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月1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大纪元特约记者林丹，谢宗延报导)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办，纽约市立大学斯泰登岛学院协办的“中国三农问题国际研讨会”在纽约举行。来自中国大陆、港澳地区和旅美学者就“中国农村状况与农民身份变迁”进行了研讨。我们将陆续发表部分学者的发言。
我想谈三点，第一点是：“三农”问题50年，第二点是：为什么这个“国家”不关心国家利益，第三点是：“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何在？
“三农”问题这个提法是最近5、6年在中国开始兴起的。这个表述承认了一个事实，就是中国农业领域的存在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不再是分开的专业领域的讨论。也就是说，这三个问题合在一起，都与农村体制以及农村这个社会系统对农民这个社会群体的管理控制方式有直接关系。换言之，农村问题是涉及整个农村系统、农村制度的问题。
但是，仔细想一想的话，“三农”问题其实并不只是这5、6年才存在的，“三农”问题是中国过去50年来从来都存在的问题。奇怪的倒是，为什么直到5、6年前中国人才意识到“三农”问题不是纯粹的农业问题？换句话讲，中国人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没有正视这个长期没有解决的“三农”问题？
如果仔细回顾一下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也许可以这样问，有那几年中国农村这个系统是基本正常、情况良好的？现在我们来大概地回顾一下，50年代初，中国农村是推行了土地改革，在土改过程当中，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斗争扩大化，然后激化了农村的社会矛盾。接下来1955到1956年是强行推行农业集体化，遇到了农民的抵制，然后农业全面减产，特别是1956年。再接下来是1958到1960年，“大跃进”造成了全国性的严重饥荒，饿死的人口达3千万以上，创了世界纪录。再接下来，1961到1978年，农民人民公社制度造成了农民的“农奴化”和贫困化。1979到1984年可以说是过去50年里中国农村唯一的好时光，农村实行了承包制，人民公社解体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相对社会地位也改善了。但紧跟着，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个阶段，由于对城市物价的管制，开始抑制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农用物资价格暴涨，农业的经营条件开始恶化，这个时候的好消息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还给农民提供了一定的就业机会。但是这个好消息没有延续多久，1992到1996年，在全国性的房地产投机热和开发区热当中，农村的金融资源被大量地转移到城市，农村的发展开始受阻。接下来从1997年到现在，我们就看到了上面讲的这一系列变化的结果，就是农业凋零，经营农业现在变成一个收入不能抵偿支出的状态，就是收不抵支，会亏损；另外乡镇企业大批破产关闭；乡镇政府摊派日益严重，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下降，中西部省份的多数农村现在开始出现了贫困化趋势。
上面这样一个50年的大致回顾似乎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局面是一时性的政策失误？还是长期性现象？似乎看起来它更像是长期性现象，而不是一时的政策性失误。那麽进一步看，这些问题并不是复杂得难以了解的，这都是些非常显而易见的现象，比方讲3千万人饿死，这不是看不见不知道的，那麽这50年当中，政府也在问题严重的时候不断宣布要采取政策来解决问题，但却始终无法收效。我的看法是，任何政策都只能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实施，所以，如果某些问题是制度所造成的，那麽如果不触动制度，而只在政策细节或者技术层面上兜圈子，那是注定不能解决问题的。如果只在技术层面或政策细节上兜圈子，然后向民众说我这是要解决问题，这只能说是当局在糊弄民众。
从上面这些个粗略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的“三农”问题之所以久议难解，议是长期议论，难解就是始终难以解决。这说明当局不是真要解决问题，换句话讲，“三农”问题在中国实际上现在是一个“说一说、议一议，议完说完就拉倒”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国内才有一些被称为“三农问题”专家的学者，有人说他们是打着“波音的”，在拿“三农问题”混饭吃。
下面我想讲一点，就是为什么“国家”不关心国家利益？国内有些学者把“三农”问题限定在土地所有权、户籍制度等等方面，这些我认为都是派生性的制度，而“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是在政治制度上。任何人都知道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农民的国度，70％的人口都是农民。对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毫无疑问，“三农”问题就是最大的国事，占人口70％的国民的紧迫需要就应该是政府的当务之急。但我们事实上看到的却是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所谓“重视”多数时候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就是lip service；相反，对造成严重的“三农”问题的诸多因素，比方讲乡镇干部的横征暴敛，哪怕这个横征暴敛是违反宪法和现有法律、也违反政府文件的，上级政府向来是宽容和放纵的。
