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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颜纯钩(下)

颜纯钩分享文学创作心得及对命运的思考

图为颜纯钩先生。(杨欣文/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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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4年04月23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颜纯钩曾任职于香港数家纸媒,后任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他出版的作品包括了小说集、散文集、剧本等,获得过香港第八届青年文学奖小说高级组冠军、博益小说创作比赛冠军及台湾行政院新闻局电影剧本征选优异奖。主要作品有《红绿灯》、《自得集》、《血雨华年》。《香港我的爱与痛》是颜先生2023年底出版的新作。

在大陆三十年:活在阶级斗争中 文学创作只是梦

1. 对文学的热爱始于阅读

颜纯钩介绍:“我自小有机会读很多书。我妈妈以前在乡下的医院工作,那个医院是个华侨建的医院,那个华侨很有心,他在医院专门建了一个图书馆,想让病人留医时都可以看书。医生、护士都可以看书。图书馆专门请了一个人去管理,管理员购进了很多世界名著。因为我妈妈是职工,所以我们那时在图书馆借了很多书来看,起码有一两百本世界名著,文学阅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读的中学在福建的南部,叫养正中学,也算是福建的名校。学校那个图书馆有上百年历史,藏书很丰富。文革前我们阅读基本上是自由的,虽然文革开始时有些政治理论要读,但图书馆里的书就没有限制,所以我们那时看了很多书,这为日后写作打下了一个基础。”

2. “借书”的故事

文革期间,除了毛选(《毛泽东选集》)和一些政治理论文章、革命书籍,其它各类图书基本属于“四旧”、“封、资、修毒草”,被大量封存、销毁。颜纯钩提到了他在图书匮乏年代的一个“借书”的故事。

颜纯钩回忆道:“那时有一段时间,我因文革武斗受伤,住到在学校工作的姑姑、姑丈家休养。那间学校有一个图书馆,就在我住的同一层楼、我房间的隔壁,文革时图书馆就被封起来了。后来因为窗户玻璃都破了,就用木板封起来。我每次经过时,总觉得这么多书不能看太可惜了。有一天我手发痒,就去摸一下,发现原来有一个木条松了。于是,到夜深人静时,我就拿着手电筒进去翻书。每次都捧着一堆书出来,回到自己的宿舍去看,看完又“还”回去,然后又再“借”一批出来。

3. 关在抽屉里的文学梦

从小喜欢文学的颜纯钩,在大陆文革时期也曾写过一些文章。颜纯钩表示:那些文章“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写完就放在抽屉里。因为在大陆要发表作品要查你三代、查你的政治背景、你的社会关系、你在单位的政治表现。我知道我是没什么机会的,所以基本没去投稿。”

后来,颜纯钩认为,在大陆时思想是受到束缚的,所见所闻跟后来在香港看到的完全是两回事,所以觉得那些文稿已没有价值,就处理掉了。

4. 阅读带来了反思与转变

“以前我们都崇拜毛泽东,但是到了文革后期,我们已经开始对毛泽东产生了怀疑。因为文革初期,你说红卫兵是革命小将;到文革后期,你说我们是黑五类、黑九类,要接受再教育。究竟我们是你的宝还是你的垃圾呢?文革后期我们看到了很多政治思想的书,整个人的认识、思维开始发生改变。”颜纯钩谈了他文革后期思想的转变。

在香港四十年:脱胎换骨 超越梦想

在《香港我的爱与痛》中,颜纯钩提到:“我从小喜欢文学,文革中又参与政治,对思想文化方面兴趣颇浓。”不过,他能够有机会广泛涉猎各种书刊资料,能够一生从事自己喜欢的编辑工作,能够自由地写作、发表文章、出书,不但乐在其中,而且还超越了他对自己的期望,这一切,却是在香港实现的。所以,他会有“没有香港,便没有我的一生”的感慨。

1. 理想是前进的动力

“那时在香港做报纸人工很低,我刚入报馆做校对只有600元,我的同学在工厂做,他们如果加班,基本上有1200-1300元,是我人工的一倍,我妈妈有一段时间叫我不如去做工厂。我跟她说,如果做工厂我就不来香港了。”

颜纯钩继续追寻他的文学梦。

“因为在报馆上班,中间有很多空档时间,工作到差不多,手头没工作我就看很多报纸。那时看很多台湾报纸、香港报纸副刊。半夜下班,第二日早上十点起床,一直到整个下午都无事做,我就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回来看。做校对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自己进修的时间。”颜纯钩没有进过香港的学校,凭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勤奋与天赋,自学成才。

2. 坚持写作 即使退稿装满了纸箱

颜纯钩的正业是编辑。他表示:“其实创作都是业余,是自己有兴趣。”

他还记得,初到香港时文化环境还很好,很多报纸都办副刊,刊登了很多纯粹的文学作品。他强调:“有很多文学杂志,是纯粹给你写文学作品,不是写普通的杂文、散文,你是可以写小说的。那时我有空就写,写完就去投稿。不过,投稿后不断被人退稿,退到装满我床底下的整个纸箱,我妈妈说为什么就见你写,不见发表?”

