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30日讯】方励之教授说“我认为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思潮应从全世界看，不单单只是中国。共产主义在三十年代兴起，到末期就走下坡路。中国、苏联、东欧国家，他们的共同问题，他们现在走的路也大概相似，我想最终要达到多元化状态。”（1998年5月《台湾中国时报》）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性政治变迁，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所谓萌芽阶段，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德国人马克思于1847年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宣称“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标志着共产主义理论的诞生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而产生的，与不成熟的初级资本主义主义自由状况相适应，客观上反映工人利益和要求的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如果我们立足于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把资本主义早期发生的悲惨状况，都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体时代和整体时代的具体阶段进行考察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失误的根源在于把资本主义远不曾达到发育成熟的阶段，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熟烂。用这种错误理论产生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倒退性政治变迁。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带来共产主义同盟的破裂，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带来的是第一共产国际的解体，还有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共产国际的破产。恰是由于资本主义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时代，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濒临灭亡的革命期望所构成的历史矛盾，才注定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性，注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命运。
更本质的看，马克思主义是对工业革命的反动，反映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及其生命力缺乏符合实际的认识。1899年，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伯恩施发表了《社会主义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做了全面客观的修正。在哲学上提出用康德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方面，否认资本主义社会崩溃的必要性，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开始明显的分为两条战线，一条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列宁继承可这一路线。十月革命成功后建立的苏维埃国家及东欧各国、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采用了马克思根据巴黎公社短暂的72天执政经历，既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指出“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行政和立法的工作机关。”的“议行合一”的党委领导模式。另一条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共产党继承了这一路线。到了二十世纪中期后，共产主义运动逐步走向没落的历程，到八九十年代，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相反，资本主义在全世界不但确立了地位，而且得到充分发展。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导师列宁说的给资本主义敲响的丧钟，反而给共产主义敲响了。
艺术家夏衍说“中国共产党的几起几落都与第三国际有关，都与斯大林有关，现在对斯大林的认识评价一变，许多问题都要重新认识，包括陈独秀的问题，李立三问题。”（1988年6月20日《世界经济报导》）分析苏联对中共的影响，有助于人们认识；为什么中国在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后，中共又复辟了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中共会残酷地镇压八九民运？为什么江泽民新政会出现毛泽东统治时期的种种陈迹？
1 斯大林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二十世纪人类遭受有史以来的巨大灾难，主要表现在：一是法西斯主义横行，二是共产主义试验。无独有偶。这两者都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费尔巴哈的哲学理论。“1844年起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要点当作自己的出发点。”（1888年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两者都是以国家社会主义出现的，都要以新宗教，一个是法西斯主义，一个是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类解放，都要以暴力手段来改造世界，都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结果都给人类带来空前的灾难。不管希特勒打着实现社会主义高贵旗号，还是东条英机建立东亚共荣圈的蓝图，都是赤裸裸的侵略，屠杀尤太人和中国人，造成上亿人死亡，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构成的法西斯主义行经，容易引起人们的公愤，但持续时间只有十几年。共产主义实验就不同了，不仅是“一个幽灵在欧洲徘徊”（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而且应验了马克思等人说的，可以在存在大量原始公社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俄国首先试验成功的预言。
