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2日讯】范泓告诉我：“这是雷震的第一本华文传记。”我不熟悉相关情况，大概是台湾人士觉得“出版不难下笔难”、大陆人士觉得“出版难人不苛求”之故吧。当然，离开了台湾朝野的种种工作，大陆也断然出不来雷震传。先出的总会被后出的超过，但雷震的“登陆”，总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襄与其事的朋友做的一件大好事了。
因为大陆信息流动的特别困难，我听说雷震很晚。多年来，许多话题与人事，在大陆都是“民主墙一代”及其后继者领风气之先——这一点人们必须有诚实而朴实的认知，否则就“有鬼”——雷震的事迹我最初也只是从“民运人士”那里获知一二。范泓后来居上，可敬可贺！
殷海光先生曾经回敬台湾的“俗议”说：雷震是“最愚蠢的政客”。大陆现在已经有了“比较笨的政客”，但不多，多的是殷海光鄙夷的“聪明政客”——华文世界到底还是有用语规律的，1990年代中期青年评论家王彬彬也是用“聪明”来概括大陆某类政客的。胡适说过，文明的推进是“傻子”们的贡献，那麽，我要说：中国如果再次塌毁，必定又是“聪明人”作的孽了。共产党是不是这样的“聪明人党”？好一个“聪明”，青年余世存一定又要说：汉语颠倒错乱到何等地步了啊！
没有雷震，台湾中华民国转成民主自由社会的进程，无疑要疲遝得多。大陆中国现在就依然疲遝着，这与共产党内还没有出现雷震式的“圣雄人格”（秦晖语）有关。我思考雷震的坐牢与共产党内的官员坐牢有一个明显不同的地方：雷震坐牢是在“平常情况下”自找的，共产党官员坐牢甚至被残酷折磨致死不是自找的，而是“不平常的情况下”遭遇的。这是理念精神世界的分别，更是为人上面的分别。
雷震不仅是台湾中国的人格丰碑，也是大陆中国的人格丰碑，还是中国人面对人类社会的一份骄傲！
雷震“登陆”对大陆政治必有所震动、推动！道义人士需要从雷震检讨实践得如何，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需要从雷震检讨实践了没有。
雷震面前，你不能以言代行、不方便沽名钓誉、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了。现在看起来，在“学问担当”上面，“推崇钱钟书、陈寅恪”没什么不方便，“推崇鲁迅”也还方便着，“推崇胡适”难多了但也已经复杂起来，“推崇雷震（们）”最难了。尽管任何人、事都可能仅仅成为闲谈的对象，但在雷震面前，吃单纯“雷震学术饭”难得多了——普通中国人都很善于问一个问题：此人说得、写得头头是道，他做了什么？什么人做什么学问，但中国人敏锐些的往往对做学问者的为人更在意，道义担当上面，钱钟书、陈寅恪以下的人们最多有尊重，但不会有认真的敬重，于是做什么学问也是要有多面而长远考量的。在人们的注意重心中，推崇道义人物有一个从被推崇者到推崇再到推崇者的深化过程。
这常常会让推崇者感到累，不免有些盯人太紧、责人太苛。当然，中国学界更有“吃名人、名教饭”而不在意“吃相”的“传统”，这是另一回事了。
作为范泓的朋友，我内心想到过：热爱雷震不是容易的事情。我还没有跟范泓说过这些，但我相信他多少也想到这些的。
1999年冬，我与范泓、邵建（范泓在后记中说到邵建是其“至友”和《风雨前行》的“隐形作者”）等在青年李英强（刚被北京大学录取为经济学硕士生）主持的“胡适与鲁迅”座谈会上相识。这是我唯一参加过的南京独立知识分子较正式的聚谈。发起者的目的是由此引起南京思想界对胡适的重视。范泓兄说他与后来得到李慎之先生赏识的邵建兄，“就是从这次座谈开始注意胡适的”。去年李慎之先生去世，邵建兄在追悼的队伍中受到应有的关注；今年范泓兄已经受到大陆思想界关注了——继徐水良、杨天水以及王彬彬、李永刚、高华、顾肃、刘大生、倪刚（物理学博士后、品格学识均纯正的基督徒，已被迫调往复旦大学执教）、吴海刚等，还有许向阳之后，南京又出胡杰（纪录片《寻找林昭》的拍摄制作者）等人士，他们虽有互不交往的“南京特点”，但都受到学术、思想界情形各异的关注。南京人应当有所想往的，那些对南京感到失望的人们，特别一些青年，应当有些宽慰的。
由于台湾朋友的热忱帮助，范泓用了一年时间，做成了向大陆读者系统介绍雷震的初步工作，这是“学习台湾”的重要一步。著名学者、文化活动家丁东先生已经向世人集中展现了遇罗克、王申酉、顾准、李慎之，接到范泓的赠书后，我本能地想到余世存们的当代汉语研究所已经关注到“民主墙一代”了。中国的精神世界由此呈现出来“健全的平衡”，非同小可！
