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日讯】黄翔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完全可以称得上的真正的英雄诗人。他的无所谓惧的英雄气节、独立特行的铮铮骨质、宁死不屈的战斗人格和伟大的批判主义精神，都完全继承了近代鲁迅的风骨和遗志，也超过了当代台湾的不畏强暴、挑战极权的李敖，是我一直崇敬和学习的当代民主斗士榜样、诗化人生的精神楷模之一。
讫今未止，黄翔被中国大陆专制体制活埋了将近半个世纪，其跨度了人类两个世纪的交叉线。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耻辱，是中国大陆专制体制造成的最黑暗的一页证明！黄翔所走过的诗歌艺术悲剧人生之路，是我们中国在威权下的知识分子精英学人的灵魂和思想的集体写照，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艺术遗产和民族魂的具体体现之一。
一、黄翔的诗歌道路与人生证明
黄翔的诗歌道路，是中国前强权和后极权这两个威权时代的悲剧而浩然的艺术人生道路。这是跨世纪的超常人生写照，也是钢铁在烈火中炼成的铁打诗人性格；这是在中共建政后，一直与极左、极权专制体制抗争和挑战的唐·吉柯德式的悲剧英雄，也是中国当代一直被活埋于地下的坚执正义、真理和人权道义精神的诗歌鲁迅；这是用自由之血，来雕塑成功的一尊用诗人艺术家的话语权力，向极权政治中心权力话语顽强作战的永远打不倒的民主先锋斗士塑像，也是我们未来民主自由社会永远值得纪念的中华民族精英先驱！
黄翔的人生证明，是中国苦难先进知识分子的钢铁意志证明；是中国诗人侠肝义胆的大智大勇、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证明；是中华英雄儿女和历代仁人志士的悲凉血歌的事实证明；是一代诗人枭雄在极权铁墓里的活着的民族英雄证明。
黄翔，由于出身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亲为前国民党将军。这就注定了他在五星红旗下的、被命定的天生带有原罪的人。为此，他从小就饱受了阶级歧视与政治迫害，也天生养成了他的反抗极权制度的反骨品格。
黄翔16岁开始写诗，一生为追求艺术人生的自由，先后六次被投入监牢。从童年、少年、青年甚至中年，他都在人生坎坷和残酷的罹难中渡过。他经历了大半生的中共监狱生活，可每一次坐牢，他都更加坚定了他对自由、民主和人权事业的一以贯之的执著追求。他对极权制度的反叛和抗争，是最为顽强、惨烈而又自我永不间断性的。他用血写的长期受到严历打压的精神创造诗歌活动，是60年代到90年代初，鲜为中国知识精英和民主斗士们，很少经历的悲剧人生。
他的批判极左共产主义理想的前政治诗歌写作，和批判极权专制主义制度的后政治诗歌写作，皆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理想批判和制度批判的文学启蒙地下诗歌运动的先声，是比北岛们的今天派暨朦胧诗歌的地上运动，其还要早得多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早期文学启蒙运动。
1978年10月11日，黄翔率领诗歌黔军突入中国首府北京，“火烧”王府井大街，在北京首次贴出了民主启蒙运动的第一批大字报：《火神交响诗》（组诗）等，由此公开创办了第一份自中共建政后的民间自由诗歌刊物《启蒙》，以诗的形式揭开了中国人民争自由、民主和人权运动的序幕，缔造了震惊中外的北京民主墙运动的发生。
紧接着，1978年11月24日，黄翔率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和杨再行等，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由他亲自刷贴了两条震惊中外的标语，一条是“毛泽东必须三七开！”一条是“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由此震动了北京最高决策领导层，喊出了当时亿万人民压在心底的声音，提醒了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时代先声。这是比著名的作为中国民主斗士象征的魏京生先生的行动，还要提前走一步的早期民主斗士先行者。
