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5日讯】“至圣先师”，孔子也。“至圣”二字，首见于《中庸》。《中庸》乃孔子之孙，子思(名伋)，为宏扬其祖孔子之圣德而作。至宋朝朱熹，将此书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中庸右第三十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说(悦)，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故曰配天”。(“貊”音“莫”。“蛮貊”古时北方的一个种族名)
中国自汉朝以来，皆尊奉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加谥为“元圣文宣王”。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改谥“至圣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加号“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题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清世祖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定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到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改称“至圣先师孔子”。
故“至圣”二字，为孔子谥号也。(“谥”音是。古时人死后，根据其生时之行为事迹，为之立号，有劝善彰德之用)。
距今约两千七百余年前，是中国历史上的东周时期，亦是所谓的春秋战国时代。孔子的先世，是春秋时代宋国贵族的一支，只因宋国内乱，才迁至鲁，(“宋”，今河南省商丘县，“鲁”今山东省曲阜地方。“阜”音“父”)。
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音合)，曾在鲁国从军，立下战功，当了小官。他的元配施氏，连生九胎千金，却无一子。后来，叔梁纥续纳一妾，虽生一男，却足有残疾，又天性愚钝。孔父望子心切，年六十余，又纳一小妾颜氏，盼能生得贵子。
一日夜里，颜氏梦见天神驾着祥云，喃喃语道：“祷尼丘得贵子，继襄周而素王，择空桑为产地。”颜氏自梦中惊醒，半信半疑。次日，她即与叔梁纥，前往附近之尼丘山，在那祈祷，请得贵子。不久，颜氏果真有了身孕，随即迁出前后植满桑树之故宅，搬至杂树丛生之南山。(“素王”有王者之道，而无王者之位者)。
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公元前551年)，鲁国昌平乡一带，(今山东省曲阜附近)，烈日当空，久旱不雨，只晒得山崩地裂，树枯草黄。到了八月二十七日正午，忽地乌云密布，疾风骤起，雷电交加，倾盆大雨自天而降，南山附近一处杂树遮蔽之山洞内，传出新生婴儿之哭声，叔梁纥终于得了一子。
此子天庭饱满，头部中间低，四周高，颇似尼丘山之形状，故孔父为他取名叫“丘”，又因孔丘在儿子中排行第二，故取“字”为“仲尼”。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但他智慧过人，胸怀大志。从小就喜欢到大庙去玩。他对大庙中，奉行周朝之各种典章制度，文化知识，都仔细察记，若有不懂之处，则随时向人请教。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由于孔子发奋读书，勤勉好学，当他十七岁时，即以“知礼”而闻名。(“大”音“太”。“大庙”，天子祖庙之称)。
孔子曾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意思是：“在只有十户人住的地方，必定有与我一样忠信的人，但是都比不上我这么好学”。
孔子曾跟郯子学习古代的官制。向老子学习礼仪与制度。随苌弘学音乐，跟师襄学弹琴。孔子的好学精神，使他几乎无所不学，也无一定的老师。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由于他的虚心求教，很快的，孔子成为一位博学多才的人。(“郯”音“谈”。“苌”音“肠”)。
孔子年青时，做了鲁国的委吏，主管仓廪，负责验收百姓缴来的租谷，然后存放入仓库。后调任司职吏，担任牧场监督喂牛羊的工作，亦做过丧事的吹鼓手。由于他曾任委吏，所以很能了解百姓之痛苦，奠定他经世济民的伟大抱负。《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人们称他为“长人”，觉得他与众人不相同。
春秋时代，东周王室衰弱，王畿狭小，经济穷困。诸侯之声势驾临其上，周天子形同傀儡。他们分裂割据，彼此争斗，造成国家社会，礼崩乐坏。君王不似君王，臣子不似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孔子眼见天下纷乱，一心想要推行“仁政”，以“礼与乐”来教化百姓，匡时救弊，整治乱世。
孔子居鲁期间，曾想振兴鲁国，却遭致失败，于是他转而周游列国，带了学生，乘坐牛车，风尘仆仆地四处奔波，宣扬他的政治理想。
孔子曾到“周、齐、卫、曹、陈、蔡、宋、叶、楚”等国，四处游说，盼望能遇到英明之君主，接受他的政治主张。然而十四年间，饱受“嘲讽、轻蔑、包围、惊吓、断粮、饥饿、受困”等灾难。