俄国把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和封建专制的沙皇主义相结合，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俄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列宁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用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既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政权，但这时的宗教，是披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红色袈裟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实行所谓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无偿地占有了全部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使社会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中去了，以适应新建的封建专制苏维埃政权的需要。继马克思创立第一共产国际，恩格斯成立第二共产国际，列宁成立了第三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继续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声中，社会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远比法西斯主义残酷的多，持续时间更长。仅苏联在战争和清党中，就有六千多万人死亡。列宁死后，斯大林把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制度，更加系统化和凝固化，党就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发展到高峰。结果造成农业非常落后，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领域大批判，不断地清洗知识份子，全国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中。
本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正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中国人饥不择食，上了俄国人的贼船，在俄共的影响下，误入共产主义歧途。1921年在第三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在上海成立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此中国也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其实，中共和苏共“老大哥”基本是一个模式，就是把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封建专制社会传统的造反思想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应运带着《水浒》，走出韶山，领导农民起义造反，用暴力夺取政权。1949年在大陆建立了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又恢复到比清朝还专制的封建社会，只不过是挂上了“替天行到”的旗帜，既披上了马列主义外衣而已，开始了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统治时期。陈一咨说“可惜的是孙中山创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和国—中华民国，在20至30年代，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个本世纪中华民族唯一可望成功的现代化进程，却被日本军国主义入侵而打断。1949年以后，毛泽东一连串的共产主义试验，不仅使中华民族受到了有史未见的摧残，而使中国出现了全面的倒退。”（1999年5月17日《违背历史潮流，必遭历史淘汰》）
中国走俄国人的道路，是由中国的社会存在决定的。中俄两国在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口素质上都有着依山连水的关系。中俄两国都以不同方式存在着大量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这种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马克思所幻想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很吻合，马克思设想俄国农村公社，通过暴力革命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西方最落后的乌托邦思想，和东方最落后的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在中俄两国产生了反祖怪胎，俄国叫集体农庄， 中国叫人民公社。这样必然造成经济停滞不前，最后导致共产主义的失败。在这方面中国理论家评述有许多。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说“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马克思、列宁始样所及吗？此无他，贱视民主故也。”又说“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与资产阶级的统治一同推翻。”（1989年《历史研究》第一期《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理论家李洪林说“原来中国人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从俄国输入的。其中有列宁思想自不必说，尤其具有浓厚的斯大林色彩。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和他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曾经是中国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教科书。毛泽东把那本《联共党史》叫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综合总结，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除斯大林著作外，30年代到50年代，苏联的哲学、经济和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受到高度重视。中国的错误当然自己负责，不能怪别人。不过总结经验时发现，不但在中国的社会体制上，而且在思想方法上，都有斯大林主义的巨大影响。”（1989年《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期《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刘冰雁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过分强调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中国受了它影响，不是发展自由，而是限制自由。”（1988年《文汇》第9期《刘冰雁谈文学及其他》）
理论家苏绍智说“斯大林早在1936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中国在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口号下，于1956年宣布建立社会主义。此后，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1989年《学习与探索》第一期《党在我国改革中的作用》）