从此，黄翔的诗歌人生，更是除了苦难，就是牢狱的灾难。只有等他步入了中年之后，才得到了人生的唯一幸福——与一个年仅17岁的纯情少女——秋潇雨兰发生了生死之恋！
二、黄翔的诗歌实践与存在意义
黄翔的诗歌实践，是伟大的批判主义精神的诗歌实践！
批判主义精神，是人类艺术实践的最伟大、最主要的具体精神。人类艺术的人文主义实践过程，就最主要是批判主义精神在不断推动着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
无论是14世纪的文艺复兴，还是18世纪的文学启蒙；无论是19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80年代末的八九民主运动，其起着主导作用的，都是人文的理想批判和制度批判之精神。
没有批判，文学文化就将无法革命，社会制度就将无法改革。批判，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级审美思维功能和天才条件，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第一生产力。而黄翔，正是坚持了这种批判主义精神的、决不投降、决不犬儒的写作路线。
黄翔首先是一个批判主义大诗人。
黄翔的理想批判，也叫理想政治批判。理想政治批判的核心，就是批判假人性、伪道德和假大空的乌托邦主义。他不仅要为之争取实现个性独立，还要坚持独立特行的人生原则；他不仅要为之具有最先觉悟的启蒙话语权力的积累知识，还要具备批判虚幻的、代表极端暴政主义的权力话语的表达能力。批判主义诗人，他必须主张人权在民和个性自由解放的理念。
黄翔其次也是一个性情主义大诗人。
这种理想批判之解放：在人权层面，一是必须包括能够作为人权的基本人权的充分自由行使的解放；二是必须包括作为人权的起码人权的人生经济相对私有支配的解放。在个性层面，一是必然包括能够作为存在的绝对个性的尽量民主运用的解放；二是必定包括作为人生的天然人性的各尽所需的性爱不断追求与占有的解放。
在这个前提下说来，黄翔的诗性人生大写，是在现代极权专制的中国，乃是最先觉悟的、掌握着人权政治话语权力的独在先行者，也是最早拥有追求个性独立的握有人性性爱生活权利的火热疯狂者。
黄翔在诗歌政治上，大呼猛叫、愤世冲杀、毫无畏惧、肝胆相照、勇于牺牲，也勇于获胜；黄翔在诗人情爱上，大莫爱焉、淋漓尽致、毫无遮体、撕心裂肺、勇于索取，也勇于奉献。他是前者的真正的真人，真人不言败！他是后者的有种的情人，情人不言穷！！
最早在1962年，那时正值死要面子的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和歌功颂德的，只有毛一人会思想的假大空年代，可黄翔在这个时候，就开始了他的《独唱》了。这证明，除老毛以外，也有一个在地下以诗的形式会独立思想的人：“我的唯一听众/是沈寂”！那时，如果谁能发出这样的“独唱”，那么，天下人就定会首先堵上耳朵，谁也不敢去真听的。若让北京城里的毛主席听到，肯定是龙言大怒，非要立即斩你头不可的。可好，而极左的听众没有听下去，或者根本不懂，那么就只有在黄翔独立个性的心灵里独白而已了。所以，批评家张嘉谚说，这是“抽屉里的写作”，而思想者摩罗却同意了张嘉谚的说法，又叫“隐态写作”。
正如黄翔于1966年写下的《预言》一样，只能预言这是“让后代听见历史的浩叹”！这与其说是“浩叹”，还不如说是他的自叹而已！！在文革时代，像这样的诗，你拿出来也没人敢发。即使是你走后门而被什么人侥幸发表了，也不会认为这是黄翔的真实署名写作，而定言无疑是什么反动组织和集体署名的胆大包天！况且，你只有在抽屉里写作还行，但你若是拿给身边的算是知己的朋友看——试式，也不会认为这是你黄翔的本人写作，而且，不管是真是假的，你叫一个朋友来读，其都会恐慌异常地对你说：“快别告诉我这是你写的，就当我什么也没看见吧！”
