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3日讯】(大纪元记者史东妮﹑唐英伦敦报导)中文独立作家笔会理事马建先生的长篇小说《拉面者》英文版5月份在英国伦敦出版。该书是马建继《红尘》以后的第二部英译小说﹐也是海内外第一部以八九“六四”为背景的社会寓言小说。日前﹐马建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畅谈了有关《拉面者》的创作思路﹑该书在大陆的出版情况以及身为作家的社会道德责任等问题。
马建是中国先锋作家，现定居伦敦，专事小说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思惑》、《拉面者》、《九条叉路》、《红尘》﹐中短篇小说集《怨碑》，文集《人生伴侣》、《发生关系》等作品。已翻译出版的著作语种包括德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荷兰语、挪威语、卡特兰语等。其中《红尘》的英译本，获英国2002年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
“拉面者”象征一种专制﹐那种毛泽东或者共产党所代表的﹐他们才是更大的﹑无形的拉面者。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选择“拉面者”作为小说的题目时﹐马建表示﹐这个题目在写小说时也没有想到﹐是在写完后想到的﹔作者当时比较感兴趣的是中国人作为拉面者的心态﹐那种悠然自得﹑把一个面团变成千丝万缕﹑又毫不在乎的那种满足感,这种感觉很象中国人的那种心态。但在小说里﹐马建重点把“拉面者”作为一种专制的象征﹐那种毛泽东或者共产党所代表的﹐他们才是更大的﹑无形的拉面者。马建认为﹐中国人就象一个面团﹐被拉来来去﹐自己以为还在活着﹐其实被改变了﹑被拉成千丝万缕了﹐而且面与拉面者之间似乎形成一种很舒服和谐的关系。
马建说﹕“活在专制国家的人﹐不认为自己有什么问题﹐也不认为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当你从一个旁观者来看﹐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存方式﹑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组织﹑他们的一起包括婚姻和爱情﹐都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有一个更大的东西就是恐惧﹐把这一切都给罩住了。实际上所有这些生命都是在一种恐惧的心态中活着而已﹐只是已经习惯了﹐不知道了。”
自杀发生在6月4日凌晨3点﹐大屠杀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作者用了所有的政治术语。比如“军民鱼水情”的歌正在放着﹐观众正在看着﹐她是在被看着死去的。
《拉面者》以89年6.4事件为背景﹐作者表示这部小说所有的暗示﹑所有的写作手法都朝这一方向集中。马建认为﹐89年“6.4”的时候﹐中国人先后表现出两种心态。最初人们觉得社会有希望了﹐变得非常友善﹐那时是中国人笑得最真诚的时候。后来中国人的表情变了﹐变得非常虚伪﹔心态也变了﹐人们是在防备恐惧来临的心态下活着﹐被恐惧控制着。马建正是用小说的方式描写这种转变﹐表现这种麻木的心态。
马建在《拉面者》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的小人物﹐他们都如一块面团，被无形的拉面者扯来扯去，即没有自我，也没有生命的光彩。例如﹐书中描写的以烧死人为职业的陶醉者，马建说﹕“这个人物最后把他的母亲给烧了﹐因为他仇恨一切﹐所有的一切对他来讲都是压力。活着是一种危险﹐甚至他的母亲对他都是一种伤害。因为在整个体系中﹐他的母亲也是让他缩小﹐教他如何做人﹐最后就不是人了。”
书中出现的另一个小人物-演员苏苏﹐作者设定她陷入一个错位﹐即她不知道自己是在一个角色里活着﹐还是在现实中活着。这个人物到最后必须通过自杀来确定她杀死了角色还是角色杀死了她。她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她找不到自己的角色和位置。马建认为﹐这就是中国社会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人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小说继续往下写﹐苏苏这个人物一步一步推向自杀。自杀发生在6月4日凌晨3点﹐大屠杀的时间﹐在这个时间里﹐作者用了所有的政治术语。比如“军民鱼水情”的歌正在放着﹐观众正在看着﹐她是在被看着死去的。马建说﹕“我要表达这样一种气氛﹐就是这种麻木﹐只有在死亡的时候才能感觉到真实。”
