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7日讯】中央电视台确如赵忠祥所说是一棵大树，一棵什么样的树呢？赵忠祥自己是最好的注脚。
这些天中国各类传媒铺天盖地地刊载了并不让我吃惊的相关报道：赵忠祥与原央视保健医生（赵忠祥说饶女士“不是央视医务室工作人员”）饶女士有过一段长达7年之久的情感纠葛–饶女士说“作为第三者的赵忠祥”毁了她的家庭、身心健康。1997年饶女士就为赵忠祥堕胎，而赵忠祥的律师断言：赵忠祥不可能接受DNA检测。饶女士手中的证据能否得到赵忠祥的“法律配合”–有无法律效用，人们拭目以待！无论如何，饶女士已经先后向北京市丰台区法院提起两项诉讼，分别就医疗费和人生损害费将赵忠祥告上法庭。
与许多共产党人及其走卒一样，道貌岸然的背后无不是一张狰狞的面孔！
曾经，赵忠祥也被告上过法庭，被山东省的一位元记者；曾经，赵忠祥也告过别人；曾经，赵忠祥因为他的畅销书和受不得批评的霸气，受到包括牧惠等先生的严肃批评，赵忠祥的所作所为无疑地已经并将继续给中国民众很多警示：共产党的“宠物”全是什么货色！
赵忠祥是中国的一个人物，一个颇为“儒雅”的典型人物，一个家喻户晓的“喉舌”、名人。他的身上有绝对的象征意味，主流文化的意味，或称中国特色的意味。
赵忠祥不是领袖，但很长时期中，赵忠祥是“一号播音”，亿万中国人民曾通过赵忠祥聆听领袖的声音；赵忠祥不是喇叭，但大大小小的喇叭，曾经必须在“第一时间”首先复制播放赵忠祥的“工作语言” 。工作语言决定了赵忠祥的角色，他必须几十年如一日满腔热情地，不带任何表演成分（那将不可能优秀）地播诵（颂）每一个标点符号，要做到这一点很难，因为这首先不是一个业务问题，而是一个立场、观念、态度、感情问题；工作语言决定了赵忠祥的身份，那就是“社会主义舆论阵地的忠诚战士”，这样，赵忠祥就不能将自己视为普通老百姓，尽管播音组长的官级不能算很高；更不能将自己混同于录放影机，尽管作为生命，他与我辈百姓一样，但他的“政治生命”却有着远远超出其个体的意义。是工作语言为赵忠祥赢得了分享性尊严，分享性知名度，分享性的个人利益，单凭这一点，赵忠祥便没法不感激他的角色与身份。
赵忠祥的工作语言是强大的，权威的，决绝的，万变不离其宗的，深富中国特色的，很大一部分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十年贯通下来的，作为特殊的教育者、灌输者，赵忠祥又首先是其工作语言的第一个受教育者、被灌输者，这样，长期下来，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论”，赵忠祥先生的灵魂、内心结构，就不免会发生突出的同化或同构现象，并且按照心理学，赵先生必须保持其“自我”的统（同）一性、稳定性，否则他会面临精神分裂的危险。依赵先生的广博，他对此应当是非常清楚的，于是，依照马克思学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赵先生便会同样非常清楚地期待社会存在，予他以保持高度“自我统一”的客观条件。
《走进往事：一位共和国第一代女播音员的自述》（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是吕大渝女士的自传。一位不知道吕大渝是谁、啥样的作家朋友看了书的封面照片说：真美，真正的健康美！我对这样的赞美有着特别的感动。我曾这样赞美过几位具有自由独立人格的中年女性：她们是我的神恋情人。
先前听说过一些吕大渝与赵忠祥的故事，有书过手自然不肯放过。
赵忠祥是一个颇识“时务”、颇有“政治机智”、颇通“中国文化”、颇有各界“人缘”，因而颇得宠幸，在一般观众眼里还挺“风光”，在“喉舌”中堪称“代代红”式的“人物”，心想，看看他萤幕后面的另一面，对于认识中国“现在时”的国情、政情，了解中央电视台作为形象代表的整个“宣传战线”，无疑都有解读“典型”作用。所谓窥豹一斑，即言此理。