可黄翔全然不管！他没办法不满足于自我的“独唱”，他必须在自己的心灵上，首先发出生长于自己内在上的对虚幻理想主义的深刻批判！这种独立先行的狂饮不醉的内在抒情，并自我忘形的狂妄表达和坚定立场及对于全社会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清醒批判，其艺术走向，则是越走越远了，越走越疯狂，越走越无人阻止，越走越像非人中的独立“野兽”一样，把自己真正的勇敢人性，让别人误认为是兽性吧，他将误以误，除错即错，以那个年代颠倒了的兽性当人性，于1968年继续写作了蔑视强权下的人性扭曲的证明——《野兽》：“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一个时代扑倒我/斜乜着眼睛/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撕着咬着/啃着/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头/我也要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可见，在中国那个最黑暗年代里，在层层铁栅栏的牢笼里，真正的人、独立的人和要自由的人，如果不变成野兽，你就只得把自己活人当死人，或者你五尺男汉，也只能变成僵而不化的百足之虫。强权者已变成了吃人不吐骨头的野兽，而真人要想做人，做真正的人，就是要当“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最后“我”哪怕变做了一只“仅剩下……骨头”的野兽，也要来“哽住一个可憎时代的咽喉”！这才是真正的野兽之王、“野兽”之“英雄”！所以，我们称黄翔是英雄诗人！难道这还不够在现代专制中国惊天地、泣鬼神、动人魄、警人心和催人进吗？真可谓是：催枯拉朽是人寰、惊河动海天地翻！！
在那个疯狂红色年代里，在中共专制绞刑架下，在国家恐怖主义的绞肉机里，甚至在屠场的被枪毙之时，有多少经过洗脑而变得愚昧而赤诚了的、顽固透顶的、真做了奴隶的人们，他们就这样，在野兽的暴虐下，也还要怀着一颗赤诚共产主义理想的忠心不变，即使把灵魂升入了天堂，他们也以为这是去笑见马克思了，还以为杀他的人不是真正的毛主席，所以，他在临刑前，一定要能够高喊就要高喊“毛主席万岁！”而像林昭和张志新那样的——彻底清醒者，可是很少、很少呀，而像黄翔这样，能在到处都是可怖的屠场荒原上，还敢做人间真人真兽的，其这种英雄，是绝对侥幸活下来的林昭和张志新，也是人间悲剧的大悲之大幸也！
以诗为批判武器，批判理想，或进行理想批判，这在那个人兽不分的年代里，其作为一个青年诗人，并且具有高超诗艺和芬芳才华的重量级诗人，这就更加独一无二和仅无绝有了。如果说在古有之的话，但也没有这样艰难和如此悲剧活下来的，而后来者呢，如我等辈芸芸，也是在他的单性隔代血脉遗传下，才踩着他的这个活着的前辈英烈之血而铺就的路，于此前进的！
在那个年代，不说是绝对“反动”的大气之诗，会在抽屉里发表不出去，就说是绝对的“三忠于四无限”的“万岁”之诗，又岂止是成千上万地被埋藏在抽屉里呢，而却不准你随便发表出去或不敢发表出去呢？这种世界文学人类史的之绝之怪，恐怕只有是在当时的中国，才能够办得到、才能够这样登峰造极、才能够如此离奇古怪的！甚至令后来者，包括我们的同辈们，则也会永难在心理上，承受得了和破解得掉的！！这种无法言说和无可解释，却也让我们的无法言说的黄翔，在抽屉里、心灵里，也在部分诗友的受众里，在设在哑默家中的“野鸭沙龙”里，在路茫等诗友的集群里，在秋潇雨兰的呵护情怀里，在张嘉谚的评论桌上，在望风而逃或战战兢兢的部分朗诵听众里，在非常隐态里，则也只能是他们，才为之保存了至今不变的历史真相，和具有活化石般的出土文物一样的真实记忆！不然，英雄诗人的心灵，何以让非英雄们一定要深刻记住，包括还要让极端愚昧者去诬头涎足、搬弄是非呢？！若不然，如此先驱豪杰，如是素王之道，何以让成千上万的庶民百姓与众多的知识精英和犬儒投降派们，皆能够到了今天，才可以基本现场性地从正面来尽情评价他的诗歌存在意义和历史真像实质呢？！
黄翔，这个真人性的兽中素王，难道他永远可以甘于他的个性抽屉里的自我灵魂惊叫，或自鸣浅唱吗？不！他在首先完成了自我独立人格的雕塑之后，他肯定不会甘于在小面积的心灵理想中卧薪尝胆地批判。他要冲出这个个性人格围限，他要从理想政治批判的单调惊叫，走向制度批判的复调嚎叫与呼唤中。
