外国在华律师事务所名单，外国律所数量从2002年的96家，猛增至2014年的232家，但从2014年后，高峰逐渐回落，到了2020年只剩185家。

在中国由于法律领域属于高度敏感行业，即便当局修订了外国律所条例，外国律所仍然只能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的信息，而不能从事中国法律业务，包括参与诉讼和发表法律意见。

与大型国际会计事务所相比，这一差异非常明显。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大型国际会计事务所一直享有对中国公司进行审计和组建合资企业的权利，但外国律所却不能。

在市场受限的情况下，外国律所的主要业务是与外资相关的高端非诉讼服务，包括并购、海外IPO、涉外诉讼和仲裁、技术转让、房地产交易、知识产权保护和FCPA合规。他们主要有两类客户：跨国企业的分公司或子公司，以及向海外扩张的中国企业。这既需要外国律师事务所审查交易是否符合美国法律，也需要中国律师事务所确保交易符合中国法律。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对大纪元表示，限制外国律师在中国的职业范围，政治因素最重要。

“如果说外国律师在中国可以从事诉讼业务，可能对中共专制的司法体制形成挑战。中国律师在中国为中国人进行刑事辩护，中共司法部可以直接限制，比如把律师抓起来判刑。但如果外国律师依法为中国或者是外国当事人，在中国法院提供刑事辩护业务，那么它（中共）就很难明目张胆地去限制，或用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去构陷外国律师，这会给中国（中共）专制的司法体制，产生重大的冲击。”

“外国律师在中国执业，只能就外国法律在中国提供服务，不能就中国（中共）法律发表意见，不管是诉讼还是非诉讼业务，即使有这个能力和水平也不行。”他说。

“如果说你的客户对中国（中共）法律问题要有疑问，或者需要与中国（中共）法律有关服务的时候，他只能通过外国律师，来转委托中国律师，不可以直接针对中国（中共）法律问题发表意见，或者提供法律服务。他不能针对中国人，发表法律意见或者提供服务，他只能针对外国公司企业，或者外国个人。”

前大陆律师、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少华对大纪元表示，只有中国国籍的人，才能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外国人是无法取得中国律师资格的。外资所不得聘请中国执业律师，这从法律层面上禁止了外资所直接从事中国法律业务。而美国律师的考试相对就宽松很多，拿加州为例，其包括律师并不需要国籍，外国人符合条件也可以报考。

外国律所不挣钱

由于中国缺乏法治环境，外国律所在中国并不好过。加州大学2015年发表的一篇研究论文中说，大多数中国的外资律所规模较小，几乎没有人认为在中国的外资律所能赚钱。

梁少华分析说，中国远不是法治社会，很多事情没有法律规定，即使有法律规定，很多事情也不能按照法律执行，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使不熟悉中国潜规则的外国律师难以完全适应，这涉及到行贿受贿，涉及到吃喝宴请，各种利益交换等等。

“在信任度方面，在非法交易方面，掌握权力的政府官员更倾向相信容易被控制的中国律师，而不是外国律师。对腐败的不适应，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一位驻上海的合伙人解释说，“如果你来这里期望赚大钱，尤其是马上赚大钱，你必须明白几乎没有人在赚钱”。这使得许多外资律所为了节省成本，在中国的办公室一般都是未装修，或共用办公室或租金较低的旧楼或不繁华的地段。

加州大学发表的文章写道，中国在几乎所有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业务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在抽样调查中，80%以上的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表示，中国大陆业务的收入不到全球收入 5%。

从1992年到2012年每年平均有12家外资律所进入中国，同时有7家由于破产、兼并、商业计划改变等原因退出。

对于为什么业务规模小、利润微薄、为什么又不愿离开？该文认为，这是对中国未来的一种期待，许多法律界人士都认为，要想成为全球竞争者，在中国开展业务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外国律所下注赌未来。

梁少华表示，收益下降，风险上升，是外资律所撤离的主要原因。

“首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因素。律师事务所和其它西方企业一样，是完全市场化的机构，来到中国的直接目的也是盈利。中国于加入世贸之后，中国的经济进入了黄金发展时期，正是这个时期外资律师事务所数量达到了顶点”。

他说，2012年习近平政府上台之后，社会各界慢慢认识到新政府的根本方向是左转，进一步收紧，进一步控制，先知先觉者比如李嘉诚开始果断撤离。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高关税和低增长累加，中国市场对外资的吸引力越来越弱，从而外资律师的业务量也随之下降。

梁少华比较了胡温的 “走出去”和习近平“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战略的区别：“走出去”战略还是市场化主导的，政府提供口号和政治支持，绝大多数民营和国有企业，都是自己选择市场化的色彩比较浓的西方国家。看国外的哪些企业好，哪些行业比较有优势，我去投资，我去并购，我去融资。当然这个业务需要大量律师了解当地法律，包括监管，包括交易习惯，需要大量外资律师来帮助这些企业。

“但是一带一路是行政主导，大部分一带一路投资都在中亚那些落后国家，也不需要什么律师。这个业务下降之后，一带一路基本上2015年之后就慢慢熄火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就很快下降。”他说。

中国市场沦为鸡肋

真正压垮外国律所的最后因素是中共《反间谍法》的出台，该法禁止传输任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但没有定义哪些数据属于这一类别。该法还允许当局访问数据、电子设备和个人财产，并阻止个人离开该国。

这使得外国律所遵守行业的法律标准和最佳实践，变得不可能。今年8月初，全球律师事务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国业务。

法律咨询公司Zeughauser Group 的肯特·齐默尔曼（Kent Zimmermann）表示，他们真的别无选择，这为许多公司提供了一个离开中国的机会，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业务无法维持下去。

原广东律师李大彬对大纪元表示，直接因素是《反间谍法》，即本来前景就不乐观，《反间谍法》的修订出台凑足了立即行动的理由。

“这对外国律所来说，相当于丢了一块鸡肋。本来业务范围就很有限，加之中国经济急速衰退，基础业务缺乏，收缩是应有策略。”

梁少华表示，《反间谍法》将“其它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与“国家秘密”和“情报”并列，首次纳入间谍行为，完全超出了传统的间谍行为定义。

“你无从判断哪些文件、数据、资料、物品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极端一点说，任何文件、数据、资料、物品，都可以扯到国家安全和利益。”

他说，外资律所要在中国营业，避免不了要获取公开、非公开的数据，要对获得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归纳、判断，并对客户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而这种常见的基础性的工作，就可能限于反间谍法的箩筐。规避风险的手段就是放弃这方面的业务，而获取信息分析信息是所有法律业务的基础，这对外资律所的冲击是致命性的。

赖建平说，外国律师所在华业务，一种很重要的行为方式叫做尽责调查。比方说美国一家公司要跟中国合资，需要了解对方是不是依法设立的，资产负债状况的真实性等等方方面面。还要了解中国各种各样的法律政策，要向雇主阐明中国在劳工方面、外汇方面有什么限制，环保方面有什么规定等，要去进行尽责调查。

“这些信息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非常重要，外国律师所很大程度上成为反间谍法的一个牺牲品或构陷品。外国律师所就会产生恐惧，就会加速他们撤离中国市场。”

伦敦研究公司 Enodo 的戴安娜·乔伊列娃（Diana Choyleva）指出，从历史上看，外国公司最担心的是其知识产权泄露给中国竞争对手，而现在，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合作伙伴向他们传递信息。一家全球律师事务所的老板表示，从技术上讲，他无法再与中国的合伙人通信。当相关中国公司像许多公司一样与政府有联系时，其任何信息都可能被列为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