你本来是把一个百分之百的东西交给读者﹐那么读者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呢﹐也总比不给他们好。因为也许有些读者能从里面看出来﹐也许看不出来。但是总比没有好。
马建的作品曾在中国大陆被查封禁出有15年之久。15年来﹐马建一直努力争取出版﹐曾前后联系过90多家出版社﹐有过多次受挫的经历。有的时候是马上要出版了﹐上级进行审查被卡掉﹔有的是因为主编不敢冒风险﹔有些是删改过于严重了。马建说﹕“总之﹐我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活了15年。但是﹐我不会放弃﹐因为一个作家必须跟自己语言可以沟通的人产生一种沟通关系﹐虽然有人说我是一个先锋作家﹐完全应该超脱这种想法﹐但是实际情况并非这样。我喜欢与读者沟通﹐把一个想法能够沟通下去。”
《拉面者》最终在中国大陆通过个体书商得到出版发行﹐作者也为此做出妥协﹐允许文中进行大量删改﹐甚至连作者的名字都由“马建”改为“马建刚”。马建举了其中一个被删改的例子。原文中有一段写到﹕
“毛主席也是人﹐”狗说。
大陆的编辑认为“狗”来说“毛泽东”不太尊敬﹐但是作者认为﹐小说就需要“狗”和“毛泽东”这种结构。后来马建希望改成动物的“它说”﹐编辑也不同意﹐最后只能是“毛主席也是人。”﹐以句号结束。马建表示类似的删改﹐在《拉面者》大陆版本中可能出现1,000多处。那么马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他表示﹐“后来我就想﹐你本来是把一个百分之百的东西交给读者﹐那么读者只能得到百分之五十呢﹐也总比不给他们好。因为也许有些读者能从里面看出来﹐也许看不出来。但是总比没有好。因此我后来就改变了主意﹐以前我非常固执﹐你动我一个句子我可能都非常生气﹐因为我知道我要表达什么﹐你不知道。”
虽然《拉面者》在中国大陆得以出版﹐但是当局还是采取限制措施试图减小这部作品以及马建本人的影响力。例如《拉面者》发行后不久﹐马建曾接受法国一家媒体的电话采访﹐提到该书在大陆得到出版了﹐只是作者的名字改了。这篇采访报导一个星期后﹐大陆的出版社就受到一份文件﹐禁止报导该书﹐也不许再印刷。马建认为这种禁令的目的就是把这本书的影响力缩小﹐直至销声匿迹。
不仅编者和出版社遇到这种限制﹐大陆媒体的相关报导也被封杀。国内一家大报，曾经对马建作过一次电话采访，并有意整版发出该篇报导。即使马建向该报主编表明﹐自己既未加入海外民运﹐也非法轮功人士﹐(主编认为这两个问题可以让报纸关门)﹐这篇报道最终还是没有发表，因为被中宣部卡住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非常痛苦，曾经对马建诉苦﹐马建安慰他说：“你也别在乎，这样的情况多了。也不能因此而退缩。能往前做一点就做一点。中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依靠语言来说话，语言的后面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的作品后面没有这种人格的力量，对于我来说这很可怕的，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可以把人陷进去，使人读了之后心态跟着变坏。
马建认为中国存在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作家就是把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格连在一起，另一种作家的作品就没有这种人格的力量。马建说﹐“从作家的职业角度分析﹐我们的感受可能和普通读者有所不同。”马建表示他可以从一段文字后面读出作者是个脏人还是一个干净的人，虽然普通的读者可能读不出来。即使是文字优美的作品，从马建的职业眼光看来﹐文字的后面也可能是个脏人﹐可是多数普通读者却不会有这么敏锐的感受，因此这样的作品仍然会拥有读者群，不会觉得作者很脏。那么为什么作家会有这种独特的视角呢﹖马建解释说﹐“因为大家是靠语言来说话，语言的后面有一种人格的力量，有的作品后面没有这种人格的力量，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可怕的，因为它是一个陷阱，可以把人陷进去，使人读了之后心态跟着变坏。”