那麽，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显然，解决“三农”问题或者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基本的制度条件，这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最大利益。然而，在中国自称为“国家”的这个当局似乎根本不在乎“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也不在乎这个问题如何严重损害了中囯的国家利益；当局更关心的是花费几百亿巨资去完成“神州飞船”这种在技术上已经过时了几十年的工程，或者是诬陷像孙大武这样对北大学生讲了几句真话的农民企业家。
在中国，一般人都习惯假定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总是会关心国家的利益，要为国家的前途施政。国内绝大部分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向当局提出种种政策建议的人士，其立足点基本上都是建立在这个假定之上。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些事实似乎表明，这种假定可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
我这里讲一个关于李昌平和朱镕基互动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李昌平那本书――向总理说实话，其中提到了一些触目惊心的现状，他也提出“农民苦，农民活不下去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共产党革命的时期早都听到过了。很少有人知道朱镕基对此作的反应是什么，当然一般人都知道朱镕基对他那封信作了批示，派了一个调查组去。但这个调查组却无功而返，结果是李昌平被当地政府赶走了。后来朱镕基在安徽试图推进“费改税”，就是试图把对农村的摊派改变成正常的税收，同时降低对农民的摊派程度，把它规范在农民收入的5％的范围内。安徽农村的各级干部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也非常明确：好，我们同意，你们要我少收农民的钱，没问题，我们少收；“费改税”之后收来的钱，第一用于乡干部的工资，第二用于乡干部的福利。小车、手机、公费出差，这些东西一概不能少，钱不够了怎么办？我们停发乡村教师的工资，停办农村教育。他们把农村教育经费叫作“硬开支”，把这“硬”包袱甩给中央了。你们不是要减税吗？要减少摊派吗？行！我们农村不办教育了。于是有一个在北京的著名经济学家向朱镕基的智囊、当时的国务院体改办主任王歧山讲：“你告诉老板，说共产党要想活下去，就别再搞什么费改税，他想明白就行了，你到底靠谁？”王歧山把话转给朱镕基以后，朱镕基突然明白了。于是，整个从李昌平上书到中国掀起讨论“三农”问题的热潮、再到“费改税”以及农村减少摊派的整个一段小小的短暂的热潮就悄然止息了，现在只剩空谈，实际措施已经不再存在。
那位智囊把问题点明了：就是党到底靠谁？党能够改动谁的利益？这也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掌握国家机器的执政党不关心“三农”问题这个事関最大的国家利益的大局。我想回答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此“国家”非彼国家。从这里就可以发现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中国“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从根本上来讲，与中国的政权性质有关系。
中国的革命所造就的是一个“王朝”政权，是在现代政府形式下向“王朝统治”的部分回归，它与历代王朝的区别是它用一个终身控制国家权力的政治家群体替代了一个皇族。其标志是统治集团完全垄断权力以及这个权力的代际传递。在民国时代，中国还存在着公民的一些基本权利，而在革命之后这些权利被彻底剥夺。同时，通过公有化消灭了民间社会的经济基础，把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政治权力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以党的名义活动的统治集团就把自己等同于国家，视自己为国家和社会的永久的利益代表。所谓党即国家，这种提法其实和“朕即国家”是差不多的，是“朕即国家”的一个现代翻版。这样，“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自然被解释为“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可以发现，1949年以后中国的话语里，“组织上”、党、政府、“国家”这几个东西是经常混在一起的。比方我们想一想，大陆人讲话时经常会提到，“组织上”如何如何，还有“国家”安排长了一次工资。国家本来是一个独立的权力，它不是哪个政党或哪届政府所能代表的，国家应该是全社会成员的集体利益的代表；但在中国它却变成了政府，甚至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这些概念也是不分的。
实际上，在中国党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还是有分别的，党的利益其实是高于国家利益的。所以在这种制度里头，国是为党存在的，也就是说党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大跃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毛泽东明知为祸惨重，但是他绝不退步，因为退了步，损失的是党的利益，所以他宁可以囯的利益为代价。同样的，如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必须牺牲党的利益，党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在一党专政的制度下，结果只能是牺牲国家利益来保全党的利益。在这方面，“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我想是个最好的例子。