1960年吕大渝晚于赵忠祥半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当播音员，她，一个曾经饱受折磨的，一向天真无邪、正直纯洁的善良女性，有节制地谈到赵忠祥。吕大渝不是共产党员，这对于一个在中央电视台作过多年播音员的她来说，未免有点传奇色彩。赵忠祥虽然是共产党员，却没有吕大渝那样的先进性。我这样说的证据之一就是《走进往事》真话说得多、说得深入，而《岁月随想》在这一点上则远为逊色。例如同样是说60年代初的“吃不饱”，赵忠祥闭口不谈原因，不谈广大社会民众的情况，不提饿死人的恶果，更谈不上从制度上看问题，而是主要说他自己也挨过饿，是经过考验的人，依然没有怨言、怒言的人，大谈艰辛饥饿使自己变得更优秀等等——“面对饥饿的折磨，微笑能显示一个人的胸怀和一个人善良的心。”“微笑能沟通人们的感情，增进人们的理解，能解除人们的烦恼，增添和谐的气氛。”（《岁月随想》第19页）吕大渝却不再麻木、不再顾及什么人和力量的面子，敢于面对残酷的事实，而不再昧着良知酿制有毒的麦芽糖。有一处她这样“走进往事”——“学生们在蹦蹦跳跳歌颂‘大跃进’的‘大好形势’，而实际上，自‘大跃进’以来，浮夸风、虚假风、共产风盛行。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伤害和摧毁了农业，森林和其他资源也遭到了破坏。……活活饿死人的事情也发生了。”（吕着第122页）另一处她将“往事”拉开了这样说：“困难时期”广播局的一位副局长、一位局办公室主任，似乎将其管辖的食堂与农场，变成了自己私家的副食基地，大吃大喝，甚至连幼稚园孩子们的利益都不放过！“与如今有些人一再被通令却禁而不止的贪污受贿、公费旅游及公款吃喝等人性的贪婪一脉相承。……人类社会中还是得有点理想……像我在美国见过的虔诚的基督徒那样才好。”（吕着第148页）
赵忠祥不可能这样说，因为他有为“伟人”讳的情结！“正面歌颂”仿佛是他生理性的积淀！同样是谈对“伟人”的印象，赵忠祥是满口颂词，不无当年个人崇拜的气味。对于毛泽东，他说，“我对他的感情依旧，我崇拜他，我也以成为他的小学生自慰。”“我只要听说有诋毁毛主席的什么文章或书籍，我会无名火起。……当年，我默默无闻，保卫或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荣誉（指当学毛着积极分子——引者）轮不到我；今天，就算我有个虚名了，可又有什么力量。我只能在心中咒骂那些敢在佛头上乱飞的苍蝇。” （《岁月随想》第96页）言词不可谓不尖刻！真是切齿之声可闻哪！那麽最好让赵先生坐到佛头上去专司保卫与捍卫之职。善良的人们哪，都看看赵先生这里表达了一种怎样强烈的愿望吧！说“轮不到我”是借题发挥不当，也是大大谦虚了，赵先生明明白白当过“保卫或捍卫”的“红卫兵勤务员”，怎么能说“轮不到我”呢？难道是想遮掩什么吗？是的，若干年来，国内是出版了一些有限反思毛泽东时代的书籍文章，没有“诋毁”的反思，却被赵先生实实在在看出了“诋毁”，那就怪赵先生还在走火入魔了。关于邓小平赵先生俗不可耐地说：“没有他的复出，……我家至今不会有彩色电视机……”（《岁月随想》第101页）赵先生坦承，想起毛泽东就留恋起自己的“青春时光”：“毛泽东给了我做人的尊严；周恩来教给我做人的道理；邓小平切切实实给了我做人的条件。”（《岁月随想》第102页）而少年时代就给毛泽东献过花的吕大渝，说起话来就比赵先生“笨”多了——
“当工人、农民、少数民族和学生等群众队伍过后，全体在广场上观礼的少先队员便一起举着桃花，欢呼着奔向金水桥畔。那成千上万个童音发出的‘啊’的长音，令人震撼，催人泪下。/这时，穿着银灰色中山装的毛主席就会走到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摘下帽子，缓缓地向人们挥手致意。全场的大人、孩子一起仰望着毛主席。‘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震天动地，许多人还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人们真诚地相信‘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在人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中，毛主席完成了从人到‘神’的转化，确定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思想基础。当我在天安门前欢呼跳跃的时刻，当我在金水桥畔被使命感充斥的时刻，万万没有料到，二十二、三年以后，当一九七六年毛主席去世时，我竟流不出一滴眼泪了。”（吕书第64-65页）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彼此称呼了那麽多年的‘同志’，可惟在一九七六年清明期间的天安门广场上，我才找到了‘同志’的真正感觉。”……（吕书第235页）
