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纪元4月15日讯】1957年夏天，戏剧界的反右运动是从吴祖光身上打开缺口的。为了罗织罪名，党内人士擅自把吴祖光在文联座谈会上大鸣大放的发言摘要，加上一个上纲上线的大题目——《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在《戏剧报》第14期发表。刚刚加入中囯共产党的曹禺立即做出反应，一连推出《吴祖光向我们摸出刀来了》、《质问吴祖光》两篇文章痛加批判。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着这位在国立剧校时期比邻而居的老同事，曹禺颇为形象地描述说：“我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和我们同床共枕的人忽然对隔壁人说起黑话来，而那隔壁的强盗正要明火执仗，夺门而进，要来伤害我们。吴祖光，在这当口，你这个自认是我们朋友的人，忽然悄悄向我们摸出刀来了。”
在第二篇文章中，曹禺一口气摆出吴祖光的三把刀子。第一把刀子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领导的思想”。第二把刀子是“今天的社会不只是和一九四三年的重庆的社会‘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而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比当时还要坏！” 最令曹禺恼火的，还是吴祖光牵扯和冒犯到他曹某人头上的第三把刀子：“譬如贤如曹禺同志也有所谓‘想怎样写和应该怎样写’的问题。口是心非假如成为风气，那就很不好，这种情况必须改变，这就难怪我们的剧本写不好。”
相对于这种理直气壮的揭发批判，更接近于曹禺本人的真实思想和真实感情的，应该是他多年后说出的忏悔话语：“吴祖光，我去南京剧校不久，他就来了，一起到了四川。……对于他，我要多说几句，我是对不起他的，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在反右时，我写了批判他的文章。那时，我对党组织的话是没有怀疑的。叫我写，我就写，还以为是不顾私情了。不管这些客观原因吧，文章终究是我写的，一想起这些，我真是愧对这些朋友了。现在看，从批判《武训传》开始，一个运动到一个运动，总是让知识份子批判知识份子，这是一个十分痛心的历史教训。今后，再不能这样了。这‘文革’中，我躺在牛棚中，才从自己被批判被打倒的经历中，深切地体验到这些。”“祖光这个人绝顶聪明，性格也十分开朗，他是属于那种胸无城府的人。半斤八两，你都看得一清二楚，对他你无需防备。他没有学过戏剧专业，他是京剧的票友，好看戏，对京剧那是熟透了。……他的戏透着一股灵气。还有，他在解放后导演京剧的电影片，连梅兰芳先生都佩服他。他是有点神。他这一辈子受了不少苦，我是欠他的。但是，他这个人不记仇。……但是，我就是这样，连我自己都厌烦我自己了。”（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65、6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比起曹禺本人的忏悔和反思，曹禺和吴祖光江安国立剧校时期的学生、中囯共产党地下党员刘厚生，对于曹禺既呕心沥血又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另有更加深刻独到的分析和总结：“解放初期，他觉得共产党什么都是对的，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另外，他也是‘既得利益’者，比起解放前，他的地位、名誉和待遇啦，要高得多，统统都有了。在经历了一段之后，他很清楚，每次政治运动过后，要么都有，要么都没有了。这点，他看到了。所以，每到关键的时刻，他就犹豫了。是说真话，还是跟着表态？这时，他就不那麽率直了。”（田本相《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第275页。）
关于曹禺当年大加称赞的《凤凰城》，晚年吴祖光在《“投机取巧”的〈凤凰城〉——我从事剧本写作的开始》中写道：“就是在我20岁的1937年，非常偶然地写了这个《凤凰城》，……这个剧本写得太幼稚，今天一看会教我感到脸红耳赤。譬如剧中苗可秀别家出征总带着义仆张生，直到他殉国死难，完全是旧戏里公子随身的书僮那样的主仆关系。第一幕可秀和妻子分别，赵侗打趣，居然唱了一段京剧‘平贵别窑’。弟弟可英要随他参加战争，他劝弟弟要好好读书等……现在连我自己也看不下去。这也说明，比起半个世纪以前的1937年，我到底还是进步多了。”
关于自己一生中所遭受的政治磨难，晚年吴祖光的概括是这样的：“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也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缠夹二流堂。”二流堂是吴祖光四十年在重庆时，与中囯共产党内的秀才夏衍、胡乔木、乔冠华、廖沫沙等人相互交往时的一句玩笑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他的另一罪状，不仅自己遭受磨难，连娇妻新凤霞也被折磨成了终生残疾。随着当事人的先后去世，这些文坛恩怨已经成为过眼烟云般的陈年旧事，在这陈年旧事之中，却隐藏着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教训，值得人们去探索、去追究。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