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卑：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大紀元4月12日訊】一、模糊的「兩貓論」與「過河集」。

政治體制改革是與經濟體制改革同一時期並提的口號。然而，經濟體制改革已顯見成效，而政治體制改革卻讓人摸不著北。

「西化」的多黨議會制自然被否決，因為這會危脅我們黨的執政地位；「馬列化」又不用改，假設改回帝王時代，更不可思議。倒底要改什麼？要改成一個什麼樣？誰心裡都沒有數。不僅普通老百姓心中沒有數，就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公提出的理想模式也只是「兩貓論」：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過河集：摸著石頭過河。社會主義在中國於是有了一個全新的註解：「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是一個很難理解的口號。

如果非要政府給一個說法：「現實」就是最好的。我們熟悉的「社會主義好」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吃的飽，穿有暖….直唱到:資本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實際上是在重複「最好論」，但說不清這個「最好」是什麼；又有點像一個時尚青年的口頭禪：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這個青年像是有點盲動、有點衝動、有點妄為。「最好論」指導的理論總是：過去自然黑暗腐朽，且不說帝王時代，就是三五十年過去的文革也是黑暗透頂；未來也不能想像，高談「共產主義」理想又會引起很多人不滿，會被懷疑有文革企圖。美國的不好、蘇修的不好、英帝的不好，只有這些國家黑暗無比，才能穩定國人之心。

既然我們現在就生活在這樣「最好」的幸福世界裡，為什麼又要改革呢？鄧公的「摸著石頭過河」又太含糊。「摸著石頭過河」不知道前面有什麼，要過河幹什麼，水有多深，這種以實踐指導思想，沒有明確目標的改革肯定是要出問題的。於是，「開發區」來了，「開發區」按地方領導的理解方式是「黃、賭、毒」什麼都可以來，可以免稅、無法。假冒偽劣來了，毒大米、吊白粉來了，教育產業化來了，公款私投也來了，倒賣政府的批文也來了。市場經濟嘛，政府得利、奸商**。而另外一頭，下崗、失業、失地、流浪，老百姓在受苦。

如此改革禍甚於文革。文革不過是左派斗右派，右派斗左派，並未影響到政府的執政理念，社會還相對公正。而這樣無頭腦的改革讓政府開個大口子，讓形形色色的部門象商人一樣獲取「利益」，將手中的權力轉化為金錢，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至今，經濟發展了，許多社會矛盾也開始激化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滿意度下降了。改革至今，一些不講公理的「開放」政策不得不一改再改。無頭腦的單純經濟改革成了部門壟斷既得利益與財富瓜分爭奪戰。

回過頭，飲水思源，看看為什麼要「改革」？「改革」自然不是政府宣講的「好的不得了」，而是情況不妙，大事不好了。官民關係惡化，百姓填不飽肚子………改革的初衷是為瞭解民倒懸，緩和社會矛盾，強國富民，任何時代的改革者都沒有違背這一條初衷。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不等發生「暴動」、「革命」自行變革。改革的目標自然是為了建立一個公平、公正的人性社會。

政治體制改革的第一因素是「執政理念」問題，執政理念即是講公道、說公理、執政為民，這個理念千秋萬世都不應該動搖，這是變易中的不易。而「摸著石頭過河」，提倡了又禁止，禁止了又提倡，將整個國家變成一個實驗室，弄得民眾無所適從。其代價只能是：政府威信掃地。

二、從「口號」中看政治

執政理念是個國基問題，建國立朝之初就應該奠基了。舊政權被推翻，是因為它積弊已深不能再「執政為民」。有了「執政」理念，隨之就有政府將設立什麼部門、管什麼事、出台什麼政策的問題。因此，執政理念是「上層建築」之基礎。「執政理念」的變革是根本性質的改革，這與拆房、清基沒有什麼兩樣。

毛澤東時代提出了一句口號「為人民服務」與現代的「執政為民」不相上下，但實行的政策卻偏重於「管理」，而不是「服務」。人分三六九等（士、農、工、商都有行政級別，就是寺院也是處級、副處級之類的劃分）、城市農村戶籍、國家糧與商品糧，這樣全社會的「官僚化」無非是為了便於管理，便於以上令下。至今「指令式」生產法、「觀賞式」政績工程仍然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也說明了政府放不下手腳，舊的「管理式」執政理念根基深厚。當認識到「吃大鍋飯」的公有制生產效益低下、人浮於事缺陷時，高度集中國家社會財富已無法再合法的轉化成民間財富；認識到國家管的太多，統的太死之後。一但放寬，社會、經濟又亂象疊生，政府又不得不再加強「管理」，甚至要去倡導過去從不需政府倡導的「農村經濟合作組織」。這說明，由行會協會倡導的民間自律性「公理」觀念已被政府高度集中的「管理」砸碎了，民間積弱日久。