读着美丽的吕女士我不由想起后来那位同样美丽的杜宪女士。吕女士是很有些世界大眼光的：“一九五七年，有多少人因为对‘苏联老大哥’稍有微词，而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对于五十年代的荒唐赵先生则一字未提——引者）”马列主义的领袖‘马、恩、列、斯’中的史达林，自然也属于不能妄加非议之列。三十多年后，我才清楚地了解到，决不像……歌曲《莫斯科–北京》宣称的那样：‘中苏的人民是永久兄弟’……史达林也决不像《史达林颂》中所唱的‘史达林使我们胜利的旗帜，史达林是青年的曙光’，中国人也不必‘我们永远跟着史达林’。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对日宣战，出兵东北，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苏联老大哥’都极为自私，占尽了中国人的便宜。”（吕书第100-101页）
赵着最后一大部分名为“谈艺录”。看赵先生的论文小标题都是些什么吧：“节目主持人是党的宣传员”、“没有对中华民族文化如醉如痴的爱，就不能当好中国的节目主持人”、“请把‘我’改成‘我们’”……我看了直觉得反胃。据说，赵先生的“学术论文”颇得有关专家好评，我想是的，中国的专家都专在了哪里，我是知道一些的。赵先生一九八五年评上副高，一九八八年便破格评上正高，而且各级评委都是全票通过，不奇怪的。
赵先生有许多“语录体”高论，录一段罢：
“我是中央电视台这棵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尽管任何一片叶子都迟早会脱落，但是，这棵大树注定根深叶茂……树可以离开任何一张叶子，而任何叶片离开这棵树，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 （赵着第41页）吕大渝女士若有所指地说：“六十年代初期，有些争取入党的青年，为了表现对组织的靠拢，要经常汇报思想……我并不否认他们内心向上的一面。……但是，当我切切实实得知有的人时时要凭借打别人的‘小报告’，来达到自己入党的目的，就不敢恭维了。”（《走进往事》第227页）
关于“文革”，是两位作者最大的异点之一。赵着在概述“播音”生涯的长文中，以大跳方式一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便带过，出现了“岁月”的溜空，更不见随想，而只以另文细述干校与插队的一年半劳动历程，前面已述及其笔调是将疮疤看成艳花、“青春无悔”的美文。
但是，赵先生对“剃人头与被人剃头”的“岁月”，还是有话照应到的，他并没有真正忘记。他在后记中这样说：“我是一个主张宽容的人，我也是一个不会样样都报之以牙眼的人，（谁能样样报之以牙眼呢？–引者）……我这么多年就是把别人有意无意对我造成的伤害，化成一股哀兵心态……/看过来想过去，很多人做很多事，哪怕是错事，也不全是一种残忍的恶人心理，那时那个时间、那个环境、那种思潮造成的，也不能单怪一个人。……” （赵着第405–406页）赵先生的话让我想起余秋雨的一些话。这些话意的“妥贴、合时宜”，不是“相逢一笑泯恩愁”那句诗所能相比的，基本上是说：算了吧，谁认错了？往“代代红”靠别苦了自己吧；还想怎样，哪朝没有“二臣”？