有一次，孔子到了郑国，(今河南省新郑县)，与弟子们走散了。于是他一个人站在外城的东门等候。郑国有人对孔子的学生子贡说：“东门旁站了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膀像子产，然而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三寸，狼狈得像只丧家之犬”。子贡把话转告孔子，孔子很同意的说：“这个人形容我的相貌，倒无关紧要，至于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真是一点不错呀！”。孔子历经颠沛流离之苦，终于无功而返。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到鲁国时，已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了。他被尊为国老，鲁国君臣经常向他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的学生如：仲弓、子游、子夏，纷纷出来做官，依照孔子的政治理想去实施。
这时孔子集中精力，整理旧有的古籍。他着手删订“诗、书、礼、乐、易”并将鲁国史官所记之《春秋》加以删修，编成中国第一部纪年体的史书，作为教材，合称“六经”。孔子的门生约有三千人，而精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
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有一天，孔子对子贡说：“我昨夜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坐在两根柱子中间，受人祭拜，我怕就要死了”。过了七天，四月己丑日，孔子便去世了，享年七十三岁。鲁国人到墓旁定居的，有一百多家，因此称该处为“孔里”。鲁国世代相传，每年定时至孔子墓前祭拜。后来，又将孔子住屋改成“孔庙”，收藏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籍等物，供人瞻仰，历时二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孔子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说是对教育的建树。教育是他心爱的职业，政治是他的抱负，改善社会(淑世)是他的理想。他曾说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孔子以为，人与人之间的本性相差不远，但是，受教育的程度，与生活环境有异，才使人的差距增大。
孔子三十岁左右，首开私人兴学之风气，他是以私人身份，担任教师的第一人。孔子首倡“有教无类”的作法。他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只要肯送上十条干肉做学费的人，不问其出身是贫富贵贱，智愚，贤或不肖，一律可以当孔子的学生。这对在专制时代，受教育是贵族的权力的限制，是种前所未有的创见，广开了平等受教之大门。
除了“有教无类”，孔子并依照学生之才智，性格，资质，来“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孔子对教育的看法，是将学生教养成一个真正的人。所以他首重“行为道德的教育”。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孔子以为，一个人如果能将“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谨慎且诚信地处世，以仁爱忠恕待人”，这些德行都做好了，还有剩余的时间，才学“诗、书、礼、乐”与“典章制度”。所以教育的顺序是“先进德，然后修业，再出来为国家社会服务”。
孔子对学习的看法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学如不及，犹恐失之”，(《论语‧泰伯》)。“譬如为山，未成一篑(音愧)，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论语‧子罕》)。“不愤，不启。不悱(音匪)，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等等。
所以“学习”之后一定要复习，始可达到“温故知新”之效果，学的人才会觉得有成就，有快乐。然而“学习”与“思考”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否则光学习而不思考，会造成迷惘，茫然无所得。而光思考而不学习，有时会想错，就会危疑不定。所以孔子勉励人要加强学习新知，同时不要忘记旧学。
孔子藉用积土成山，填平洼地为比喻，说明为学的成与败，操诸在己，宜持之以恒，往前努力不懈。他认为“教与学”是双向的，是互动的。学生要自动自发，配合教师的启导，才能达到“教与学”的效果，事半而功倍，所以孔子说：“学生要是想求通而未通，做老师的才去启示他。学生要是想说又说不出来，做老师的才去开导他。如果学生不能举一反三，就不再教导他了”。
孔子说：“从前的人求学问，是为了充实自己。现在的人求学问，是为了让别人知道自己，才去学习”。此外，孔子还说：当学生接受教导时，“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才是真知呀！”
至于孔子对“孝道”的看法，行诸数千年后，依然掷地有声，经得起考验。“子游问孝。子曰：今孝者，是谓能养(音样)，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音四)，先生馔(音撰)，曾(音憎)是以为孝乎？”“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等。(均见《论语‧为政篇》)
孔子认为：“孝”除了应做到口体之奉养，更应尽到内心的“虔敬”。否则，不以恭敬之心来奉养父母，那么，与饲养犬马又有何区别呢？其次，孝亲要“脸色和悦”，要曲意顺从父母的旨意。否则，仅代父母做些操劳的服务，仅做到口体之奉养是不够的，又怎么能称得上是孝呢？此外，子女对父母在世时之奉养，与死后葬与祭之事，都应合乎礼制。而做子女的人，应该保重身体，免得使父母担忧，也是“孝”的一种。由此可知，实践孝道，是各有不同的层次的。