文革至今，「口號」現象一直沒有消失，正說明了這個問題。

領袖創口號、造理論是中國有史以來不多見的現象，在國外更鮮見。除了希特勒之類的獨裁政府之外，還真沒有看見過哪個國家元首常喊口號、提一些讓公眾莫名其妙的新理論。深究其根源，我認為應該歸罪高度中央集權制。比如，文革時代政府通過各式「口號」宣傳發動，讓民眾去幹什麼，達到某種的政治目標。而西方國家執政理念已經相當完善，民間也已經形成一系列「公理」觀，如：「人道主義」、「人權」等觀念，還有主張公義的民間組織：「綠色和平組織」、「紅十字會」。要倒過來說：國家元首是這樣公理、公義的代表，不是政府要利用民眾幹什麼，而是民眾要政府幹什麼。因此，口號不興，也沒有多少人會響應。碰到什麼「水門事件、性醜聞」之類的總統違法、有損政府形象的事件還會導致國會彈劾總統，這樣的執政環境哪一位總統還能常喊口號？

執政念理，應是民間普遍認同的公理，而不是某黨理論，不是某個元首頭腦發熱的創新。

真正的「執政為民」，就要把監督權交給民眾，開放新聞，不是把輿論當成「黨和政府的喉舌」空喊口號。只有民眾有了監督權，才能有真正的民主，「民主」不是關起門來搞「黨內監督」，不是拚命打壓負面新聞，不是關起門來說自家好。當今社會，我們看到鄉里村裡粉著「誰破壞改革開放就砸誰的飯碗」、「生一個好，生二個罰，生三個扎」、「皇糧國稅，抗拒從嚴」等等野蠻的政治口號，充分暴露了農村基層矛盾正在激化。基層政權演變成為霸權，許多鄉鎮甚至用上了村霸當村長，他們名正言順的成為了黨和國家代言人。這樣的暴史，民眾不會痛恨麼？當政權走向了理性化與法制化，它就沒有必要動用宣傳機器煸動民眾的情緒。它不要求民眾為政權做什麼，只考慮民眾的要求，一切依法辦事，合情合理。

無鮮明的執政理念，政令搖擺不定，這才是社會最不穩定的因素。而當今執政黨卻認為控制了輿論、掌握了軍隊就能獲得長治久安，這實際上是個誤區。

穩定的政治局勢來源於執政者行公義、有公信，有合付習俗傳統的政府地位。政府與民眾有共同理念，並由來已久。民眾可以據理議政，政府必須據理行政，此理如同「天道」。中國歷代執政理念為奉行「仁政」，雖有暴君不仁，也喜自比堯舜。可見治世仁義理念深入人心，被民眾認同，有一認同的公理，臣民自然可以「仁道」勸君。執此天道可庭拆權貴，意志定而嬌富貴，道義重而輕王候。歷代王朝雖貴為天子，獨創理論並不多見，其執政理念多半來源於民間；就是在國外，也少見總統有獨創之理論。而當今中國政治口號非常多，大都是隔個三五年就過時了，能流傳下來的很少。每一界領袖都會獨創理論又迫不急待的要將之入憲。我以為這並不反映了領袖水平，而是在反映當今執政思想的混亂。未必美國的小布什總統、日本小泉首相、英國的布萊爾他們就不是聰明人？不會自創一套執政理論？

自孔子以來，大同世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舉賢任能，修信講睦」，幾千年來，沒有誰動搖過這個執政理想。民主革命時期，孫中山將「天下為公」奉為其政黨的執政理念，「天下為公」不是「孫中山」思想，而是儒家思想。其「民主」、「民生」、「民權」三民主義，六字雖然簡單，卻深得孟子君輕民重「民粹」思想之精義。這些執政理念如同天理，雖遇社會重大變革，在民間都未曾改變。孔子有一句名言叫「述而不作」，被後世尊為聖人的孔子其思想根源不過是民俗與傳統，沿襲下來幾千年被仍奉為「半部《論語》治天下」。