粗粗复读了范泓著作的印刷文本。我现在还不知道雷震他们与施明德他们有怎样的关系，是否也有过超出一般道义、理念上的互动、合作。但我觉得：1989初，曾经有40余位著名知识分子合作呼吁释放魏京生的大陆，应当有赶上当年台湾的使命感，这尤其对共产党内的开明人士而言。大陆民间道义人士的努力尽管谈不上很优秀，但并不能说很差，大陆的差主要差在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开明派以外的说他们作甚呢——这是否不公平？）不能在实际践行（实践）上面有更进一步的担当，表明“革命”以外，共产党人的品质有逊于国民党人的品质。来日可追，特别还活着的老一代开明人士，应当看到上书、奏折等“纪律范围”的个人行为之外，至少还有“言论权利”上的非个人方式须尝试，否则，老人们走后，新的老人在起点上面多了一层台阶——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看到缺憾所在了，甚至“纪念李慎之”都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国的事情难不难呢？老是“青年做先锋、底层作柱石”的社会当然更难一些。广大普通百姓平时自然主要只是艰难度日，不能对“只欠东风”有所作为，思想界甚至对他们究竟是不是最深厚的支撑都有争论，有的“民粹”与民心、民意一起否定。也罢。但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除非天上掉馅饼，欲求中国政治的和平演进，没有党内外老中青的足够互动，中共党内的“改革派”便不能分娩出来。
范泓对我不止一次地说道，他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主要有两大个人性的精神动力：一是推动大陆中国的民主宪政早日到来，这可以说是借雷震言志；二是推动大陆知识界“超出清议”。对后一点，范泓兄甚至说到胡适与雷震的差异。范泓认为：雷震比胡适更重要。我在南京的朋友各有特点，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范泓并无任何“从政志向”而只是关心政治，这与其他朋友并无异处，但范泓的好处是朴实坦诚，有名利之心但绝无做秀、赶时髦、竞逐名利者常见的“不稳定”毛病。范泓以写诗入官方作协，但已懒得参加作家会议，原因是有了新的写作抱负，与作协气氛渐行渐远，这并不容易，为此，他甚至办理了退休以安心写作。以范泓的悟性和文字功夫，我是完全有信心看到友人中间出现又一个多产的思想型作家的。也为此，我劝范泓少与人谈论“胡适不如雷震”，一是大陆“推崇胡适”的朋友连胡适的程度还没有达到，二是这样的谈论很自然地有“返馈功能”，作为小有名气的作家，一定会有为人处事的不便——我这是不是“过于聪明”呢？不知道，我只知道：一，我有我的底线；二，要没有多少公信力的人士怎么有勇气，对有很大公信力的人士却没有什么勇气上的要求（例如这些名人除了私人写作决不肯合作发声），这是革命团伙的“群众炮灰哲学”。大家都要做事，不做事，没有点雷震气概，而要做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自由主义就一定是沙龙中的廉价名教，蒙不到手的。但做事有做事的规矩，否则就一定是普通群众充当工具、祭品，尤其在富有“敬惜字纸传统”的中国——谓予不信，请看不会文章或者文字成就低的人们事实上的交往状况和被关注度！
我相信，范泓兄会努力写作，而不会逢人便讨论“胡适与雷震的差异”。我注意到聂华苓女士的相关文字对胡适是隐有批评的，如果你说：那你聂华苓怎么不学习雷震呢？我替聂华苓回答：因为聂华苓没有胡适那样的影响力！名声与作为必须对等，这是一架注定会在人心中起作用的天平。1980年代初我在南京大学聆听过聂华苓夫妇的演讲，如今看到聂华苓女士的回忆录，深感晚识华苓女士20年！中国社会真是不在乎人生的短暂、光阴的宝贵。
不要问我如何准确认定知名度、公信力、影响力这样的问题了，也不要问我“难道胡适不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吗？”我有自己的平衡能力。
中国有良好平衡品质的人士并不多见！祝贺范泓新著出版之际，也祝愿范泓有新的平衡！
有些人很假或者有时候很假，碰到这样的人需要当心。对青年朋友特别说一句：问题是要首先获得判断的本领——这本领可不易得，稍有杂念便无缘了。雷震从政客到自由斗士的人生都是真实的，范泓的著作让我对雷震都接受了，不只是被捕之后的雷震。反过来，即使是坐牢时的李敖，我也有所保留——大陆甚至有慷慨批评李敖（批评本身不可否定）的朋友与李敖差不多的。再小的人物真就好，再有名气的人物假（包括以佯狂式的真出现的假）就不好——这其实与政治、贡献大小、才华高低等等都无关；共产党及其拥护者在这个做人的底线上先就多不合格了。
2004年6月19日于南京一隅
──转自《议报》151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