黄翔坚持探索真理，倡言人权的隐态写作，之所以存在了，这绝对是没办法的办法啊，也是不得以才为之的独在形式而已。随着他诗歌实践的深入，也随着专制社会的万变不离其宗的表面形式的变量，更随着他个人力量的增多和他身边朋友（如哑默、路茫和张嘉谚等）的越聚越多，他才决定了冲出隐态，走向显态，走向震动与轰鸣的时代交响曲中，走向黎明的一线曙光，走向夹缝中的一丝光明，走向主动的破禁姿态，走向绝对政治禁区的十万埋伏的险境，而且，他完全可能由此，就要步入“壮志未酬身先死”的、自我以身师法的爆炸制度的大雷场上了！
这就是黄翔！这就是从批判自我做起，到心灵外在的批判不止，然后再到更能唤起民众人心的人生外在制度的进一步批判——这就是对极左、极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制度批判！这无疑是最彻底的批判，也是红色中国前所未有的诗化人生的惊天动地的批判！！
而所谓性爱批判呢？这就是针对男女性爱的身体写作与灵魂写作的上下交融或灌注一体的批判！这也就是以生命书写上半身和下半身的刻骨铭心的爱、神魂飘荡的狂喜、整个生命堕入其中的惊奇。在那个性爱也同政治是一样严酷禁区的顽固非人性时代里，谁想偷吃一红一粉的禁果，弄不好就会被杀头的！所以，对性爱保守观的批判，就等于是对政治固守观的第一禁区的冲破。如果说，政治是那个极左社会的绝对禁区的后院，那么就可以说，性爱便是那个疯狂社会的严堵禁区的前门。黄翔重复着钱钟书先生所描绘的警世箴言：“自己有道德而要求别人奉行道德的不算本事；自己不道德而要求别人奉行道德的才算本事。”这是人妖颠倒的伪道德史，黄翔以自己和秋潇雨兰的身体联体进行写作，非常惊险地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情典章——一个伟大诗人和一个杰出清纯少女的、诗情画意的生死之恋！
为此，在黄翔的丰满无穷的、灌天溢地的爱情诗歌里，光是给秋潇雨兰写作的，就几乎是占去了全部。正因为有了秋潇雨兰的生死之爱，他才走出了由极权者蓄意编制的死亡和绝望的陷阱；如果不是秋潇雨兰坚贞不渝的决不投降，那么83年的严打者的阴谋就会取胜，英雄诗人黄翔的高贵人头就不会挺到21世纪初叶的今天，更不会在我的文章里，以活着的英雄笔法来这样纪念他！
因为有了秋潇雨兰，黄翔才有了《裸女》、《出生》、《母性》、《叫我不等我不能》等内在抒情诗；才有了具有宇宙生命意识的爱情组诗《血啸》；才有了短诗组成的精神生命史诗《世界你的裸体和你的隐体》，等等……
再谈黄翔的政治批判写作，这就是针对政治制度而展开的彻底批判，目的是旨在以非暴力的和平文本武器，来结束或改变人性恶的专制极权的坏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的人心向善的好制度。制度批判比理想批判，更加强化了在破坏旧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新制度的必须性，而且利用文学艺术的文本，这就是“破坏即建设”的非实用哲学文本，即它文字的破坏的到达，就是建设的到达。它与之实用哲学的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根本不同，诸如政治经济等俗世领域，其破坏的到达，那绝不等于建设的到达。文学诗歌艺术是非实用哲学，它破坏了什么，就等于建设了什么。它是一度还原的，而社会实用哲学的破坏了什么，就不等于建设了什么。它从破坏到建设，则是需要二度还原的。
所以，黄翔的政治写作，更重视诗歌文本的这一破坏与建设的同一性，由此，更加坚定了他的文学启蒙必须先行于社会革命的自觉理念，即一旦文学启蒙的成功，就是社会和平变革的自然来临。他为之坚持的以文本代替人本的制度政治批判，就是来源于他的这一文学启蒙的基本坚定思想的，而他至今一直不同意社会暴力革命的民运基调，所以，他始终是一个坚持非暴力主张，独立于狭隘党派功利政治追逐的人，一个以个体生命自由为主要人生目标的人，一个以人文主义精神为主流的文学启蒙式的和平和理性的文化民主运动主义者。为此，他以诗歌的形象哲学为主动力，开始了他的从始至今的在坚持理想批判的同时，又进一步推进了他的政治批判主义写作路线的实施。