除了天下之公理，又別來什麼「口號」創新，用之指導我們的實踐？事實證明，流傳於社會中「口號」的壽命越來越短了。壽命最長「為人民服務」口號，也不過二十來年的光景。

三、政權與政治

中國政界獨特的政治現象是「把握軍權」幕後指揮，這種現象古今中外都不多見。在西方國家，軍隊只與國家防務有關，軍隊負責人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一個國會議員。總統選舉之類的政治行為與誰有槍毫無關係，關鍵是誰的選票多，誰得人心。在中國周代，天子的權威也與手中擁有多少軍隊無關，其直屬的軍隊甚至不如一個諸侯國，天子權威來源於諸侯國共同認可習俗禮制。自秦始皇實行中央集權「郡縣制」以來，歷代天子集政治軍事大權於一身，也未有將「軍權」分割出去之舉。這種不可言明的政治體制始自鄧公，成為當代中國首創。

若窮究其源，就應該回顧一下毛主席語錄：「槍桿子裡出政權」了。政權出自槍桿子，然而政治並不出自槍桿子，政治是要民眾真心擁護、心服口服，總不能成天槍斃人吧！又是一則毛主席語錄：「黨要指揮槍，不能讓槍指揮黨」。可見，毛主席心中政治要大於政權，政權要服務於政治，沒有政治指揮的政權就會變質，變成燒殺搶掠土匪、強盜的武裝。在政治文明基本形成的西方國家，不管總統競選多激烈，都不會受到軍隊的干預，否則又要演一場打天下的好戲了。

政治的目標是什麼？自然是建立理想社會。理想社會是不個人政權，不是某黨政權，而是「公天下」。《禮記、禮運》將天下分成：「天下為公」、「天下為家」兩大類，並認為天下為公是至善至美的。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法家思想家韓非子曾說：「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墨子則說「昔三代聖王，堯、 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可見三代治世被先秦諸子所認可。堯、舜、禹的政權不來源於武力「槍桿子」，而是來源於自身的德行。宋代理學家邵庸曾將帝王分為「帝、王、伯、霸」，競於道德者為「帝、王」一類，靠武裝奪取政權的為「伯、霸」一類，其中「霸」是政權檔次最低的一類，類似於土匪、海盜，他們建立的政權自然是沒有政治的政權，不可設想其有政治文明。

「槍桿子裡出政權」一類的政權穩定方式，是不是類似於邵庸所言的「伯霸之術」呢？

四、兩種「國家」的概念

回過頭看看歷史錯誤，就會發現當時的治國理念是「專政工具論」與「國家暴力機器論」，有了「專政論工具」之說，就要去對付各種假設階級敵人，甚至使用「指標法」確定「專政對像」。

檢討過去，可以發現其根源出自兩種概念的國家：馬克思說：「國家是階級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於是它就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中國古代「國家」解釋是：「宗廟」或「社稷」，是祭祀場所。從人類社會抽像出來的「階級鬥爭」真是不可調和才有了「國家」麼？我們再用「拆字」法談談「國家」，有家才有國，「國」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工具，那麼以此類推，「家」是不是男人鎮壓女人或是父母鎮壓兒女的工具呢？「家」不是「國」的最小細胞麼？我們將持壓鎮論的「家庭」斥之為變態家庭，將其推之為「國」，執鎮壓論、專政論、暴力機器論的政黨又豈不是變態？這種理論還明目張膽的寫入憲法，灌輸於教科書中教育我們的下一代。暴力家庭將妻離子散，暴政將政息人亡，「專政論」實際上是將歷朝歷代所不恥的暴政合理化。

到底什麼是國家？怕還得從家說起，一個家庭組建來源於有愛心，戀愛形式有很多種，但決對沒有一種可能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上。家庭組成之後，有更多的東西需要夫妻雙方有共同點，相互體諒，這是個認同的過程。隨後，兒女也在這種家庭氛圍中成長，他們也帶著家庭的文化基因。同樣，國家也起源於文化認同，某地居民有同一習俗、同一文字、同一語言、同一信仰，他們長期和平共處。國家與家庭一樣，沒有一種可能是起源於暴力，當然在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由於許多不和諧的因素也會產生暴力，比如對外的戰爭、對內的鎮壓。

