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6日讯】按：于此“六四”十五周年（2004年）之际，真实地记录1993年～2003年“六四”当天及前后的历史档案，深具“毋忘六四”之史料价值。我所渴求的，乃是通过认识这段悲壮而震撼的纪念历史和争取平反六四之事件，声明——并一再声明——中国必应、必须和必将具有的“坚持人民主政的共和原则”，亦即民主。
■1993年～1998年
因互联网兴起未甚，此五年之内的六四纪念之影响规模相对较小，但仍有如下争取平反六四的事件发生：
1993年6月3日，上海政论作家张先梁因准备在上海人民公园组织六四纪念活动被带走，6月4日被交保候审。6月5日下午，因接受记者采访，张先梁再次被捕。被秘密关押72天后，8月16日，张先梁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劳动教养3年，在上海大丰劳改农场劳教。1995年6月4日，贵州异议人士卢勇祥及黄燕明在天安门广场散发平反六四传单，其后被以“反革命罪”判刑5年。1996年6月，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大代表张宗爱因之前接受王丹采访，并参与1995年前胡耀邦秘书林牧等著名科学家和学者“呼吁宽容”建议书的签名活动等，遭到拘捕，同年12月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1997年9月，前胡耀邦秘书林牧上书十五大，呼吁平反六四。
1998年2月26日，上海杨勤恒准备与17名异议人士上书第九届人大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及释放政治犯。其后，上书的杨勤恒、张汝隽被公安带走。3月3日，陕西省西安市郑保和及张鉴康连同西安12名异议人士致函人大，要求平反六四及释放政治犯。其后两人被公安拘捕。5月，安徽异议人士王洪学准备赴京悼念六四死难者，同时向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等领导人递交平反六四公开信。5月29日，王洪学被公安部门抓走，并遭拘留15天处罚。当日，因于1992年6月3日在天安门广场高举“平反六四”横额而遭到拘捕的北京异议人士王万星，被以“政治偏执症”囚于北京安康精神病医院。5月31日，大陆5省市21名异议人士发出一封致人大、政协等的公开信，提出9项建议，要求平反六四并公开向人民道歉等。
1998年6月4日，在浙江省吉安县城中心，有人以红色油漆漆上一幅巨型的“勿忘八九民运！平反六四！”标语。该标语被公安发现后，实时被洗刷掉。当日，包括姚振宪、戴学忠等7名异议人士在上海襄阳公园内聚会，一致认为中共应尽快平反六四。6月20日，前胡耀邦秘书林牧上书促请当局平反六四，推动政治改革，而公安则阻挠外国记者访问他。11月19日，在1999年“六四”十周年的前一年，设在湖北省武汉市的“中国人权观察”组织发起平反六四签名活动，两天之内便收集到162名人士签名。
在1989年～1992年黎民出版社、天河出版社、香港支联会出版的《历史的见证》、《中华民主血路》、《两次天安门事件》、《八九中国民运报章头版专辑》、《八九中国民运见证报告专辑》、《八九中国民运镇压迫害专辑》、《八九中民运报章广告专辑》、《画出民运》、《漆黑将不再面对》、《八九中国民运团体专辑》等“六四史籍”之外，1993年～1998年，亦有如下“六四史籍”出版：1993年6月，香港支联会出版《中国的良心——民运百人的心路历程》；1994年，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出版《丁子霖——六四受难者名册》；1994年6月，香港支联会出版《民主路．中国心》；1995年6月，香港支联会出版《民运警句集》；1996年6月，香港支联会出版《脚印与战叫》；1997年，台湾风云时代出版社出版《六四的内情》；1998年6月，明镜出版社出版《天安门之争》；等等。
另外，1996年6月4日、1997年5月29日、1998年6月4日，香港支联会分别于此三年的六四周年之际发出声明，分别依次为：《公正评价六四》、《历史由我们来写》、《鲜血炼石，建设美好将来》。
■1999年
1999年是一个规模甚大和逮捕甚烈的“六四”十周年浪潮。
1999年2月23日，吉林省中国民主党成员安福兴要求人大在九届二次会议上平反六四及释放政治犯（2000年4月，安福兴因肝硬化病逝，终年49岁）。3月5日，安徽异议人士王洪学以中国民主党安徽党部名义发出公开信，要求人大批准两个人权公约，平反六四等。3月7日，山东省济南市167人参与签名活动，要求平反六四，其中两人为现役解放军。3月11日，广东省深圳市多处地方出现写着“平反六四”等内容的传单。其后，深圳市公安否认曾出现有关的政治传单。3月24日，前赵紫阳助理鲍彤去信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人，促请中央主动平反六四。4月9日，4名公安人员到鲍彤家，指他的信危害国家安全。而鲍彤自1998年5月申请护照到美国探儿子，申请已被拒绝，因为当局担心他在海外泄漏国家机密。公安又警告他，他不应再接受传媒记者的采访。