2、 赫鲁晓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开始在苏联进行改革，他的改革没有对中共产生积极的正面影响，相反，促使毛泽东发动一系列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要防止中国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显然毛泽东的目的就是拒绝苏联改革，要继续按斯大林的模式搞下去，在中国继续实行封建专制统治。
赫鲁晓夫上台时，苏联面临一系列非常复杂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方面国民经济发展很不稳定，特别是农业非常落后，牵制着其它部门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原来埋藏在内心深处的各种问题和不满暴露出来，对个人崇拜时造成的千百万人被清洗、关押和杀害，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狱中仍有上千万无辜的人被关押着，恐怖仍笼罩在人们心头。要打破这沉闷压抑的气氛，就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进行评论，这是赫鲁晓夫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联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西方称秘密报告。他说“当前我们关心的是一个不仅对党的现在，而且对待将来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就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习以为常地滋长起来的，这种个人崇拜是怎样在其特定发展阶段上成为一系列极其粗暴地颠倒党的各项原则，党内民主和法纪的根源。”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只是批判个人崇拜，这个封建专制的表面现象而已，而对于滋长了个人崇拜的封建制度，并没有触及。但是，仅仅是这种不彻底的批判，苏共二十大后，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护斯大林的一派，就开始反对赫鲁晓夫的改革了，斗争十分激烈。
毛泽东反对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有可能和平过度到社会主义的理论。他说“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原则分歧，早在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毛泽东选集》）当时，毛泽东完全被对斯大林谴责这个问题吸引了，而把其它问题搁在一边了，这是不奇怪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整个共产主义运动陷入混乱，使中国面临着将斯大林与毛泽东作用加以区别的特殊问题。中共认为毛泽东没有犯个人崇拜的错误，要打掉毛泽东是中国的斯大林的怀疑。这使毛泽东松了一口气，他说“当中国盲目追随俄国，模仿苏联最近的政治措施非斯大林化，中国革命就要遭殃。”（《毛泽东选集》）其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江西瑞金时就以经形成，到遵义会议后就膨胀发展了，党内清洗不断，连续撤换总书记，开展延安整风，中共七大提出毛泽东思想等等，只不过和斯大林相比，没走到那个地步而已。195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画像又挂在天门城楼上了，人民仍然高举红旗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
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摧毁，并没有在中国发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歧路上已经走过三十多年了，各种封建专制的弊端都暴露出来，他们认识到只有按照伯恩施坦、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等人的正确理论去改革原来建立起来的列宁、斯大林体制，只有走回头路，才能维护社会主义的存在。而中共刚刚建国，正处于旗开得胜的欢乐中，按封建专制人亡政息的规律，毛泽东还有二十年的路程要走。但是，苏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盟主，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不能不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中共召开八大时，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毛泽东不得不违心做一下样子给老大哥和小兄弟们看看，例如：会场不挂领袖画像，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还规定设一个党中央名誉主席的职位，显然是留给毛泽东当“太上皇”的。在这时毛泽东发现他的同事们倾向于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谴责作为削弱他的地位的机会，这引起了他高度警觉，感到作为斯大林生前最后几年周围的最核心人物之一的赫鲁晓夫，是斯大林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在斯大林死去不久就敢于对斯大林的错误进行全面的批判，十分恐惧和震惊。开始认为中国也会有人步入赫鲁晓夫的后尘，要提前揭露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就必须撕去他们反对个人崇拜的外衣。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记载：毛泽东说“据说斯大林是个人崇拜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个人崇拜，他垮台了。”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使毛泽东把权力斗争和个人崇拜联系起来，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为了政治斗争，可以搞个人崇拜，就得有个人崇拜。文化大革命前一段时间，毛泽东对斯诺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委的权，我也管不了。所以，那个时候我说无所谓个人崇拜，到是需要一点个人崇拜。”（《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萧心力着，第398页）可见，毛泽东为了恢复封建制，开展了文化大革命。
这样毛泽东领导中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展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1956年12月，中共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说“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攻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时，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当中共这些责难没有能够使得苏联回心转意时，毛泽东重新审视了苏联社会主义，认为必须防止走苏联修正主义道路。他说“我看俄国人把列宁、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丢了，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夺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在国内抛弃中共八大反对个人崇拜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开展了整风反右运动，八届三中全会上又重新提了阶级斗争是中国的主要矛盾，开展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1962年开展“四清”运动，这些都助长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中苏论战的实质就是中共继续走斯大林的道路，而反对走赫鲁晓夫的改革道路。赫鲁晓夫对于毛泽东的倒行逆施行为气愤地说“毛泽东忽视除他外任何利益，编造脱离现代世界实际理论的另一个斯大林。”
