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大纪元4月12日讯】一、模糊的“两猫论”与“过河集”。

政治体制改革是与经济体制改革同一时期并提的口号。然而，经济体制改革已显见成效，而政治体制改革却让人摸不着北。

“西化”的多党议会制自然被否决，因为这会危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马列化”又不用改，假设改回帝王时代，更不可思议。倒底要改什么？要改成一个什么样？谁心里都没有数。不仅普通老百姓心中没有数，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公提出的理想模式也只是“两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过河集：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在中国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注解：“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一个很难理解的口号。

如果非要政府给一个说法：“现实”就是最好的。我们熟悉的“社会主义好”歌：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吃的饱，穿有暖….直唱到:资本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在重复“最好论”，但说不清这个“最好”是什么；又有点像一个时尚青年的口头禅：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青年像是有点盲动、有点冲动、有点妄为。“最好论”指导的理论总是：过去自然黑暗腐朽，且不说帝王时代，就是三五十年过去的文革也是黑暗透顶；未来也不能想像，高谈“共产主义”理想又会引起很多人不满，会被怀疑有文革企图。美国的不好、苏修的不好、英帝的不好，只有这些国家黑暗无比，才能稳定国人之心。

既然我们现在就生活在这样“最好”的幸福世界里，为什么又要改革呢？邓公的“摸着石头过河”又太含糊。“摸着石头过河”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要过河干什么，水有多深，这种以实践指导思想，没有明确目标的改革肯定是要出问题的。于是，“开发区”来了，“开发区”按地方领导的理解方式是“黄、赌、毒”什么都可以来，可以免税、无法。假冒伪劣来了，毒大米、吊白粉来了，教育产业化来了，公款私投也来了，倒卖政府的批文也来了。市场经济嘛，政府得利、奸商**。而另外一头，下岗、失业、失地、流浪，老百姓在受苦。

如此改革祸甚于文革。文革不过是左派斗右派，右派斗左派，并未影响到政府的执政理念，社会还相对公正。而这样无头脑的改革让政府开个大口子，让形形色色的部门象商人一样获取“利益”，将手中的权力转化为金钱，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至今，经济发展了，许多社会矛盾也开始激化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下降了。改革至今，一些不讲公理的“开放”政策不得不一改再改。无头脑的单纯经济改革成了部门垄断既得利益与财富瓜分争夺战。

回过头，饮水思源，看看为什么要“改革”？“改革”自然不是政府宣讲的“好的不得了”，而是情况不妙，大事不好了。官民关系恶化，百姓填不饱肚子………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民倒悬，缓和社会矛盾，强国富民，任何时代的改革者都没有违背这一条初衷。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不等发生“暴动”、“革命”自行变革。改革的目标自然是为了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人性社会。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因素是“执政理念”问题，执政理念即是讲公道、说公理、执政为民，这个理念千秋万世都不应该动摇，这是变易中的不易。而“摸着石头过河”，提倡了又禁止，禁止了又提倡，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实验室，弄得民众无所适从。其代价只能是：政府威信扫地。

二、从“口号”中看政治

执政理念是个国基问题，建国立朝之初就应该奠基了。旧政权被推翻，是因为它积弊已深不能再“执政为民”。有了“执政”理念，随之就有政府将设立什么部门、管什么事、出台什么政策的问题。因此，执政理念是“上层建筑”之基础。“执政理念”的变革是根本性质的改革，这与拆房、清基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时代提出了一句口号“为人民服务”与现代的“执政为民”不相上下，但实行的政策却偏重于“管理”，而不是“服务”。人分三六九等（士、农、工、商都有行政级别，就是寺院也是处级、副处级之类的划分）、城市农村户籍、国家粮与商品粮，这样全社会的“官僚化”无非是为了便于管理，便于以上令下。至今“指令式”生产法、“观赏式”政绩工程仍然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也说明了政府放不下手脚，旧的“管理式”执政理念根基深厚。当认识到“吃大锅饭”的公有制生产效益低下、人浮于事缺陷时，高度集中国家社会财富已无法再合法的转化成民间财富；认识到国家管的太多，统的太死之后。一但放宽，社会、经济又乱象叠生，政府又不得不再加强“管理”，甚至要去倡导过去从不需政府倡导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这说明，由行会协会倡导的民间自律性“公理”观念已被政府高度集中的“管理”砸碎了，民间积弱日久。