1999年5月2日，上海市杨湾区提江路一些公用电话亭，出现大量要求平反六四的传单，署名是“中国民主运动大同盟”。5月4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学生刘小明和法律系学生李春在华中理工大学校园内张贴平反六四的大字报。2人随即被校卫队人员带走，随后被武汉公安局第四处（文保处）人员用警车带走。其后，刘小明和李春被正式逮捕。5月11日，北京4名异议人士曹家和、余振斌、陆广文及高巍印制要求平反六四传单，计划于反北约示威中提出，但迅速遭到公安拘留。5月19日，89年学生领袖杨涛参与王丹发起的全球华人签名平反六四运动。其后，杨涛被广州警方逮捕，稍后获释。5月23日，喻东岳被毒打成疯，精神病愈来愈严重。喻东岳曾于1989年涂污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像，被判刑20年（2001年，喻东岳获减刑2年）。
1999年5月25日，辽宁异议人士王文江与王泽臣计划举行一项签名活动，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其后，2人被公安逮捕（2000年12月6日，王文江与王泽臣被指组建中国民主党，被辽宁鞍山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分别判刑4年和6年）。5月27日，河北省唐山市异议人士张佑菊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张贴要求平反六四传单。其后，张佑菊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入狱4年。5月30日，丁子霖等六四死难者家属致江泽民及朱镕基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并公布六四死难者名单。6月2日，前赵紫阳助理鲍彤透过一盒运到美国的录像带，公开评论六四，并要求中共当局平反六四。6月，重庆皮大明和杨家华等20名农民，因在街头散发要求中共反腐败、减轻农民负担及平反89民运的传单，全部被捕（2001年7月，皮大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无期徒刑，杨家华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其余19人也都被判刑或劳教）。
1999年6月4日，中国民主党辽宁省筹委会成员郭承明，因参与筹备六四烛光晚会被捕。当日，湖南大学校园多次出现平反六四标语，当局虽然没有证据显示为谁人所贴，但6月15日这天，当局却将中国民主党成员兼湖南大学副教授佟适冬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7月16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他（2000年1月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将他判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4月～7月，山东工程师彭程响应王丹发起的全球华人签名平反六四活动，在济南收集到296人签名。其后，彭程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及“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劳教3年。
这一年6月，中国人权出版《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先后公布当时所能收集到的155位死难者及受难亲属提供的大批证词与影印资料。6月4日，全美学自联发出声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这篇声明非常明确地提出三点要求：第一，严厉谴责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第二，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及停止迫害民运人士；第三，要求落实民主、自由、人权、平等、法治。此三点声明在此后每年的全美学自联六四声明中均予列入。就在同一天，四川异议作家廖亦武冒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这在当时的大陆环境之下已是实为难得和勇毅。3天之后，也就是6月7日，香港支联会发出声明《民主政制保障人民权益》。
1999年的六四，是不平凡的六四，这一年相当多的大陆人士借助互联网（尤其是境外网媒）认识到了大陆的真实状况——对待六四，当局的做法以六个字便可完全概括：高压、排外、掩饰。而且，1997年便已回归祖国的香港，其民主、自由、平等、法治状况已经面临危机，如：1997年7月1日，政府以扬声器抑压示威者的声音；1997年9月21日，政府以武力镇压抗议世银及国际货币基金会的示威活动，并且诬告其中5名和平示威者，致令他们蒙上不白之冤。香港的政制问题，从1997年起便已深埋其中，到1999年更是引发了香港民间的一场大反思讨论，即根本性的政制反思。
■2000年
2000年，台湾大选成功，华人世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可谓是“历史性的胜利”。民主，不仅有了广泛的理论根基，并且在华人世界更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实践参照。6月3日，全美学自联如同往年一样发出声明《“六四”十一周年宣言：不畏强权，坚持到底》，这篇声明肯定了89民运的最高价值在于它是在专制统治下发生的空前规模的一场民主运动，是出于人民内部自发对自由、人权、法治、民主的渴望；而它的积极意义在于那种面对强权誓不屈服的抗争精神。鉴于台湾大选的重要启示，平反六四之深远意义乃在破除专制之民主前途及其绵延不绝之公民抗争。