非暴力的逻辑关系及其效果验证，其人文历史就是相互批判与实践的关系。批判主义的广义理解，就是矫正、规范、涵养和扩充等义，而批判制度，就是要用“以文非武”的方式，在破坏旧制度的同时，通过非实用哲学的文学理念意义，来建设新文化法定的新制度，随后才能在实用哲学领域内，二度建设社会俗世的法律新制度。
如果把黄翔的这种承传人类文明的、非暴力文学文化的批判武器思想，称为素王之道与文王之行的话，那么，就可以把恶劣的传统继承性的、人类社会政治野蛮史的暴力社会革命，即可称之为霸王之道和荤王之为。因为，行任何霸王之道，都会以大批牺牲人的有机生命和大量破坏物质生产力——为惨重代价的，而行任何素王之道，都会根本保卫人的有机生命为目的和保存社会物质生产力为结果的。
黄翔无论是在任何恶劣的社会政治情态下，他都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以人文救天下的和平素王之道，而始终毫无动摇地没有参加任何以暴力为手段的社会革命实践。这是在当代中国文人知识分子中，最为缺少的珍贵品质。
他以“文能安邦也能救国”的新型民主理念，以诗歌大字报的形式，挑起并点燃了人权、民主之火，以此启动了中国伟大的民主墙运动，所以，他对有人说他的不能以此立即转向社会暴力革命的指责，而毫无理会和觊觎！因此他根本不怕百般折磨和血性罹难以及恶性循环的接二连三的失败。他坚持在哪里倒下来，就在哪里爬起来。很多时候，他利用仅剩下来的刮净了皮肉的砺骨继续站起来，挺身走进自己的屋子里或桌子边，还是坚持他的文学启蒙式的在屋子里静悄悄进行的温柔非暴力的诗歌革命写作。经过时间的推移和打磨，现在越来越看明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自由民主解放的最安全可靠的成功方式是，就只能更加指望文学启蒙式的温柔非暴力的文化革命的成功。
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黄翔式的制度批判的后政治写作。
这种写作，应是他的从1969年开始探索到1976年才完全出炉的组诗——《火神交响诗》——为明确标志和辉煌转折点的。这组诗包括《火炬之歌》、《火神》、《我看见一场战争》、《长城的自白》、《不 你没有死去》、《倒下的偶像》、《世界在大风大雨中出浴》。同类题材的诗先后还创作有《长城》、《白骨》、《中国你不能再沉默》、《我》、《民主墙颂》和《自由女神》等篇篇大作，篇篇都狠狠锥击了共产主义神像，篇篇都狠狠推倒了统治人民心头的个人崇拜偶像，篇篇都熊熊燃烧了焚毁极左制度的自由火神，篇篇都狠狠批判了极权专制制度的上层意识形态思想领域，篇篇也都狠狠敲响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全面崩溃的丧钟！
如果说，《火神交响诗》（组诗）是仍带着理想批判为辅、而制度批判为主的伟大杰作，那么，到了他流亡海外的晚年时期的近来，才创作了更是伟大的杰作：《一朵红玫瑰的力量》。这才是他的登峰造极之作。
《一朵红玫瑰的力量》，它之所以在我认为是比《火神交响诗》（组诗）更加伟大的原因是，它是黄翔从青年到晚年批判制度写作的完全成熟化了的新标高和典章代表，而黄翔也以此走向了致死不渝的伟大文学启蒙主义思想里程。因此，这是划时代的文献，也是永恒时代的必然产物。
因为，《一朵红玫瑰的力量》写的是“一个神圣的时刻，一个开端的时刻。从这个时刻开始，格鲁吉亚就开始风云突变。继贝尔格莱德之后，继印度尼西亚、秘鲁、阿根廷等国家的和平起义之后，格鲁吉亚完成了一场避免流血冲突的革命！”（引自黄翔《一朵红玫瑰的力量》“引言”）
当我读到《一朵红玫瑰的力量》后，我非常激动和欣喜。我感到这是我在本世纪初读到的最伟大的诗篇，与他上个世纪的《火神交响诗》（组诗）同样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并更加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甚至比“火”更有艺术质地和生命价值。如果说一个诗人写到了晚年，还能焕发出比青年更有旺盛力的青春火焰、更有明辨是非的思辩观察力，那么，这个诗人就肯定是世界上空前少有的朝气蓬勃的民主斗士和英雄诗人！