文革至今，“口号”现象一直没有消失，正说明了这个问题。

领袖创口号、造理论是中国有史以来不多见的现象，在国外更鲜见。除了希特勒之类的独裁政府之外，还真没有看见过哪个国家元首常喊口号、提一些让公众莫名其妙的新理论。深究其根源，我认为应该归罪高度中央集权制。比如，文革时代政府通过各式“口号”宣传发动，让民众去干什么，达到某种的政治目标。而西方国家执政理念已经相当完善，民间也已经形成一系列“公理”观，如：“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还有主张公义的民间组织：“绿色和平组织”、“红十字会”。要倒过来说：国家元首是这样公理、公义的代表，不是政府要利用民众干什么，而是民众要政府干什么。因此，口号不兴，也没有多少人会响应。碰到什么“水门事件、性丑闻”之类的总统违法、有损政府形象的事件还会导致国会弹劾总统，这样的执政环境哪一位总统还能常喊口号？

执政念理，应是民间普遍认同的公理，而不是某党理论，不是某个元首头脑发热的创新。

真正的“执政为民”，就要把监督权交给民众，开放新闻，不是把舆论当成“党和政府的喉舌”空喊口号。只有民众有了监督权，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民主”不是关起门来搞“党内监督”，不是拚命打压负面新闻，不是关起门来说自家好。当今社会，我们看到乡里村里粉着“谁破坏改革开放就砸谁的饭碗”、“生一个好，生二个罚，生三个扎”、“皇粮国税，抗拒从严”等等野蛮的政治口号，充分暴露了农村基层矛盾正在激化。基层政权演变成为霸权，许多乡镇甚至用上了村霸当村长，他们名正言顺的成为了党和国家代言人。这样的暴史，民众不会痛恨么？当政权走向了理性化与法制化，它就没有必要动用宣传机器煸动民众的情绪。它不要求民众为政权做什么，只考虑民众的要求，一切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无鲜明的执政理念，政令摇摆不定，这才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而当今执政党却认为控制了舆论、掌握了军队就能获得长治久安，这实际上是个误区。

稳定的政治局势来源于执政者行公义、有公信，有合付习俗传统的政府地位。政府与民众有共同理念，并由来已久。民众可以据理议政，政府必须据理行政，此理如同“天道”。中国历代执政理念为奉行“仁政”，虽有暴君不仁，也喜自比尧舜。可见治世仁义理念深入人心，被民众认同，有一认同的公理，臣民自然可以“仁道”劝君。执此天道可庭拆权贵，意志定而娇富贵，道义重而轻王候。历代王朝虽贵为天子，独创理论并不多见，其执政理念多半来源于民间；就是在国外，也少见总统有独创之理论。而当今中国政治口号非常多，大都是隔个三五年就过时了，能流传下来的很少。每一界领袖都会独创理论又迫不急待的要将之入宪。我以为这并不反映了领袖水平，而是在反映当今执政思想的混乱。未必美国的小布什总统、日本小泉首相、英国的布莱尔他们就不是聪明人？不会自创一套执政理论？

自孔子以来，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举贤任能，修信讲睦”，几千年来，没有谁动摇过这个执政理想。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将“天下为公”奉为其政党的执政理念，“天下为公”不是“孙中山”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其“民主”、“民生”、“民权”三民主义，六字虽然简单，却深得孟子君轻民重“民粹”思想之精义。这些执政理念如同天理，虽遇社会重大变革，在民间都未曾改变。孔子有一句名言叫“述而不作”，被后世尊为圣人的孔子其思想根源不过是民俗与传统，沿袭下来几千年被仍奉为“半部《论语》治天下”。