宗教信仰是國家之總源，上古時代城市的中心就是祭祀場所，今天我們看到的諸如：琊瑪、印度、埃及等古代文明遺跡都有這一共同特點。人類能聚居，一是有愛心，二是有信仰，這種愛心與信仰結合在一起，在熟悉的不熟悉的人群中傳遞開，形成共同認識就是國家的最初形式。「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這句先賢說的話是有道理的，「爭於氣力」時代是國家的晚期形態，此時不像戀愛期甜甜蜜蜜，會有口角，也許還會有家庭暴力。但是因為一兩次家庭暴力就將之推為整個「家庭」的形成過程都是「小兩口鬥爭不可調和的產物」，偏激了，過火了。國與家一樣，本來是和諧的，父慈則子孝，君仁則臣忠，「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有因有果，有施有報的關係組成。「專政論」與「暴政論」的共同之處是：要將一部分人視之為草芥、為豬狗、不把他當人，不讓他享受做人的資格。

《論語》：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 焉僱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論語》記載的這段話即是「仁政」的治國理念。即使對待「無道」，孔子也不主張殺戳。君子居於上位，則能為善政，以風化俗，小人無不從善如流。古人說國必說家：平天下必治其國，治國必齊其家，齊家必修其身，修身必誠其意，誠意必正其心…..一切往上推，治國之理念與齊家之理念無二，齊家之理念與修身之理念無二。又何來「專政」說？上欲為善，豈有不可教化之民？豈有永恆存在之「階級敵人」？鬥爭又豈是國家之主流？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道一貫之：和諧而已。《中庸》有言：「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五、經濟體制改革的誤區

說到這裡，我們要為毛主席語錄「槍桿子裡出政權」做一個補充：槍桿子裡出政權，而不是出政治。政治問題是不能靠「槍桿子」來解決，政治是為贏得民心，政權是為維護國家安全推翻暴政。以此，昔日部隊有「三項紀律、八項注意」之政治紀律贏得民眾真心擁護，今日自然也不可將軍隊視為國家專政工具與暴力機器。西方國家軍不干政，故此只有競選總統之理，而無競選總司令之理；總統退隱，也不會抓軍隊，用「槍桿子」幕後操縱政治。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說：「上古競於道德」是理想的政治模式。經濟繁榮、社會進步只是政通人和之表現，政治是本，經濟是未。什麼樣的執政理念，就是有什麼形態的經濟。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有問題的，政治體制中的「執政理念」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經濟建設為中心忽視社會公平公正、合理合法，忽視了環境問題、社會道德問題，導致社會風氣惡化。帶政府行為行政命令式的經濟建設，亂占土地搞開發區、政府投資搞形象工程、無償投資給私人企業、地方政府保護假冒偽劣等事件盛行起來。在「經濟建設」中由於執政理念的缺失，造成了政策漏洞，給不法份子開了方便之門，於是貪污腐敗也盛行起來。天道縱貪，豈有不貪之理？假設公款能投資給某私人老闆，政府官員取其一粟有何不妥呢？政策沒有公平性，我們就不僅僅指責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鑽空子有官也有商。

如今，經濟體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成了一對悖論。經濟「繁榮」了，我們不想看到的社會醜惡現象也越來越多，民眾也越來越不滿意。相反，國外沒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口號，而經濟更繁榮，社會更穩定。究其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仍然是沿襲過去的政府行為，長官意志，而且是政府「棄義崇利」。這樣的執政理念與文革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差不了多少，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實質上，政府只做好一件事就可以了，理清自己的執政理念，確定自己的位置，推行仁政、執政為公。任何政府也只能做這一點，不是進入商業利益角色。

孔子曰：「無為而治，其舜與！恭其南而已。」要想實現政治文明，必須「無為」而治，放棄不該管的事，營造一個人心所向的社會環境。一個成熟的政府，則不會有放棄理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為經濟提供一個寬鬆的政策環境，必然時還必須限制對倫理道德產生衝擊、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過度繁榮產生泡沫的經濟成份。

用一句老話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想要土地上長出果樹，絕對不在果樹本身，而在於如何培肥土地。除此之外，還要對果樹進行必要的修剪。關注「經濟」之木，不若關注「政治」之土。有個寓言叫「偃苗助長」，盼望自己的土地上能長出好苗來，將禾苗拔高就成了嗎？事實證明，這只能適得其反。