由于赫鲁晓夫只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没有深入改革斯大林的政治体制，使经济走入困境，在国内外拥护斯大林的派系攻击下，到1964年被迫下台。他在被迫下台前一个月就接到警报，但他没有进行反击，在苏中共中央会议上，他亲自写了辞职书，开始退休生活。他事后说“领导作风根本上变了，可有谁梦想过我们去告诉斯大林，说他以不在适合我们，应该辞职吗？那我们全得脑袋搬家。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这也是我的功劳吧。”
3、勃列日涅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新的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统治开始了。他在政治领域里继承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继承了斯大林的霸权主义，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在经济上继承了斯大林的全民所有制。这样毛泽东派周恩来率代表团去苏联，妄图恢复中苏友好关系，但勃列日涅夫让周恩来把毛泽东搞掉，毛泽东听到周恩来的汇报后，坚决和苏联断绝友好关系。
正如赫鲁晓夫预见的那样，毛泽东就是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拒不接受苏共经验教训，顽固地坚持斯大林模式的个人崇拜制度。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之一就是不能通过正常渠道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只能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来铲除他，不能让苏共二十大在中国重演。1970年12月18日，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了，1956年《三十三条》的发表…….。”文化大革命的宣言书《五一六通知》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但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还没有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任，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全国迅速掀起了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高潮，毛泽东个人崇拜发展到顶峰，到处是红色海洋，“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的吼声响彻神洲大地，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这也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比斯大林二三十年代大清洗还要恐怖很多倍。
中共走在苏联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不管它愿不愿意，这是历史的规律。斯大林死后出现赫鲁晓夫改革，1976年毛泽东死后，出现邓小平改革。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两次打倒中共最大走资派之一邓小平，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发动政变上台执政，实行非毛泽东化，审判毛泽东的遗孀江青集团，为毛泽东迫害致死判刑的人平反昭雪，实行改革开放，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唱起了国际和平的老调子，应验了毛泽东说他是中国赫鲁晓夫第二号人物的论断。邓小平的改革和赫鲁晓夫一样不彻底，尽管下放了一些权力，但没有改变人大、正协“橡皮图章”的地位，尽管规定废除了干部终身制，但包括邓小平自己在内，都退不下来。这些中共官僚们，不当总理了，再当总书记，不当国家主席了，改当人大委员长，不当中顾委主任了，再当军委主席，只不过换个位置，仍旧终身任职。尽管设置纪委，但仍属中共下属机构，无权监督中央。尽管高喊减员，但政府机构不断膨胀。尽管文化上有所解冻，但只是对毛泽东时期的紧张气氛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缓和措施罢了。作家夏衍说“历史是无情而又曲折的。中国现行的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大而全，小而全等，都是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从苏联带来的，再与中国的均贫富结合在一起，使我们现在的改革显得更加艰难。”（1988年《新观察》第18期《改革与斯大林模式》）
4、 戈尔巴乔夫时期对中共的影响
苏联五十年代赫鲁晓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要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无独有偶，苏联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中共的影响是，邓小平利用两次学潮，先后打倒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胡耀邦、赵紫阳，要保证中共政权一百年不变。
1982年勃列日涅夫命归黄泉，新上任的安德波夫跃跃欲试，准备进行赫鲁晓夫后的第二轮改革，不料他在位一年就寿终正寝了。接着勃列日涅夫的好友契尔年科上台，一年后又见马克思去了。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就有了第三轮改革。也正是这么多年的前车之鉴，苏联的改革才会有新高度，才会使西方国家感到欣慰的力度。