2000年5月28日，安徽异议人士王洪学发表公开信，呼吁江泽民等领导人平反六四，推进民主改革。另一89学生领袖程凡亦发表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判决。5月29日，辽宁省魏振杰、孔佑平及邹萍（女）等9名异议人士发出致江泽民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释放所有政治及良心犯，还人民应有的公民权利。5月30日，鞍山孔佑平及邹萍被公安带走。6月1日，邹萍仍被扣留，而孔佑平下午获释。6月3日，魏振杰、邹萍被鞍山市公安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拘留，面临起诉。另外，六四死难及致残者家属，亦呼吁政府独立调查镇压行动。5月30日，异议人士刘晓波发表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释放政治犯，给死难者人道补偿。6月3日，刘晓波被软禁起来。
2000年6月3日，吉林省异议人士梁立维、唐元隽、冷万宝、刘少坤、姜胜旱、何振春及贾传等8人共同签署，上书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要求彻底平反六四，抚恤赔偿六四死难者家属及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另外，异议人士任畹町亦发表声明，要为“一件公义事件的死难者”致哀。任畹町呼吁当局重新评价六四。他说，“公正的评价”是社会民主、国家安定、富强的基石。6月4日，大陆4个城市50名异议人士展开24小时绝食行动，悼念六四死难者，并要求平反六四。另3名来自北京及辽宁的异议人士去信当局，要求平反六四，其后此3名要求平反六四的人士被捕。6月5日，刚出狱的贵州异议人士卢勇祥及黄燕明，发出一封14人联署的公开信，呼吁当局早日平反六四及释放所有政治犯。6月8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江绪林，在北大张贴要求平反六四的文章。张贴出文章后不久，江绪林就被校保卫处的公安拘捕，软禁在校内接受调查。
在大陆境外的情况是：自5月28日起，在加拿大卡加利市中国领事馆门前，便有一幅200平方尺的广告牌在此树立，上有王维林只身挡坦克的照片和“毋忘六四”的大字标语。6月3日下午，在芝加哥大学国际学生中心，由美国伊利诺伊州政府艺术委员会和芝加哥市政府文化事务委员会协办，东西方音乐艺术团、芝加哥大学“展望中国”同学会、瑞柏合唱团等团体联手举办了一场以音乐、诗歌、专题演讲为内容的综合性六四纪念会。6月3日晚，在波士顿，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礼堂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六四纪念会。在华盛顿，近百名民运支持者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前的天安门广场公园举行烛光集会。在英国伦敦，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大陆政府清点统计在军事镇压中所有被杀的人和受伤者，并且要赔偿死伤受害人的家属。国际特赦组织并再度要求中国大陆，“立刻和无条件地”释放因参加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或者因参与纪念六四活动而被捕下狱的人士。在香港，约28000名香港各界市民，坐在雨水还未干透的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草坪上，参与一年一度由香港支联会主办的六四烛光悼念晚会。
■2001年
2001年4月，由明镜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成为一部重量级文献。6月4日，诸多媒体刊出了其编著者张良的一段话：“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北京当权者已展开一连串邪恶、非人道的行动，企图找出涉及此事的人们。之所以有这个反应，正因为其中的资料不假。就因为是真的，因此当局不得不强烈反应，希望把它压下来。”89学生领袖王丹也评价道：“今年《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出版是一个标志，代表着六四话题开始重新成为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的关注焦点。六四问题是中共的梦魇，经常使中南海里的人难以安眠。他们的命运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就是‘咎由自取’。”
有四位知名人士在6月4日这一天把他们的心声表露于世界：一位是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一位是台北市长马英九，一位是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一位是著名政论作家金尧如。丁子霖说的是“拒绝遗忘”，马英九说的是“平反六四”，魏京生说的是“六四教训”，金尧如说的是“看清中共”。他们从四个不同的侧面，相当清楚地讲明了对待六四的态度：第一，恢复对中共历史罪恶的民族记忆；第二，全民应致力于大陆的民主化；第三，大陆的民主化应借助于人民，抛弃对中共不切实际的幻想；第四，不要这个党，抛弃中共，远离中共。
