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百华:“雷震比胡适更重要”

——贺友人范泓《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出版

樊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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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6月22日讯】范泓告诉我:“这是雷震的第一本华文传记。”我不熟悉相关情况,大概是台湾人士觉得“出版不难下笔难”、大陆人士觉得“出版难人不苛求”之故吧。当然,离开了台湾朝野的种种工作,大陆也断然出不来雷震传。先出的总会被后出的超过,但雷震的“登陆”,总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襄与其事的朋友做的一件大好事了。

因为大陆信息流动的特别困难,我听说雷震很晚。多年来,许多话题与人事,在大陆都是“民主墙一代”及其后继者领风气之先——这一点人们必须有诚实而朴实的认知,否则就“有鬼”——雷震的事迹我最初也只是从“民运人士”那里获知一二。范泓后来居上,可敬可贺!

殷海光先生曾经回敬台湾的“俗议”说:雷震是“最愚蠢的政客”。大陆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笨的政客”,但不多,多的是殷海光鄙夷的“聪明政客”——华文世界到底还是有用语规律的,1990年代中期青年评论家王彬彬也是用“聪明”来概括大陆某类政客的。胡适说过,文明的推进是“傻子”们的贡献,那麽,我要说:中国如果再次塌毁,必定又是“聪明人”作的孽了。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聪明人党”?好一个“聪明”,青年余世存一定又要说:汉语颠倒错乱到何等地步了啊!

没有雷震,台湾中华民国转成民主自由社会的进程,无疑要疲遝得多。大陆中国现在就依然疲遝着,这与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雷震式的“圣雄人格”(秦晖语)有关。我思考雷震的坐牢与共产党内的官员坐牢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雷震坐牢是在“平常情况下”自找的,共产党官员坐牢甚至被残酷折磨致死不是自找的,而是“不平常的情况下”遭遇的。这是理念精神世界的分别,更是为人上面的分别。

雷震不仅是台湾中国的人格丰碑,也是大陆中国的人格丰碑,还是中国人面对人类社会的一份骄傲!

雷震“登陆”对大陆政治必有所震动、推动!道义人士需要从雷震检讨实践得如何,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需要从雷震检讨实践了没有。

雷震面前,你不能以言代行、不方便沽名钓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了。现在看起来,在“学问担当”上面,“推崇钱钟书、陈寅恪”没什么不方便,“推崇鲁迅”也还方便着,“推崇胡适”难多了但也已经复杂起来,“推崇雷震(们)”最难了。尽管任何人、事都可能仅仅成为闲谈的对象,但在雷震面前,吃单纯“雷震学术饭”难得多了——普通中国人都很善于问一个问题:此人说得、写得头头是道,他做了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学问,但中国人敏锐些的往往对做学问者的为人更在意,道义担当上面,钱钟书、陈寅恪以下的人们最多有尊重,但不会有认真的敬重,于是做什么学问也是要有多面而长远考量的。在人们的注意重心中,推崇道义人物有一个从被推崇者到推崇再到推崇者的深化过程。

这常常会让推崇者感到累,不免有些盯人太紧、责人太苛。当然,中国学界更有“吃名人、名教饭”而不在意“吃相”的“传统”,这是另一回事了。

作为范泓的朋友,我内心想到过:热爱雷震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还没有跟范泓说过这些,但我相信他多少也想到这些的。

1999年冬,我与范泓、邵建(范泓在后记中说到邵建是其“至友”和《风雨前行》的“隐形作者”)等在青年李英强(刚被北京大学录取为经济学硕士生)主持的“胡适与鲁迅”座谈会上相识。这是我唯一参加过的南京独立知识分子较正式的聚谈。发起者的目的是由此引起南京思想界对胡适的重视。范泓兄说他与后来得到李慎之先生赏识的邵建兄,“就是从这次座谈开始注意胡适的”。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邵建兄在追悼的队伍中受到应有的关注;今年范泓兄已经受到大陆思想界关注了——继徐水良、杨天水以及王彬彬、李永刚、高华、顾肃、刘大生、倪刚(物理学博士后、品格学识均纯正的基督徒,已被迫调往复旦大学执教)、吴海刚等,还有许向阳之后,南京又出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拍摄制作者)等人士,他们虽有互不交往的“南京特点”,但都受到学术、思想界情形各异的关注。南京人应当有所想往的,那些对南京感到失望的人们,特别一些青年,应当有些宽慰的。

由于台湾朋友的热忱帮助,范泓用了一年时间,做成了向大陆读者系统介绍雷震的初步工作,这是“学习台湾”的重要一步。著名学者、文化活动家丁东先生已经向世人集中展现了遇罗克、王申酉、顾准、李慎之,接到范泓的赠书后,我本能地想到余世存们的当代汉语研究所已经关注到“民主墙一代”了。中国的精神世界由此呈现出来“健全的平衡”,非同小可!