但敬事父母，并不是盲从的。孔子说：“事父母，几(音机)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意思是，事奉父母，遇到父母有过失时，要低声委婉地劝说，见父母并不接纳劝告时，做子女的态度还是要恭敬，不可违抗。虽是为此操心忧虑，但对父母不生怨恨。此外，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方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等。(均见《论语‧里仁》)
至于怎样才能为师呢？孔子认为，为人师者应：“博学于文，约文以礼”，(《论语‧雍也》)。为师者能博学于典籍，循守礼法，就不会背离正道，“以身作则”为学生榜样，学生才能“尊师重道”。此外，必须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论语‧雍也》)，然后要“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由此可知，为师者，必须不断进修学习新知，又不忘温习旧学，始能不断成长进步，教导学生时，才能“教学相长”，不至“误人子弟”，达到“春风化雨”的目的。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种项目教导学生。(《论语‧述而》)。他认为，学习与修养的层次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凡能遵守道德的规范，不离开仁爱、忠信、孝悌、礼让的宗旨，然后再涵泳于“六艺”的学习。因此，唐朝的古文学家韩愈，在他写的文章《师说》里，就认为：“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达圣贤之道，为教师的首项要务。其次才是传授知识，解除学生的疑惑。
孔子平常总是衣冠整齐而合宜。他态度和蔼中带着严肃，有威仪却不凶猛，举止恭敬而安祥。“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生活简朴，视不义之富与贵如浮云。“
他举止进退合乎礼节，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他对于不合于礼的事不看、不听、不说、不动。孔子喜好音乐，“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论语‧述而》)。常与人一起唱歌。别人若唱得好，他一定请人再唱一遍，自己仔细体会之后，再跟着别人一起唱。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不谈：“怪异、勇力、悖乱、鬼神”之事。子曰：“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刚健正直，果敢坚忍，性情质朴，口才迟钝”，都是近于仁德之人。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他对于那些专门说着逢迎动听的话，装着和颜悦色的人，认为都是虚假不仁之人。
真正的“仁”，孔子认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凡事“自己能立了，也要使人能立。自己能达了，也要使人能达”，是能为他人着想的。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自己不喜欢的，也不应该加到别人的身上”。遇到逆境与困苦时，真正的“仁”者，是不会改变一己的志节的。假如能够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老年人得到奉养，朋友之间相互信赖，少年人能得到抚育关怀”，那就是达到孔子的志愿了。
孔子积极的人生观，可从他所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看出来。(《论语‧述而》)。子曰：“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雕(音凋)也”。子曰：“知(同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均见《论语‧子罕》)。由于孔子对政治、社会、伦理、教育、文学方面的真知灼见，与其天生悲天悯人的胸怀，孔子才能在春秋时代混乱的局势中，以“不忧、不惧、不惑”的态度，面对现实，来表现“大智、大仁、大勇”的积极济世的人生态度。
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与再传弟子，将孔子与学生及当时的人，有关“做人、求学、为政、施政、文学”等言论，与相互应对的话记录下来，是一本语录体的散文集，共有二十篇，四百九十八章，叫做《论语》。《论语》的言辞简洁精练，内容博大精深，风格温柔敦厚，充满睿智先见。
后来的人，从研读《论语》这部书中，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了解到孔子博大恢宏的思想与胸襟，与其卓越的智慧与人格，以及人生应有之修养与责任，进而形成一套“经世济用”的儒家学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思想，都产生了极长远的影响。
孔子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将他的思想见解，流传数千年之久。自天子王侯，以至学者百姓，凡是研究中国“六经”的人，都以孔子的话，作为最高的衡断标准，孔子维系世道人心的丰功伟业，使中华民族的道统，赖以不堕，真可谓是最圣明的人了。
所以，后世尊称孔子为“至圣先师”。他的言行，可作为千秋万世教师的模范，因此，又称孔子为“万世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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