除了天下之公理，又别来什么“口号”创新，用之指导我们的实践？事实证明，流传于社会中“口号”的寿命越来越短了。寿命最长“为人民服务”口号，也不过二十来年的光景。

三、政权与政治

中国政界独特的政治现象是“把握军权”幕后指挥，这种现象古今中外都不多见。在西方国家，军队只与国家防务有关，军队负责人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一个国会议员。总统选举之类的政治行为与谁有枪毫无关系，关键是谁的选票多，谁得人心。在中国周代，天子的权威也与手中拥有多少军队无关，其直属的军队甚至不如一个诸侯国，天子权威来源于诸侯国共同认可习俗礼制。自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郡县制”以来，历代天子集政治军事大权于一身，也未有将“军权”分割出去之举。这种不可言明的政治体制始自邓公，成为当代中国首创。

若穷究其源，就应该回顾一下毛主席语录：“枪杆子里出政权”了。政权出自枪杆子，然而政治并不出自枪杆子，政治是要民众真心拥护、心服口服，总不能成天枪毙人吧！又是一则毛主席语录：“党要指挥枪，不能让枪指挥党”。可见，毛主席心中政治要大于政权，政权要服务于政治，没有政治指挥的政权就会变质，变成烧杀抢掠土匪、强盗的武装。在政治文明基本形成的西方国家，不管总统竞选多激烈，都不会受到军队的干预，否则又要演一场打天下的好戏了。

政治的目标是什么？自然是建立理想社会。理想社会是不个人政权，不是某党政权，而是“公天下”。《礼记、礼运》将天下分成：“天下为公”、“天下为家”两大类，并认为天下为公是至善至美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法家思想家韩非子曾说：“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墨子则说“昔三代圣王，尧、 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可见三代治世被先秦诸子所认可。尧、舜、禹的政权不来源于武力“枪杆子”，而是来源于自身的德行。宋代理学家邵庸曾将帝王分为“帝、王、伯、霸”，竞于道德者为“帝、王”一类，靠武装夺取政权的为“伯、霸”一类，其中“霸”是政权档次最低的一类，类似于土匪、海盗，他们建立的政权自然是没有政治的政权，不可设想其有政治文明。

“枪杆子里出政权”一类的政权稳定方式，是不是类似于邵庸所言的“伯霸之术”呢？

四、两种“国家”的概念

回过头看看历史错误，就会发现当时的治国理念是“专政工具论”与“国家暴力机器论”，有了“专政论工具”之说，就要去对付各种假设阶级敌人，甚至使用“指标法”确定“专政对像”。

检讨过去，可以发现其根源出自两种概念的国家：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于是它就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中国古代“国家”解释是：“宗庙”或“社稷”，是祭祀场所。从人类社会抽像出来的“阶级斗争”真是不可调和才有了“国家”么？我们再用“拆字”法谈谈“国家”，有家才有国，“国”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那么以此类推，“家”是不是男人镇压女人或是父母镇压儿女的工具呢？“家”不是“国”的最小细胞么？我们将持压镇论的“家庭”斥之为变态家庭，将其推之为“国”，执镇压论、专政论、暴力机器论的政党又岂不是变态？这种理论还明目张胆的写入宪法，灌输于教科书中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暴力家庭将妻离子散，暴政将政息人亡，“专政论”实际上是将历朝历代所不耻的暴政合理化。

到底什么是国家？怕还得从家说起，一个家庭组建来源于有爱心，恋爱形式有很多种，但决对没有一种可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家庭组成之后，有更多的东西需要夫妻双方有共同点，相互体谅，这是个认同的过程。随后，儿女也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他们也带着家庭的文化基因。同样，国家也起源于文化认同，某地居民有同一习俗、同一文字、同一语言、同一信仰，他们长期和平共处。国家与家庭一样，没有一种可能是起源于暴力，当然在国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许多不和谐的因素也会产生暴力，比如对外的战争、对内的镇压。