然而也是在这一天，上百名便衣公安及军警派驻北京天安门广场，防止出现抗议、悼念活动。而异议人士与外界的电话均遭监听或截断（例如丁子霖的电话遭截断，公安禁止她离开家门，防止她与外界接触），避免他们在这个敏感时刻说出不利政府的言论。大约十五辆警车在天安门广场四周巡逻，广场内的军装警察在广场四周站岗，截查了数千名游客的身份（附：2001年3月，18名异议人士致人大九届四次会议公开信，要求平反六四。年年均有此类公开信的大胆出现）。
■2002年
2002年的六四，令人振奋，也令人格外揪心。
2002年1月，香港“天安门母亲运动”团体出版《制止政府逃责》。6月，陕西、四川、重庆、贵州及广西五省的民运人士林牧、廖双元等45人，联名发出公开信，要求当局平反六四，及释放民运人士。11月7日，大陆192名异议人士联署公开信，提出6项建议，包括重新评价八九民运，抚恤六四死难者及其家属等，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是近年罕见。其后，部分联署人士陆续被捕（2003年1月7日，欧阳懿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8月6日，赵常青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5年。11月6日，何德普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8年。11月28日下午，姜力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4年。2004年1月6日，桑坚成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3年）。
2002年6月2日，香港支联会组织纪念六四游行，参加人数高达2500人，比2001年增加了三成多。当日，他们发出声明《“六四”十三周年宣言：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提出四个强烈要求：第一，平反89民运，追求屠城责任；第二，中共立即释放及停止迫害民运人士；第三，加快中国民主改革的步伐；第四，落实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对比全美学自联以往的声明，香港支联会增加了一个新的要求：“加快中国民主改革的步伐”。这条要求的重大意义在于更新普罗大众对于89民运的真正理解，即：强调的不单是政治上的平反，更是承继89民运的抗争精神，继续参与中国民主改革，使民主之火不因89民运的远去而熄灭，反之却是薪火长传。其最终之矢志，乃在：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6月2日晚，一百多位民运和人权人士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举行六四纪念集会。与会者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对十三年前发生的这起镇压事件作出一个交代；并且，民运组织和人权组织为持续长期地坚持纪念六四，还在这一天正式宣布成立“纽约地区统筹纪念六四活动工作委员会”。6月3日，香港大学的学生也如往年一样，到校内太古桥重髹桥上悼念六四的标语：“冷血屠城烈士英魂不朽，誓歼豺狼民主星火不灭”，以悼念六四事件及警惕同学不可忘记血和泪的历史。
两个大大的亮点在台湾。6月3日，台湾总统陈水扁发表谈话，说：“明天就是六四，在六四这个日子的前夕，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却仍然再度强调，中共必须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接受西方民主制度。”民主就是民主，无东西之分，陈水扁实际上已经向中共暗示了六四问题和两岸问题的解决之道。6月4日，台湾《中国时报》刊出台北市长马英九的文章，他说：“十三年来，不论英九在哪一个职位，每年的六四纪念会从不缺席，每年也都有无穷感慨。六四事件发生十三年后，台北市政府特别在二二八纪念馆举办‘普世人权：六四事件与两岸民主进程’特展，目的不仅在重视历史事件，更在于清楚表明，人权只有一个标准，它是不分党派颜色的。六四事件必须平反，这必将是大陆民主化与两岸政治统合成败的重要指标。”
这一天，《中国六四真相》编著者张良通过自由亚洲电台再次与大家“见面”，他说：“在这第十三个六四忌日，首先引发我感慨的是因六四遭受了十三年身心摧残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十三年来，中央政法部门仅对赵紫阳的直接监控费用累计已超过五百万元。”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海外民运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中国人权主席刘青，以及政论作家刘晓波、曹长青、萧政丰、马强，在6月4日继续表露态度，总结起来：第一，中共十大大召开之前，应认真对待六四难属群体和良心犯家属的要求；第二，六四精神是中华民族巨大的精神力量；第三，六四不是错误，而是犯罪；第四，中共已经丧失民心，已输于以人民为敌的“战争”。