粗粗复读了范泓著作的印刷文本。我现在还不知道雷震他们与施明德他们有怎样的关系,是否也有过超出一般道义、理念上的互动、合作。但我觉得:1989初,曾经有40余位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呼吁释放魏京生的大陆,应当有赶上当年台湾的使命感,这尤其对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而言。大陆民间道义人士的努力尽管谈不上很优秀,但并不能说很差,大陆的差主要差在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开明派以外的说他们作甚呢——这是否不公平?)不能在实际践行(实践)上面有更进一步的担当,表明“革命”以外,共产党人的品质有逊于国民党人的品质。来日可追,特别还活着的老一代开明人士,应当看到上书、奏折等“纪律范围”的个人行为之外,至少还有“言论权利”上的非个人方式须尝试,否则,老人们走后,新的老人在起点上面多了一层台阶——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看到缺憾所在了,甚至“纪念李慎之”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国的事情难不难呢?老是“青年做先锋、底层作柱石”的社会当然更难一些。广大普通百姓平时自然主要只是艰难度日,不能对“只欠东风”有所作为,思想界甚至对他们究竟是不是最深厚的支撑都有争论,有的“民粹”与民心、民意一起否定。也罢。但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非天上掉馅饼,欲求中国政治的和平演进,没有党内外老中青的足够互动,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不能分娩出来。

范泓对我不止一次地说道,他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主要有两大个人性的精神动力:一是推动大陆中国的民主宪政早日到来,这可以说是借雷震言志;二是推动大陆知识界“超出清议”。对后一点,范泓兄甚至说到胡适与雷震的差异。范泓认为:雷震比胡适更重要。我在南京的朋友各有特点,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范泓并无任何“从政志向”而只是关心政治,这与其他朋友并无异处,但范泓的好处是朴实坦诚,有名利之心但绝无做秀、赶时髦、竞逐名利者常见的“不稳定”毛病。范泓以写诗入官方作协,但已懒得参加作家会议,原因是有了新的写作抱负,与作协气氛渐行渐远,这并不容易,为此,他甚至办理了退休以安心写作。以范泓的悟性和文字功夫,我是完全有信心看到友人中间出现又一个多产的思想型作家的。也为此,我劝范泓少与人谈论“胡适不如雷震”,一是大陆“推崇胡适”的朋友连胡适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二是这样的谈论很自然地有“返馈功能”,作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一定会有为人处事的不便——我这是不是“过于聪明”呢?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我有我的底线;二,要没有多少公信力的人士怎么有勇气,对有很大公信力的人士却没有什么勇气上的要求(例如这些名人除了私人写作决不肯合作发声),这是革命团伙的“群众炮灰哲学”。大家都要做事,不做事,没有点雷震气概,而要做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自由主义就一定是沙龙中的廉价名教,蒙不到手的。但做事有做事的规矩,否则就一定是普通群众充当工具、祭品,尤其在富有“敬惜字纸传统”的中国——谓予不信,请看不会文章或者文字成就低的人们事实上的交往状况和被关注度!

我相信,范泓兄会努力写作,而不会逢人便讨论“胡适与雷震的差异”。我注意到聂华苓女士的相关文字对胡适是隐有批评的,如果你说:那你聂华苓怎么不学习雷震呢?我替聂华苓回答:因为聂华苓没有胡适那样的影响力!名声与作为必须对等,这是一架注定会在人心中起作用的天平。19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聆听过聂华苓夫妇的演讲,如今看到聂华苓女士的回忆录,深感晚识华苓女士20年!中国社会真是不在乎人生的短暂、光阴的宝贵。

不要问我如何准确认定知名度、公信力、影响力这样的问题了,也不要问我“难道胡适不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吗?”我有自己的平衡能力。

中国有良好平衡品质的人士并不多见!祝贺范泓新著出版之际,也祝愿范泓有新的平衡!

有些人很假或者有时候很假,碰到这样的人需要当心。对青年朋友特别说一句:问题是要首先获得判断的本领——这本领可不易得,稍有杂念便无缘了。雷震从政客到自由斗士的人生都是真实的,范泓的著作让我对雷震都接受了,不只是被捕之后的雷震。反过来,即使是坐牢时的李敖,我也有所保留——大陆甚至有慷慨批评李敖(批评本身不可否定)的朋友与李敖差不多的。再小的人物真就好,再有名气的人物假(包括以佯狂式的真出现的假)就不好——这其实与政治、贡献大小、才华高低等等都无关;共产党及其拥护者在这个做人的底线上先就多不合格了。

2004年6月19日于南京一隅

──转自《议报》151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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