宗教信仰是国家之总源，上古时代城市的中心就是祭祀场所，今天我们看到的诸如：琊玛、印度、埃及等古代文明遗迹都有这一共同特点。人类能聚居，一是有爱心，二是有信仰，这种爱心与信仰结合在一起，在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群中传递开，形成共同认识就是国家的最初形式。“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这句先贤说的话是有道理的，“争于气力”时代是国家的晚期形态，此时不像恋爱期甜甜蜜蜜，会有口角，也许还会有家庭暴力。但是因为一两次家庭暴力就将之推为整个“家庭”的形成过程都是“小两口斗争不可调和的产物”，偏激了，过火了。国与家一样，本来是和谐的，父慈则子孝，君仁则臣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有因有果，有施有报的关系组成。“专政论”与“暴政论”的共同之处是：要将一部分人视之为草芥、为猪狗、不把他当人，不让他享受做人的资格。

《论语》：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 焉雇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记载的这段话即是“仁政”的治国理念。即使对待“无道”，孔子也不主张杀戳。君子居于上位，则能为善政，以风化俗，小人无不从善如流。古人说国必说家：平天下必治其国，治国必齐其家，齐家必修其身，修身必诚其意，诚意必正其心…..一切往上推，治国之理念与齐家之理念无二，齐家之理念与修身之理念无二。又何来“专政”说？上欲为善，岂有不可教化之民？岂有永恒存在之“阶级敌人”？斗争又岂是国家之主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一贯之：和谐而已。《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五、经济体制改革的误区

说到这里，我们要为毛主席语录“枪杆子里出政权”做一个补充：枪杆子里出政权，而不是出政治。政治问题是不能靠“枪杆子”来解决，政治是为赢得民心，政权是为维护国家安全推翻暴政。以此，昔日部队有“三项纪律、八项注意”之政治纪律赢得民众真心拥护，今日自然也不可将军队视为国家专政工具与暴力机器。西方国家军不干政，故此只有竞选总统之理，而无竞选总司令之理；总统退隐，也不会抓军队，用“枪杆子”幕后操纵政治。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说：“上古竞于道德”是理想的政治模式。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只是政通人和之表现，政治是本，经济是未。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就是有什么形态的经济。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有问题的，政治体制中的“执政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经济建设为中心忽视社会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忽视了环境问题、社会道德问题，导致社会风气恶化。带政府行为行政命令式的经济建设，乱占土地搞开发区、政府投资搞形象工程、无偿投资给私人企业、地方政府保护假冒伪劣等事件盛行起来。在“经济建设”中由于执政理念的缺失，造成了政策漏洞，给不法份子开了方便之门，于是贪污腐败也盛行起来。天道纵贪，岂有不贪之理？假设公款能投资给某私人老板，政府官员取其一粟有何不妥呢？政策没有公平性，我们就不仅仅指责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钻空子有官也有商。

如今，经济体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对悖论。经济“繁荣”了，我们不想看到的社会丑恶现象也越来越多，民众也越来越不满意。相反，国外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而经济更繁荣，社会更稳定。究其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沿袭过去的政府行为，长官意志，而且是政府“弃义崇利”。这样的执政理念与文革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差不了多少，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见的。实质上，政府只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理清自己的执政理念，确定自己的位置，推行仁政、执政为公。任何政府也只能做这一点，不是进入商业利益角色。

孔子曰：“无为而治，其舜与！恭其南而已。”要想实现政治文明，必须“无为”而治，放弃不该管的事，营造一个人心所向的社会环境。一个成熟的政府，则不会有放弃理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是为经济提供一个宽松的政策环境，必然时还必须限制对伦理道德产生冲击、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过度繁荣产生泡沫的经济成分。

用一句老话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想要土地上长出果树，绝对不在果树本身，而在于如何培肥土地。除此之外，还要对果树进行必要的修剪。关注“经济”之木，不若关注“政治”之土。有个寓言叫“偃苗助长”，盼望自己的土地上能长出好苗来，将禾苗拔高就成了吗？事实证明，这只能适得其反。

六、势力是改革成败的决定因素

改革，自然是首先执政理念的大转变，随后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措施：部门变了、政策变了。政治体制改革在于依据“执政理念”，合理设置部门、限定部门行政职责、理顺部门行政关系。改革难道不仅体现在清思想之基，而且在拆上层建筑之房；建国理论是先清基再建房，改革理论是先拆房再清基。故此，改制比建制更难。俗话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创业之难，在势未成；守成之难，在势成难变。改革涉及到的即得利益是来自于内部的，取决于其势力之大小，在改革过程中又形成了一部分即得利益。