这首诗，主要贯穿了他一贯的远谋大略的坚持不流血革命的非暴力政治家精神，并从这一温柔革命的顺利结果来讲，使他更加看到了坚持非暴力革命和素王之道的可以继续大展宏图之理与有望可救的实践基础。
在这里，黄翔不仅把自己的制度性批判的后政治写作，推向了最高峰，也为世界性的、特别是目前中国急需的制度性批判写作，找到了新的起点；同时更为这个新世纪必将全面到来的一场以网络为主的非暴力温柔文化革命敲响了洪钟大吕！
批判制度，并不能仅仅理解成，就光是批判恶制度，而是必须坚持对好的制度在内的所有现行制度的批判，于此才是我们永恒的制度批判主义写作路线。
批判主义哲学是无止境的，而批判制度写作更应是循环不停的。如果一旦停下来，那么，不光是恶制度没法从根本上彻底结束与改变，就连好制度也定然会从它的来源上无法进步与完善。
格鲁吉亚，应该说是在共产党统治结束后，出现的一个较共产统治肯定要好的多的初步过渡期的民主雏型社会，但过渡期的民主雏型社会，必定是不完善和非常幼稚的民主制度，而且格鲁吉亚在前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即后来的总统谢瓦尔德纳泽的领导下，由于谢的思想还不能从根深蒂固的共产体系中全部解放出来，所以，由他领导的过渡政府，还是一个打着民主旗号的，而实际上很多还是顽固地维系着共产党的后极权政治，由此，格鲁吉亚人民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和总统极权，人民仍然遭受着苦难，民主改革仍然举步维艰。这个时候，格鲁吉亚急需要从理想批判转向制度批判，并若不以和平方式结束假民主、新极权，格鲁吉亚人民就会在刚刚迎来的曙光中，又会轮入黑暗的锅底，或就此便永远陷入这种黑暗的周而复始之中。因此，“一朵红玫瑰”的温柔革命，就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了！而这样的革命就真的成功了！这怎能不是“红玫瑰”的胜利，和如此天鹅绒革命的胜利成功呢？！为此，英雄诗人黄翔，对“一朵红玫瑰的力量”的事件，给予了高度的歌赞，并镜像反映了大陆国内极权制度的黑暗背后与许多东欧国家并不是完全成熟的民主制度的灰色侧面，从而对此进行了狠很批判与切骨鞭击……
由此可见，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所谓制度性文学批判，就是只使用于专制时代，恰恰相反，它将不仅适用于完善的民主制度，而将更适用于不完善的、特别是像格鲁吉亚这样的民主雏型社会。这样的超前认识和艺术实践，其实是对所有诗人等艺术家的永远批判精神价值的完全误解与无知的拨乱反正。
这就是“一朵红玫瑰的力量”！而选择这种“一朵红玫瑰的力量”的艺术革命形式，也就是基于黄翔自从《火神交响诗》以来和上溯《独唱》、《预言》及《野兽》以后，他一贯坚持的温柔非暴力的诗歌革命原则的艺术存在意义。
三、黄翔的诗歌精神与艺术实质
黄翔的诗歌精神，就是诗人的艺术批判主义精神。
黄翔的诗歌写作，就是充满着这种强烈的批判精神。而且，黄翔的这种针对平面政治的诗歌批判，是比北岛们的那种只有对深层文革历史的批判，还要彻底而代价深重的。
所谓平面政治批判，就是针对现存政治的当场（或现时的）批判；而所谓深层政治批判，一般都是对历史社会政治的过场（或过时的）批判。这两种批判，前者是更勇敢而更大无谓的真正英雄的批判；而后者的批判，若算是英雄的批判，那也是肯定不比前者更英雄的，或者弄不好就是狗熊的。特别是在极权社会，平面批判，肯定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并且必须要准备好随时坐牢的发生，或者有时还要付出生命的惨重代价（如林昭、遇逻克等就是）。而后者呢？一般说来危险性并不大。因为，任何极权社会都要为了自己的英明正确性，而要对历史政治文化进行全面的、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深层批判与清算，不然就难以维持和即时证明现存统治的合法性与正确性，并且专制政治最害怕的就是对平面政治的深入批判。因为平面批判，就是等于批判他们专制本身的。即使你去批判其他外国社会的平面政治的，他们也要怀疑并且认定这是批判他们自己极权本身的。