然而也是在这一天的下午，天安门广场因为有一场军礼仪式，四周实施部分交通管制，广场更严禁民众驻足，计程车空车也不能来往广场四周道路，而通往广场的地下人行道也实施管制，无法通行，公安、武警及便衣警哨布满广场四周，到处是忙碌的无线电对讲机。武警严禁民众接近广场，吹哨声此起彼落。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6月4日乃是大陆足球史上的大日子（大陆队出战哥斯大黎加），但由于适逢“六四”十三周年，各地公安取消休假，严阵以待。当局主要忧虑大学生及球迷因大陆队的胜负做出过激反应，尤其担心如果大陆队胜出，大学生的高涨情绪会演变成难以控制的场面。
■2003年
这是本档案编入的最后一个六四周年。如我们所知晓的，2004年的六四周年乃是盛况空前（逮捕亦甚烈），然而2003年六四周年却也的确属于以往六四周年的又一个高峰。对此，我欣喜地看到这一事件的历史价值之所在及其普及之深远。
2003年5月29日，丁子霖与六四受害者对话团等20人，致函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届领导人，希望彻底了结“六四”这一历史悬案。另一封公开信由丁子霖等117名六四死难者家属联署，上书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信，促请立案侦查六四中李鹏的刑事责任。
2003年5月31日，香港支联会发出声明《“六四”十四周年宣言：毋忘悲惨的过去，为我们的将来抗争》。面对香港23条的威胁，此声明表示：“十四年后的今天，强权统治竟然重现于香港，特区政府准备强行将《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在整个立法过程中，特区政府欠缺有诚意的咨询，漠视民间对白纸草案的诉求，更以效率为理由，企图利用欠缺民主的立法会仓促三读通过草案。我们会以六四精神，继续为89民运平反而努力，为未来的23条抗争到底！”这篇声明不同于以往支联会的任何六四声明，它用了“抗争到底！”这样的语言，也在声明的最后特别增加了第五个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就《基本法》第23条进行立法”。
6月4日晚，香港支联会举办烛光晚会，共有50000多人出席，其主题除了“毋忘六四”外，还加上了“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这次晚会，非常罕有地得到数十个团体支持，连一向避免涉足政治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也呼吁教友出席，对自己和社会负责。6月4日晚，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民联会）在市中心天主教玫瑰堂前的广场，举行纪念六四烛光晚会。其实，自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之后，这已经是第四次举行纪念六四晚会。六四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不能被忘记，也无法忘记，正如6月4日89学生领袖王丹所言：“六四事件发生至今，已经十四年了。只要中共不改变本质，中国人想忘记六四就很难。”
同为89学生领袖的周锋锁，这一天也站出来表态：“这场始于学生的民主运动之所以后来发展成全民性的运动，是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大家都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国家迫切需要新闻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从1989年到今天，十四年来他们（中共）制造的谎言非常多。”政论作家林保华则在6月4日这一天，从89民运的“反官倒”说起：“既然六四把反官倒的学生镇压下去了，以后的贪污腐败自然更加肆无忌惮。十四年前的五月下旬，江泽民被召到北京委以镇压六四和收拾残局的重任；十四年后的江泽民，从北京逃到上海避SARS，却又面对另一场反腐风暴。十四年前江泽民是向上走，现在江泽民却是往下走，是否一场循环报应？”
然而同往年一样，当局的不光彩行为从无收敛。2003年六四周年之际，当局到民运人士何德普之妻贾建英的家中，问她是不是计划参加6月4日的任何活动，而且他们说，如果记者要访问她，不要同意。针对前胡耀邦秘书林牧和前赵紫阳助理鲍彤，公安也去“看情况”，看他们是不是计划在6月4日做任何活动，或者干脆跟监他们。至于天安门母亲丁子霖，不管她是在北京还是在无锡，她的电话都被监听，年年如此（甚至：2004年3月28日，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三人被捕，4月1日黄金平获释，4月2日张先玲、丁子霖获释。在此六天之内，就丁子霖等六四难属被捕事件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文章、报导、签名呼吁信、联名公开信、声明、访谈、游行、会议，相当激烈，此处不赘）。
■附记
在已出版的“六四史籍”当中，除本档案所提及的之外，另有《回顾与反思》、《惊心动魄的五十六天》、《八九民运史》、《八九中国民运资料册》、《70天大事记》等书。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之际，明镜出版社已出版另外两本重要的“六四史籍”：一本是《六四参加者回忆录》，另一本是《天安门黑手备忘录》；另，博讯出版的《天安门情人》，亦请诸位密切关注。
（大纪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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