几乎每次改革都有保守派的阻碍，历数历史上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百日维新，成功的变法并不多，因为变法本身就是改变权力结构，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故其成败取决于朝中各派势力强弱。这就可能被阳奉阴违者利用，取得新的即得利益，最终我们发现离改革的目标越来越远了。清未的“百日维新”是势力不够，不足以变法；“王安石”变法确被一些阳奉阴违的小人利用，变法到了基层没起到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酷吏们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农民。至晚清的宪政改革，闹哄哄公开卖官买官，造成了社会不稳定，加速了其灭亡。改革为动国本之举措，特别是出台某一新政策，必须权衡利蔽，不可留与小人有可乘之机。发现政策偏激了，再来补救就为时已晚了。

目前的许多改革措施是先开放再治理，在开放过程中新的利益阶层已经形成，并根深蒂固，再来深挖其“罪源”恐怕很难。这些现象严重的影响了政府形象，使政府失去民众的信任，动摇了国本。当今改革，政府最头痛的是机构问题，机构是政府的手足，不是想砍掉就能砍掉的。提一人，贬一人，需用功过评述。无过而去其官阶，会带来很大的政治隐患，比目前很重视的“三农问题”的隐患还大。历次机构改革，采取的方法：一是不用原机构，另立机构（比如要出台一项农业方面的新政策，有资金投入，可以不用“农业局”另用“农村部”、“农经局”，原来体制不顺的“农业局”就被凉在一边），如此机构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几个部门；二是合并机构，比如将“农业局”、“农机局”、“畜牧局”合为一大农业局，由于牵涉到单位级别问题、人员待遇问题、职能分工问题矛盾极其多，最后只能不了了之。三是减员，目前用的最普遍的减员方法是“一刀切”（比如55岁一刀切，一律退休，工资加两级，级别提一级）不用做事还有工资加，这也是大皆喜欢之举，不过有实权的领导是不愿提早退休的。乡镇一级不得不减员，则采用抓阄法，轮流上岗，国家饭碗有限大家也能理解。每次机构改革，财政供养人员不是减了而是增了，这说明机构改革难度之大。

改革中形成了新的即得利益集团，又是要进行下一次改革的目标。比如，土地双轨制的改革就造成了“圈地热”全国迅速倔起许多个人财产过亿万和大富翁，一批发土地财的贪污份子，一大批无家可归失地的农民。“土地问题”又是下一次改革的目标，在下一次的改革中又会不会形成另一批“发社会主义红财”的官员与商人呢？改革措施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非要出了问题才来调整呢？当今万众瞩目的教育产业化高收费问题也是如此，当教育即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你想让他们退回到国家办教育、低收入穷教师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今最彻底的办法是抛开教育办教育，国家统一“公职”或“专业职务”的考试而不管教育，民众受教育的途径多了，才能彻底解决教育高收费问题。许多改革措施太草率，不得不一改再改，影响了政府的威信。

最后用宋代理学的开山始祖周敦颐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个改革话题：

天下，势而已矣。势，轻重也。一轻一重，则势必趋于重，而轻愈轻，重愈重矣。极重不可反。

—-一个政权的建立即是势力结盟，势即有轻重，一轻一重，则势又积于重者，于是重者愈重，重极不可返，则此势力又倾覆。以此观文革，皆势所为而已；以此观改革，亦势所为而已。得权者得势，得势者得力。

识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重未极而识之，则犹可得也。

—–认识其重极必倾，力图改变现状，则可。在重未达到极处，早识，还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这句可以说改革，改革先要认识势力，知此势将倾，而力求平衡。

反之，力也。识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于人力，而力之难易，又在识之早晚。

—–由重反轻，需用“力”。认识不早，则用力也难变。由重反轻在人使力，而力的难易与否，又在认识早晚。

力而不竞，天也。不识不力，人也。 不识，则不知用力；不力，则虽识无补。

—-用力而不能挽回，这是天命。不识不能用力，则是人之局限。不识无可挽回之势，则不知怎么用力，不用力，则虽有见识也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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