苏联当时受到旧体制旧势力制约，困难重重，有人呼吁恢复高度集中的体制，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戈尔巴乔夫说“除了进行革命性的，生机勃勃的改革外，没有别的明智选择了。不是改革，就是停滞。”（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他首先领导了重新评价历史的反思。当时回顾苏联历史主要集中在20至30年代，5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初期的改革，也就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个时期。目的是以史为鉴，推动当时的苏联政治、经济改革。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人们越来越对赫鲁晓夫这一时期改革发生性趣，认为现在改革中的许多问题，都是赫鲁晓夫曾经提出，但没有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赫鲁晓夫改革失败教训中认识到“就是依靠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使广大劳动人民积极参加所拟定的改造工作，也就是民主化，再民主化。”还说“我们遭受的许多损失，是由于过去我们的改革在苏联社会民主化方面没有广泛的政治变革做后盾。”（《改革与新思维》）十分清楚的是苏联为了解决改革难题，深化政治改革和保证政治改革不可逆转，通过历史反思，求得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改革方向明确，坚定改革的信念。苏联80年代的改革，比赫鲁晓夫那次改革更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震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受到深刻影响，中国也不另外。“先是从其它东欧国家开始改革，现在，东方模式的最坚固基础—苏联本身—也因摇摇欲坠而开始了以‘公开化’为口号的改革，这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独裁的延续。”（刘小波《启蒙的悲剧》1988年5月）
1979年，邓小平实行片面改革路线，使人民很失望，这样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也一次又一次围剿镇压。从1979年，北京发生西单民主墙运动，以魏京生为代表的民主派，提出“四个现代化”是不够的，还须要加上第五个现代化，就是政治现代化。同时，中共在1979年1月18日，召开历时两个月的理论务虚会。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直逼中共的政治体制，主要有：我们在政治思想领域，反封建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封建专制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复活了，因此要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批判封建主义，是不可有真正民主的。应当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社会主义改造把私有经济一扫而光是不妥当的。这些民主言论，使顽固坚持一党专政的邓小平十分恼火，急忙在会上抛出“四项基本原则”，既“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这个“紧箍咒”，来叫杀民主运动。后来又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6年三次民主思潮，邓小平又多次发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讲话。1987年3月3日，他针对学生运动说“少数知识份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罢免了同情学生运动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重点批判了方励之、刘冰雁、王若望三位党内自由民主派知识份子，印发三个人自由化材料，供批判使用，这种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常用的愚蠢做法，反而使被批判的观点扩大了宣传，流向了全国，影响更大。其中方励之的讲话，公开重视民主，摒弃马列主义，由于他是中国有名望的知识份子，有特殊影响力。今非昔比，不是当年的文化大革命，民众自由理念有了相当大的发展的背景下，批判非但陷入孤立，反而得到普遍同情和赞扬。
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一代人的成熟有直接关系。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时间里，毛泽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建立了封建专制的所谓社会主义，而后继续用这一理论来巩固政权。同时，在建立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谎言下，在民主自由的谎言下，顽固地追求乌托邦社会。特别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比欧洲中世纪宗教统治还黑暗得多，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还残暴得多。在马列主义红色宗教统治下，各级政府机关单位，都成了庙堂，“天天读”像念经一样学习马列和毛泽东的书。全国人民都穿上清一色的蓝、绿袈裟，都信仰清一色的原始红色，都当上了共产主义的和尚、尼姑。人民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互相仇恨、互相武斗，互相残杀，上千万人悲惨的死去，包括国家主席刘少奇，也包括著名作家老舍，还包括中共普通干部张志新等等。1976年毛泽东死了，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文化、宗教、言论等方面比文化大革命有些松动。恢复了高考制度，掀起了文化补课形式的成人教育热潮，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误了受教育机会的一代人，有了重新学习的机会。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共的人民公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这前后历史一对比，使他们觉悟了，亲眼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好，向往更美好的资本主义社会。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就是榜样，同是炎黄子孙，我们为什么不能过上人的生活。他们不希望吃这半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封建主义社会）半资本主义的夹生饭，决心不再走这种片面改革路线，利用中共在政治上产生的松动机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影响，开展一系列民主运动。他们在中共红色恐怖的条件下，出生入死的开展民主运动，实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例如：方励之、刘冰雁、王秉章、魏京生、王西哲、徐文利、胡平、吴学灿、王军涛、刘清、韩东方、刘晓波、秦永敏、高宏民等等，都属于这一代人。胡平说“四十岁再相信社会主义就是没有见解。”（1996年6月）吴学灿在1982年写下一首诗“少年轻听谎言，青春狂呼口号,廿八年梦里飘，醒来怒火中烧。”他说“1979年醒来了，认识到中共决不会把我们引向民主、自由、富强。我迷恋自由，钱财不迷，有饭吃就可以。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我们要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法制制度，这是首要目标。”（1996年6月）这一代人的觉悟，使他们成为大陆民运的中流砥柱。
1987年民主思潮又兴起，全国有十几种宣传民主刊物出现，例如：《走向未来》、《传统变革》、《文化与世界》、《二十世纪文化》、《新华文摘》等等。民间社会研究机构起了作用。例如:例如万润南领导的四通研究所，王军涛领导的研究所，组织了多次社会调查，学术研讨活动。另外大量社团出现，如：北大的草地沙龙。报刊讨论权力下放，苏联和东欧改革，都有很好的论述。特别是电视政论片《河殇》，批判中共的“四项基本原则”，提倡蔚蓝色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中央电视台播放后，影响非常大，几乎家喻户晓，掀起一股《河殇》文化思潮。