六、勢力是改革成敗的決定因素

改革，自然是首先執政理念的大轉變，隨後我們看到一系列的措施：部門變了、政策變了。政治體制改革在於依據「執政理念」，合理設置部門、限定部門行政職責、理順部門行政關係。改革難道不僅體現在清思想之基，而且在拆上層建築之房；建國理論是先清基再建房，改革理論是先拆房再清基。故此，改制比建制更難。俗話說：創業難，守成更難。創業之難，在勢未成；守成之難，在勢成難變。改革涉及到的即得利益是來自於內部的，取決於其勢力之大小，在改革過程中又形成了一部分即得利益。

幾乎每次改革都有保守派的阻礙，歷數歷史上的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百日維新，成功的變法並不多，因為變法本身就是改變權力結構，形成新的權力結構，故其成敗取決於朝中各派勢力強弱。這就可能被陽奉陰違者利用，取得新的即得利益，最終我們發現離改革的目標越來越遠了。清未的「百日維新」是勢力不夠，不足以變法；「王安石」變法確被一些陽奉陰違的小人利用，變法到了基層沒起到緩和社會矛盾的作用，酷吏們反而變本加厲盤剝農民。至晚清的憲政改革，鬧哄哄公開賣官買官，造成了社會不穩定，加速了其滅亡。改革為動國本之舉措，特別是出台某一新政策，必須權衡利蔽，不可留與小人有可乘之機。發現政策偏激了，再來補救就為時已晚了。

目前的許多改革措施是先開放再治理，在開放過程中新的利益階層已經形成，並根深蒂固，再來深挖其「罪源」恐怕很難。這些現象嚴重的影響了政府形象，使政府失去民眾的信任，動搖了國本。當今改革，政府最頭痛的是機構問題，機構是政府的手足，不是想砍掉就能砍掉的。提一人，貶一人，需用功過評述。無過而去其官階，會帶來很大的政治隱患，比目前很重視的「三農問題」的隱患還大。歷次機構改革，採取的方法：一是不用原機構，另立機構（比如要出台一項農業方面的新政策，有資金投入，可以不用「農業局」另用「農村部」、「農經局」，原來體制不順的「農業局」就被涼在一邊），如此機構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幾個部門；二是合併機構，比如將「農業局」、「農機局」、「畜牧局」合為一大農業局，由於牽涉到單位級別問題、人員待遇問題、職能分工問題矛盾極其多，最後只能不了了之。三是減員，目前用的最普遍的減員方法是「一刀切」（比如55歲一刀切，一律退休，工資加兩級，級別提一級）不用做事還有工資加，這也是大皆喜歡之舉，不過有實權的領導是不願提早退休的。鄉鎮一級不得不減員，則採用抓鬮法，輪流上崗，國家飯碗有限大家也能理解。每次機構改革，財政供養人員不是減了而是增了，這說明機構改革難度之大。

改革中形成了新的即得利益集團，又是要進行下一次改革的目標。比如，土地雙軌制的改革就造成了「圈地熱」全國迅速倔起許多個人財產過億萬和大富翁，一批發土地財的貪污份子，一大批無家可歸失地的農民。「土地問題」又是下一次改革的目標，在下一次的改革中又會不會形成另一批「發社會主義紅財」的官員與商人呢？改革措施為什麼不能一步到位，非要出了問題才來調整呢？當今萬眾矚目的教育產業化高收費問題也是如此，當教育即得利益集團已經形成，你想讓他們退回到國家辦教育、低收入窮教師的地位那是不可能的，即使政府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如今最徹底的辦法是拋開教育辦教育，國家統一「公職」或「專業職務」的考試而不管教育，民眾受教育的途徑多了，才能徹底解決教育高收費問題。許多改革措施太草率，不得不一改再改，影響了政府的威信。

最後用宋代理學的開山始祖周敦頤的一段話來結束這個改革話題：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極重不可反。

—-一個政權的建立即是勢力結盟，勢即有輕重，一輕一重，則勢又積於重者，於是重者愈重，重極不可返，則此勢力又傾覆。以此觀文革，皆勢所為而已；以此觀改革，亦勢所為而已。得權者得勢，得勢者得力。

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得也。

—–認識其重極必傾，力圖改變現狀，則可。在重未達到極處，早識，還是可以改變現狀的。這句可以說改革，改革先要認識勢力，知此勢將傾，而力求平衡。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由重反輕，需用「力」。認識不早，則用力也難變。由重反輕在人使力，而力的難易與否，又在認識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用力而不能挽回，這是天命。不識不能用力，則是人之局限。不識無可挽回之勢，則不知怎麼用力，不用力，則雖有見識也與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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