一般来讲，极权社会文人，也就因此采取了不是投降、就是犬儒，或者就干脆当孝顺的奴隶，再好一点的也只能是适当地试探着官方文化政策的现存意识，以其对深层政治文化的适量批判。如此说，这种批判，是终不会是有疼有痒的批判的，也不会是从根本上动摇体制核心思想的批判，说到底是投降主义的、帮闲主义的，或者本身就是狗的文人对当权政治主人的垂涎三尺不到嘴的批判！当然，这种犬儒批判，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在一定当权者要求自我变革的特殊时代条件下，也会起到维持社会稳定和变革现存部分体制问题的作用。但，有时也会出现，因为犬们的揣测不好和迎合不好主子们的说变脸就变脸的心意，反倒因有了主子的倒台和其他别人的倒霉，而受其连累与株连的，更不幸的是遇到文革那样遭殃的时候，还会因此坐牢和被剿杀的！
可黄翔坚持的平面制度批判写作，这是从根本上被官方所不容、所敌视的。于此，官方必定是要严酷打压和绝不留情地剿杀而后快的。因此说，黄翔从来就不是为着适合极权时代而生存下来和发展下去的诗人。所以，黄翔死不投降、死不悔改、死不低头和死不认罪；黄翔至死不渝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理念，也至死不渝地批判专制与极权的现实，这样，就使他六死一生地被大陆极权体制活活地掩埋至今。
若单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黄翔当然要比因写诗而得势和得意于这个极权时代的犬儒们，乃是而更坚实、更勇敢、更艰辛、更值得、更了不起和更伟大的，也更值得我们学习和全面继承的！
再从黄翔的诗歌文本艺术价值来看，如果有人愿意把黄翔和北岛的代表作，单列拿在一起客观比照，黄翔——无论在历史发生时间表上，或是在诗歌质地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当下意义上，其几乎要比北岛提前差不多一个时代；打压黄翔，推出北岛，这只是一种荒诞性政治选择和意识形态导向，决不意味着黄翔逊色于北岛，而且我认为黄翔比北岛是更胜上一筹的！比如在大气钙质与艺术造诣的原创性上，其黄翔是绝对不可模仿的，而北岛是更适合于集体模仿与全国诗人的群体炒作性的，如此可说，乃都是史无前列的；另外，最根本的就是在思想力度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上，其黄翔是少年风发、青年旺盛与中年蓬勃和大器晚成，如此一直是始终向上性的，而北岛的少年朦胧、青年得志与中年衰退和晚年式微，那是一直不断向下性的；所以，他们基本在“诗想”倾向与艺术突破的求新能力上，其黄翔是既适合于低就底层现实的，又适合于高瞻上层知识精英的，而北岛是既不能适合于低就底层口味的，又不能适合于高就知识上层心理的。因而，黄翔的低也能成、高也能就，而北岛的低不能成、高不能就，则是两厢对比，可说是狭路相逢，必有更大英雄气概与一般勇夫之别。
在政治理想与制度批判上，北岛等朦胧诗人的诗，差不多都是在文革后写过去时态的，即是存在于回忆层面的反思、审视、谴责与批判的，而对当代的后极权政治，除了有点儿些许的理想主义的模糊朦胧的抵触情绪外，再没有直面的、惨淡人生的和鲜血淋漓的、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任何当场批判。
而黄翔呢？黄翔在前政治极左时期，即文革时期，他也是以当场见证人的身份，给予直接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的批判的。他早在文革前，即1962年，就写作了《独唱》，既是对当权政治的理想批判，又是对个性独立意识的觉醒呼唤。他在文革初期，即1966年，就写出了《预言》，及时发出了“让后代听见历史的浩叹”之声。更不用说他写于文化大革命进行中的历史名篇《野兽》和《火神交响诗》了。