3. 从思想上脱胎换骨 迎来新生

颜纯钩认为,香港的生活对他的创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在香港,首先受到的影响其实是人格上的,就是你对社会的看法,你对人生的看法,你对历史的看法,很多都是属于人生观和价值观,那部分其实我是等于一种新生,就是旧的东西全部丢掉,新的东西生出来。”

他记得:“在香港有记者访问过我,我说有一套越剧叫《追鱼》,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追鱼》就是一个鲤鱼仙女,去到凡间就喜欢了一个书生,两个人相爱就成亲。谁知海龙王不让她结婚,要将鲤鱼抓回去。鲤鱼就将自己身上的鳞片拔下来还给父亲海龙王,就是欠你的东西我归还给你了。我的脱胎骨其实差不多是这样,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但有那么多时间让我改造自己,我觉得改造完也真的有新生的感觉。”

当共产流毒被清除干净后,颜纯钩的创作获得了突破,开始得到了高度评价。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

2000年,颜纯钩先生参加岭南大学张爱玲国际文学研讨会。(颜纯钩提供)

曾几何时,香港被人说成是“文化沙漠”。颜纯钩认为,那是香港人自嘲多一些。大陆反而是,经历文革那么多年,“那里才是文化沙漠,香港不是”。

“台湾的戒严时期,那的文化开放都不如香港,人们接触到现代文学的一些理论、作品,其实很多都是香港过去的,因为台湾当局那时不让民众接触,尤其不让接触大陆五四时代的东西,所以台湾那时的文学虽然出了一些作家,但整个社会其实都是比较沙漠化,不如香港那么好。

“香港反而是最自由的,最令有志于文学的人可以自我发挥的地方。问题是香港本身是一个商业社会,一般文人在这个社会地位不是很高,所以,好像在香港你是文人没什么出色,其实不是的。看社会文化水准,同样摆在70年代来比较,香港人不会比大陆人差,不会比台湾人差。”

对于香港作家继续创作的思考

21世纪初,颜纯钩(中)与著名文学家白先勇先生(右)、刘绍铭教授(左)聚会。(颜纯钩提供)

1. 本土创作不能触碰敏感内容 思想深度会受影响

环顾今日香港,随着港版国安法和23条的实施,言论自由在香港应该说已经结束。《苹果日报》、众新闻、香港电台一一被消失,见证过香港文化的黄金岁月,颜纯钩对与香港本土还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是怎么看的呢?

颜纯钩认为:“应该都会有些人会坚持。一个地方的文化从很繁荣,一路没落下去,都是有个过程的,所以说现在香港变到完全没人写作了,那倒不会。你探讨人性的东西,探讨一些文化、思想的东西,你不接触敏感政治都还可以的。等于以前你在大陆,虽然政治禁锢那么多,但说几十年间完全无精品那倒不会。

“创作灵感可能一路都会有,但思想性就会差些。因为你没有自由去想问题,你想到这些不行就止步,想到那些不行就又止步,创作的空间在政治边界内,然后你在这个圈内去想问题,你的思想深度就会差些。”

2. 离开那块土地 感觉慢慢会有间隙

这几年,很多香港作家不得已离开了香港。颜纯钩觉得:“出来了的危险是,因为你离开了那块土地,感觉就不会那么强烈;而且你不是跟那个地方的人一起生活,你对生活的观察就会有些隔膜。如果来了温哥华十几廿年,你反映加拿大华侨圈子的生活可能就行,但你说我还是写回香港,这已经是与香港有间隙的了。”

3. 变换角度继续写香港

颜纯钩表示:“其实现在我都逐渐发现,因为时间长了,时事的东西有时候会重复的。比如你讲共产党,共产党这么多东西讲到都差不多了,它有新的东西我们会再挖一些新的感受出来,但慢慢都会觉得那些理念方面是会有些重复的,你老是写重复的东西就自己都觉得没有意思。将来或者我有机会写一些我以前在香港生活、一些文化界的一些活动,或者一些当时的一些社会面貌,一些比较自己有感觉的人。那些不一定是作为时事来看,会作为一种人生的记录。”他觉得,虽然快餐文学在当今社会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但是纯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

《香港我的爱与痛》是写时评的意外收获

颜纯钩先生2023年底出版的新作《香港我的爱与痛》。(杨欣文/大纪元)

《香港我的爱与痛》主要是反送中以来,颜纯钩在脸书发表文章和少量苹果社论的结集。其实,颜纯钩写时评历史悠久。他从70年代刚到香港时就开始写一些政治评论给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发表。大概写了一年,后来兴趣转到了文学。

直到“占中”,机缘巧合下,开始“重操旧业”。

“那时戴耀廷,陈健民他们几个宣传‘占中’(占领中环),我有一日在《信报》看到戴耀廷的评论,他提到一个概念叫做“违法达义”——违反法律,达到道义。这个概念对我有很大冲击,因为在我们的认识中,违法是不行的。原来比法律更高的是道义。

“他们要占中时,我是觉得有点怀疑的,你把中环的路占了,人家不用上班、不用做生意?这样做对不对?但他这个概念打动了我,我就写了篇文给《苹果日报》,讲我对这个概念的一些认识。《苹果日报》发表了,然后我就开始再写。

“那时因为我还未退休,公司有些左派背景,我不想给公司带来尴尬,说你个总编辑在这里写些这样的东西,我老板见到中联办的人很难交代,我就用笔名去写,一直写到我退休。

“退休之后我就转去写文革长篇,就是中文大学出版的那个文革长篇《血雨华年》。这样又停了,一直到回来温哥华,接着就是‘反送中’,然后我就开始再写。”

在《香港我的爱与痛》一书中,颜纯钩主要是想分享他对一些政治、时事的看法。因为在他的人生中幸运接触到很多品质很好的、有影响的前辈,所以,书的最后的部分,他想跟读者分享上一代是怎样处事、待人,“希望大家都多少可以学一些”。◇

责任编辑: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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