1988年，中共经济改革取得成果，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来配合，以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但是，中共在十三大报告中把政治改革说的天花乱坠，什么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协商对话等等，可是又重蹈历史覆辙，和中共八大报告一样，会开完后一张废纸，并不执行。和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重新提出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一样，十三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治理整顿是主要任务，停止了政治改革。这进一步激起了民主派知识份子们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利用国内外报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消息，和政治改革的文章。例如：夏衍说“意识形态方面，苏联比我们走的快，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比我们的透明度要彻底的多了，他们批斯大林批得那么厉害，我们就没有这个勇气。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见诸于中央文件的，但《芙蓉镇》的拍摄上映一波三折，说过了头，彻底否定就不过头啊？”还说“一个国封闭，先从新闻开始，为什么斯大林模式在中国依然如故，因为封闭，我们总认为斯大林是一贯正确的，像布哈林案，现在苏联给他平反，披露了事实真相后，才知道是个莫大的冤案。”（1988年《世界经济导报》）《文汇报》发文《布哈林其人及其冤案》。《中国青年报》发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三次浪潮和四个趋势》。《世界文汇》发文《苏联经济改革的重要转折点》。《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为推进改革重新评价历史》。《人民日报》发文《布哈林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文《关于伯恩施坦的评价》。《香港信报》发文《方励之在香港与叶知秋的谈话》指出“中国的出路是资本主义化，真正实行资本主义，最多两代人。邓小平做不了，这是赫鲁晓夫留给共产党人的后遗症。”《经济学周报》发文《严家其关于时局的对话》指出“治理整顿会导致停滞。中国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不能重蹈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非程序权力更迭的覆辙。”《新观察》发文《未来中国与世界讨论会》金观涛说“社会主义的尝试与失败，是二十世纪人类的两大遗产之一。”《广州研究》第四期发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几点研究》王逸舟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封建主义政治的这个特点，以新的变形出现：在苏联和东欧，有所谓个人崇拜现象。在中国从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期有一个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在其它一些国家，试图把共产党领袖由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父亲。这说明，政治现代化的过程还远没有实现。”理论界对政治改革的推动，起到了很明显的作用。
1989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失败深深影响着中国大陆，同时又是晚上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反右运动三十周年，法国革命一百周年纪念。这些敏感的日子，引起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强烈回忆。1月6日，方励之发表《致邓小平公开信》，提出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国庆四十周年之际，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这封公开信，成了当时知识界私下议论的主要话题，并引起一连串的反响。1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研究员苏绍智和方励之等人，在北京“都乐书屋”开展“新启蒙”沙龙活动。参加活动的有一百多人，包括美国、法国、意大利的许多驻京记者。方励之在活动中发表讲话说“要对当局采取完全批判、彻底否定的态度。知识份子不能只改变他们的思考方法，他们必须行动。如果没人出来呐喊，就没有前途。”2月初，方励之和中国民联的陈军等人，在北京友谊宾馆举行了“名人名家迎新春联谊会，”方励之发表演讲说“希望企业家们作为中国的新生力量，同先进的知识份子结合起来，为争取民主而斗争！”2月15日，诗人北岛牵头，北京知识界33人，联名发表公开信，回应方励之的公开信，支持释放政治犯。2月16日，陈军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发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共中央公开信，发动了要求释放魏京生的签名活动，中外老中青著名学者、知识份子30多人签了名。2月28日，社科院自然科学史专家许良英教授带头发表了，由42名中国著名科学家签名的《致国家领导人公开信》，要求保障公民权力，释放政治犯，增加教育经费。知识份子联名上书古今有之，但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这么大规模知识界联名上书，要求释放政治犯，这是第一次。这些八九年春天的公开信签名活动，引起了大陆知识界和海外华人的积极响应，起到了带动势潮作用，国内外各种媒体掀起新的要求中共政治改革的思潮。民主大潮是由无数波澜推动的，这些要求民主的活动，对后来的八九民运产生了直接影响。
2月23日，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方励之与台湾记者的谈话》说“匈牙利当局已为1956年事件平反，这是很重要的事。中国大陆目前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外在的压力越来越大。内部说来，不论知识份子、工人或一般民众，普遍希望自由、民主，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台湾《联合报》发文《大运动的开端，大冲击》说“纽约发宣言，北京公开信，神洲春雷动，民主浪潮涌。”