古代的孟子讲过：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而现代中国这个体制其实变成了“党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用孟子的话来看“现代王朝”制度，后者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还不如古代的王朝制度。当然，也不是历代王朝的君王都能按孟子的话来做的。
在中国，儿童从小就被教育要无条件的爱党、爱“国家”，其实这个所谓的打引号的“国家”是指的政府，不是真正的国家。在教育当中，不管这个党、这个政府、它的领袖功过如何，民众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当反腐败救得了中国、却可能毁了党的时候，党是宁可让腐败继续侵蚀这个“社稷”，也不允许反腐败动摇“君”的地位。
过去50年来的“三农”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党意压倒一切的结果，或者说民众的权利被剥夺和民众的意识被忽视的必然结果。由于在中国现代的等级权力、等级制社会里，农民被置于最底层，所以农民的权利被剥夺得最彻底，其意愿被完全排斥。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多数时间都是这样。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着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一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且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在这方面，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的。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蓠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老幼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
我看到过一个例子，湖北省有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南的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征收人口税。理由很简单，你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靠谁养活？拿钱来，甭管你逃哪去。
从这个角度去看，上面提到的50多年来的种种“三农”问题都可以找到制度性解释。我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是1955年到1956年中国实行了快速农业集体化的政策，这个政策本身既违反了中共原来做过的承诺，也遇到农民的抵制，还造成农业的减产，但政府为什么一意孤行呢？在中国的农业经济界，一般把它解释成中共要实现乌托邦理想，这样的解释似乎把强行农业集体化说成是认识上的失误。大约在10年前，国内有学者通过采访当年主管农村政策的老干部，又查阅了大量资料，有了新的发现，其实，强行农业集体化还有一个来自农村基层干部的压力。许多基层干部土改以后在乡间不愿意务农，而热衷于种种政治活动。中共的土改为提拔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舞台也奠定了党在农村的统治基础。但是土改以后，大多数农民安心务农，家庭经济情况迅速好转，倒是那些“积极分子”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于是在中共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中向上传递着一种信息，当时有句很典型的话，一直送到毛泽东那里，叫作“还走不走社会了？”什么意思呢？基层干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全然不懂，他们把社会主义浓缩成“社会”这两个字。他们问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上面还让不让我们这些基层干部出人头地？这些政治“积极分子”在乡村里面不甘心过普通农民的生活，所谓的“走社会”在他们看来就是重新让我们得到一个政治舞台来发挥。他们同时还有一句话：再不走社会，那批中农就神气起来了，党员在农村就没威信了。毛泽东准确地抓住了这个呼声，通过强行推行快速农业集体化建立起了职业的农村干部队伍，原来农村里是没有职业农村干部队伍的。现在，通过农业集体化，终于建成了这批职业的农村干部队伍，巩固了党对农村社会的全面渗透和控制。这也是造成“三农”问题到今天始终不能解决的一个重要根源。
有人也许会问，1978年的农村改革不是证明了当局关心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吗？从那段历史来看，出现这样的局面并不表明刚才提到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负面作用消失了，而是一些特殊原因，比方讲那个时候一些领导人的个人开明和励精图治、一些知识分子的推动、经济复苏的需要等等，这些特殊原因暂时压倒了意识形态和农村干部的抵制。从80年代中期开始，其实中国国内就开始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农村承包制改革的效果在逐年递减。此后的历史证明，看起来80年代初期的那场农村改革在整个“三农”问题历史上是个例外，而90年代中期以来日益严重的农村危机表明，中国现存的制度必然会生产出“三农”问题。所以，80年代上半期那种“三农”问题淡化的局面应该讲也许是暂时的，而此前以及此后“三农”问题日益严重的局面则是一种制度的必然产物。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奢谈解决“三农”问题或者通过城市化来化解“三农”问题，恐怕是欺人之谈。谢谢！(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