缺少人格力量的作家是什么样呢﹖马建举大陆一个女作家为例﹕当这个作家去监狱采访妓女时，她是用监狱警察的口气跟那些妓女谈话。马建认为用这种心态写作的作家，难以取信于读者﹔而这样的作家在西方是不存在的。在西方社会﹐民众未必会去读作家的作品，但是当有重大事件发生时，民众不信任政治家，反而信任一个作家，因为作家就是思考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建以美国“9.11”事件为例，当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作家的意见在英国报纸中占据最重要的份量。英国有很多作家出来说话﹐他告诉人们社会是什么﹐人们的心态怎样﹐以及宗教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等等。马建认为在中国这样的作家几乎没有﹐很少见到有作家替弱势群体说话﹐替社会的不公道说话。马建以法轮功在中国受到迫害为例﹐指出少有大陆作家站出来﹐询问法轮功怎么样了﹐为他们联合签名﹐为他们呼吁﹐鼓励他们。
马建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认识﹐是与时代的关联﹐是与社会的联系。一旦没有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马建说﹐“一个作家应该建立自己的历史﹐建立你的时代﹐否则你可以写清代﹐你可以写唐朝﹐可是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的话﹐我不认为这算是一个作家﹐他可以是一个小说家﹐写故事的﹐但是我不能说他是一个文学家。因为这里的陷阱太大﹐太危险了。这样的故事读了之后﹐是一个空的﹐虽然可以添满一些故事﹐但是没有对是非的判断﹐对道德的判断﹐恰恰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谈到马建自己的创作理念时﹐他说﹕“我的要求是文明﹐因为我是靠道德意识来写作的﹐我与另一类作家不同。当读者读我的小说时，我假定一个前提，他跟我的经历是接近的﹐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呼唤出不写小说的人的一种沟通。这种沟通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都对一件事产生一种默契。如果大家都产生一种默契的话﹐那么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社会也会发生变化。”
中国现在是说话自由了﹐但不等于言论自由。当一些(敏感)言论进入讨论﹐比如进入媒体﹐进入出版﹐就不行。例如在网上说话﹐发表敏感言论﹐就会被删掉。
对于一个作家﹐马建认为旅居海外的优势就是拥有自由的写作心态﹐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这种自由的写作心态﹐马建理解为写作的生命﹐但对另一种类型的作家﹐可能并非那么重要。马建指出﹐中国大陆作家有很好的故事﹐很好的题材﹐但是他们缺少这种自由的心态。
马建说﹐“中国现在是说话自由了﹐但不等于言论自由。当一些(敏感)言论进入讨论﹐比如进入媒体﹐进入出版﹐就不行。例如在网上说话﹐发表敏感言论﹐就会被删掉。”在这样一个控制思想﹑控制言论的国家﹐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非常流行﹐马建质疑这类作品是否“能够揭露他那个时代的﹐能够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心态﹐是否是让人更好思考的一部小说。”
马建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人们试图与西方社会接轨﹐生活是自由的﹐人们也是自由的﹐人们可以不关心政治。这种观念也为当权者所喜欢。马建说﹕“一些作家自称是玩文学的﹐避谈政治﹐号称是写小说的﹐文学是最伟大的。这也可以成立﹐但是如果你从纳粹集中营出来﹐你不写集中营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应该算是一个人。当你在一个控制思想的国家﹐你说你的思想是自由的﹐就象一个作家声称中国和美国只是语言的区别﹐其它都一样﹐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坏﹐因为他完全知道(中国和美国)不一样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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