3月1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同时出现了《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说“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3月2日，北京大学贴出题为《中国人的悲哀》的小字报说“打倒专制、独裁！”3月3日，清华大学贴出“中国民主青年爱国会筹委会”写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号召“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新华文摘》第一期发表曹思源的文章《政治体制改革的安全通道》，认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议会道路“一是避免老百姓造反，二是要避免政府对非武装群众的镇压。议会道路 ，既一条非暴力之路。”3月5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欢迎匈对1956年事件的评价》。3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苏联大多数人支持改革》。3月21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3月29日，《人民日报》发文《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求是》第四期发文《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新见解》。《新华文摘》第四期发文《评赫鲁晓夫的改革》。4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员人数剧减》。4月6日，北京大学帖出题为《时代的召唤》的大字报，提出“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马列主义到底还适合不适合我国国情？”4月10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对宪法做重大修改，改行总统制，设参议院，民主选举产生参议员》。4月13日，北京邮电学院收到署名“广西大学学生会”写的《告全国大学生书》，号召“高举胡耀邦画像和民主、自由、尊严、法治的大旗，来纪念五四青年节。”
封丛德说“关于这一运动背景，我想确和邓小平说的和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有关系。当时我是北高联主席，大气候对八九学运的影响，在4月底为了纪念五四我们曾讨论过一次，我当时说：总结国际大气候，大概有那么七八条非常有利因素，包括波兰废除一党专政，捷克变化，甚至包括日本竹下登下台，印度民主大选，非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产权私有化，当时确感到国际气候的影响。但这种感受主要体现在知识份子和学生当中，特别是利用大字报进行流传。比如北京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开始我们很明显就是团结工会影响。尽管运动有各种背景，我个人是把这场运动理解为一种自发的运动。由很多的组织试图挑动发起这场运动的发生，比如说像民主沙龙，我参加了北大筹委会，当时根本不知道民主沙龙的存在。”（1991年6月）当时北京一些高校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种“研究会”、“讨论会”、“演讲会”纷纷出现。北大学生刘刚、王丹主持的“民主沙龙”一年就搞了十七场讲座，请“人权同盟”的负责人任畹町去演讲了“新权威主义与民主政治。”还请方励之、李淑娴去演讲，李淑娴说“要使民主沙龙合法化。要求取消北京市关于游行的十条规定。”方励之说“要废除一党制，让共产党下台，推翻现政权。”4月15日，被罢免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成了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发生的导火索。香港《明报》评论说“中国知识份子精英阶层争取人权而发起的串联与签名活动，以对学生产生极大的影响，他们早已在酝酿于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纪念日采取大规模行动表示对当局不满，胡耀邦猝然去逝，则犹如装满火药的桶里扔了一根火柴。”
八九民运发生时，东欧的政治改革已经进入实质性阶段，引起了中共民主派极大的关注，他们利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等媒体，以从来没有过的热情，几乎每天都有报导，对八九民运有明确的针对性，希望中共学习东欧、苏联的政治改革，用民主办法解决中国问题。4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工会注册登记恢复合法活动》。5月17日，《人民日报》发文《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社会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不改革没有出路》。5月18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向学术界发表讲演》说“主要祸根就在于我国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命令官僚主义体制短处。只有拆除这个体制，完全使列宁思想和社会主义原则重新发挥效力，才可以使国家走出疆局，制止临头危机。革命性改革的深化就是这样产生的。”5月21日，中共在北京实行戒严，2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消息《内梅特总理说：匈牙利面临动荡潜在危险，不准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认为“斯大林模式的一个最可恨的特点就是肆意动用武装力量整治本国人民。我们应当最坚决地同过去的这种做法决裂。”5月27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当选为苏维埃最高主席》。6月1日，《人民日报》发文《政治改革迈出重要一步：首届苏联人代会举行》。6月2日，《人民日报》头版发文《匈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发表公报：称纳吉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代表人物》。6月4日，《人民日报》发文《波兰〈团结周刊〉首刊发行》。6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匈党重新安葬纳吉：国家领导人及二十五万群众参加葬礼》。6月30日，《人民日报》发文《戈氏强调苏联要彻底改革》。这篇文章可以明显的看到八九民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八九民运发生时到北京访问，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会晤，目睹了八九民运悲壮的一幕，使他认识到，苏联的政治改革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地位，中国民众的呐喊深深的打动了他的心，不彻底进行改革，不加快改革步伐，不论是对苏联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还是对他个人的政治生命，都是死路一条，六四惨案可以在苏联、东欧重演，斯大林时代可能复辟。所以，苏联吸取中国八九民运的经验教训，必须坚决彻底地进行政治改革，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从这点上看，八九民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就是加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灭亡。中国人权主席刘清说“八九民运，中国人民热血沸腾，数以千计的老百姓，为争取人权、民主，几十个日日夜夜，走上街头，学生更以绝食和健康进行努力。随后发生六四血案，震动了全世界，对东欧共产制度瓦解有可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99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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