用缩略法看看吕女士的追忆吧——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当时并不可能了解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路线斗争”实质上是毛泽东排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我当“保守派”之初，原因之一是出于看不惯那些武斗和羞辱人格的做法。/……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胸无城府，又没有人生经验，……我一气之下，抄起一只笔就点着江青的名字写了个条子，大意是：你是毛主席的夫人，应该注意影响，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调查研究，不要“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乱发议论”。/条子既然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一挥而就的，又没能送进会场，我顺手扔了以后很快也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半年之后，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初夏。有一天，赵忠祥在电视台前厅召开文艺播出部全体大会。我又像往常一样，带着毛线去开会了。那时，只要开会，女士们几乎人手一件“毛活儿”。过冬的毛衣、毛裤、毛背心、毛袜子、毛手套，新毛线、旧毛线以及五颜六色得靠加上一根棉线维系的烂毛线，拆了织，织了拆。大家在“抓革命”的同时，也忙着“促生产”，会场很像个手工编织作坊。/那天，我刚刚坐定，只听得赵忠祥“吕大渝，站起来！”一声大吼，吓得我迷迷瞪瞪站起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接着，他就递给我一张纸，命令我：“念！”纸上不是我的笔迹，我认得出那是美工组一位常写电视节目字幕的张姓同事的字体。内容虽是我曾经写过的那个条子，但并非我死不招供，而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半年，我一时发懵，确实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态度被说成“不老实”。/揭发我的人是我的室友，她当时是电视台的放映员。我宿舍门后的墙上挂着一个藤编的小花篮。那是母亲在王府井南口北京工艺美术用品公司给我买的。我写完给江青提意见的那张条子以后，顺手把剩下的稿纸塞进了小花篮。有一天，同宿舍的那位姑娘要写大字报，就擅自从我的小花篮里拿出了那本稿纸。那是极薄的片页纸，虽然我给江青写的条子早已扔掉，但给我惹祸的字迹却清清楚楚地印在了下面的稿纸上。于是，她就把那张只有印子的白纸交给了赵忠祥。揭发我的那位姑娘在会上受到了表扬。她原来也是“过大江”与我一派的，但因为揭发了我，赵忠祥说她能“反戈一击”，仍然是“战斗团”的“依靠力量”。后来，她还入了党。在文艺播出部那个大会上，我被赵忠祥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之后，有的“过大江”成员迫于压力，也揭发了我“炮打中央文革”的“反动言论”。由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不可一世，我被列入了最具危险性的“内定一类反革命”。这是我后来得知的。/从过去到现在，我对赵忠祥始终是谅解的。我被“揪出”之后，坐进了“一零一牛棚”。有一天，赵忠祥独自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安慰了我一番，已完全不是主持“揪斗”我的大会上的面孔了。我很清楚，以他当年文艺播出部第一把手的身份，对我进行批斗。进“牛棚”以及监督劳动的一切安排，均是他的决定或首肯。但将心比心，我觉得他当时会有些侧隐之心，也会有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无奈。
由赵忠祥我想到了余秋雨、想到了如今在很多事业单位仍然担任重要角色的“代代红”们–这可是中国的重要政治现象！著名作家梁晓声先生在赵忠祥《岁月随想》的序中，称赵忠祥是“一位普通的名人”，并列举了赵先生的一些美德。如今，赵先生与梁先生的话都有进一步落实了，他们还能在吕女士、饶女士和亿万民众面前十分坦然么？
──转自《议报》(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