在文革时代，是没有集体反抗专制政治土壤的，更没有以艺术形式表达言论自由的客观条件，存在的只能是及其严酷的个体写作和随时遭受劫难的自我表达的主观因素。那个年代，是只能有最高领袖还是活尸和活思想，其他群体，也包括知识分子群体在内，基本上都是僵尸和死思想。用黄翔的个人表述就是，“那是一个不许思想作声的时代，那个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是另人失望的。他们面对强暴，或依附，或屈从，或在夹缝中生存，或因恐惧而违心说话。他们在精神上是整体逃亡形象，远没有像二十年后1989年一样，是作为一个觉醒和具有反叛意识的阶层出现的。”（引自黄翔手稿《喧嚣与寂寞》）
在极左的强权时代，在黄翔的诗歌实践中，他绝对是以个人就是一个军团的力量，来冒着随时可能被杀头的危险，而独立特行的。他的隐态诗歌与朦胧诗相比，前者只是一人和数人的比例的，而后者还是群体和众人的方程式的；前者是当场批判和当事冲击性的，而后者是过场批判和马后客反思性的。如此鲜明的不同质的批判精神，这是叫谁也绝不能同日而语或等量齐观的！
从此，黄翔更加一以贯之地进行着他的平面化的政治制度批判写作，而且为之付出了六次坐牢的代价！最后已是无路可走了，在自己的国土上被逼得无立锥之地，为此，他在战斗到最后一息时，唯有无奈选择告别故国家园、漂泊异国他乡。难道非要他死于专制极权的血腥屠刀下，才算他是真有价值和真是爱国英雄吗？！
1978年后，他除了在北京这个专制极权政治文化中心，爆炸了《火神交响诗》组诗以外，他仍在回黔蜗居和被迫流浪全国各地时，一直到他被迫流亡到美国自由女神领土上后，他都一直在坚持针对中国大陆极权体制的平面诗歌作战和现场诗歌批判！
现在，黄翔在漂泊海外的人生暮年，终于通过一生的心血积蓄，和在他的年轻貌美的爱人秋潇雨兰女士的沥尽肝胆的呵护下，才把他的包括“受禁诗歌系列”、诗论、文论、小说、散文、随笔、回忆录等各类形式在内的几百万字的作品全部出版了，并由此震动了西方文坛和自由世界的政治文化多种领域。但在中国大陆极权指令下，他的出版仍然被层层拦截、严密封阻，并不准媒体转载或公开传阅，更不准再版印刷和纸媒宣扬，就连相对自由开放的诗歌等网络上，也在指使网管到处删贴、封堵，并还有意怂恿和放纵诗歌愚辈起哄及其各种小人落脚等，如此进行非常歹毒与下作的围攻与诬陷，使之原来同他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也趁机反唇相击和有意进行诋毁之能事，对如此敌者喜、而友者悲的现象，近期才在黄翔巨大的对此沉默形象的重压下，开始式微与落潮。
这正如流亡海外的女作家北明女士所言及的那样，“大凡你活得有生色，总会引来小人的攻击。黄翔被埋葬的时候，没有多少友人帮助他。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坟地上早已长出了青草，长出了树苗，长成了大树，树上也早已长出虫子了。山羊野牛早就不到这里吃草了。他的坟地上了已经快要成为被遗忘的荒地，树也将要被无视生态的人们砍伐的时候，在异国他乡，他终于像出土文物似地给发掘出来了。可是他还没有抖掉身上的土，却已经迎来了满身的污水。他现在不再直接面对专制的压迫，却要面对‘友人’的恶意中伤（还有的人云亦云的众人起哄）。不改革这个体制，不解密那些被锁在各级保密室里的档案，你永远无法鉴定究意有多少中国良心自我出卖，究竟为了多少价钱，厚颜无耻地就变成了这个族群牢不可破的长城。大概没有多少人真正了望得见：专制是愚昧的孪生兄弟，那里面不会有人有能力意料到自己在历史中处于什么样的可怜可叹的位置；自由与宽容同行并立，外面总会有人对遥远的黑暗生出自作多情的解释和向往。”（原引自黄翔着《海外清纯女性系列之三：独自拥有的辽阔》一文中）
曾经先后六次坐过铁牢的黄翔，专制铁牢都奈何不了他的钢铁意志，何论这种犬儒们和愚小们的起哄，就能真的以为可以打倒从坟墓里重又站起来的英雄诗人吗？！这不但丝毫无损于他的光辉形象，而且，反而衬托与雕塑了他的高大、坚强和人无完人的伟岸与真实。
黄翔就是黄翔！唯有黄翔，才能担当起黄翔！唯有黄翔的坦诚与真实及其大无畏英雄气概，才铸就了他黄翔的一身钢骨铁质，才最终落成了一尊民族魂的英雄诗人铜像！
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于盘锦蓝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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