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古拉格

P.罗尔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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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1月25日讯】[作者简介]彼得•罗尔堡任教于乔治-华盛顿大学,讲授斯拉夫语文与电影研究。英文原文见1月23日的《莫斯科时报》。

曾几何时,在西方自由派圈子里谈论苏联的古拉格,需要拿出十分的勇气。不管是知识份子,还是政治家,如果胆敢把遍布苏联全境的集中营拿到桌面上来谈论,就很容易被贴上“反共”、“反苏”、或是“冷战分子”的标签。对共产主义制度下千千万万的受难者视而不见,是西方左派最深重的原罪之一,直到今天依然需要作全面的检讨。

苏联的古拉格和纳粹的集中营、柬埔寨的杀人场同样臭名昭著,而以往的政治家们却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人们把古拉格和后二者相提并论。两本关于古拉格的优秀专著,一是托马斯•奇兹尼(Tomasz Kizny)的《古拉格:1917-1990年苏联集中营生死录》(Gulag: Life and Death Inside the Soviet Concentration Camps 1917-1990),一是奥列格•V•克列弗涅克(Oleg V. Khlevniuk)的《古拉格历史:从集体化到大恐怖》(The History of the Gulag: From Collectivization to the Great Terror),向着揭开其中奥妙的方向跨越了一大步。不过,近一个时期,阻挠人们进一步了解古拉格的力量似乎已经不再是左派的教条,而是琐琐碎碎、无处不在的犬儒主义思想。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可以归结为1)以感官主义手法兜售恐怖的历史事实,2)从否定或半否定古拉格的事实转向窥淫癖般的猎奇寻趣,3)大众感知里迅速产生的颇具讽刺性的倦怠。

克列弗涅克和奇兹尼的写作手法迥然不同,但两人的创作目的并无二致——都是要阻止、改变世人对于共产主义暴政日益滋长的冷漠。克列弗涅克是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资深研究员,他的著作提供了翔实的机密备忘录、官方决议、个人证词和统计表。他的书是一种学术描写,而奇兹尼的手法则主要诉诸于艺术,书中有数百帧大幅的黑白风景照片。奇兹尼是一位波兰摄影家,又是一位元记者,他的书里既有囚徒和狱吏的档案照片,又有那些集中营的近期照片,还有幸存者亲口讲述的在集中营中的经历。

奇兹尼的书绝不是一本供人茶余饭后来闲谈集中营的琐碎之作。篇幅浩长的著作里,他一丝不苟地用编年方式记叙了那些重要的古拉格的历史——千千万万无辜的人们被迫开凿那些毫无效益的运河,或者血汗交流地修筑那不知通向何方的铁路。寂寥的景观犹如火星般荒凉、粗糙,星星点点的是针尖大小的人群,蚂蚁般地排着长长的伫列,那情景常常让人不寒而栗,脑子里空空荡荡,找不到一丁点希望的影子。

不管这些风景照片摧毁的是你心中什么样的信念,受难者的面部特写照片又很快填补了你心中的空白。这些特写照片放射着宁静的、不可毁灭的尊严,仿佛一道光焰,把你世俗的自我一扫而光。如果说克列弗涅克的主要目的是一步一步地把苏联的集中营从发端到泛滥的演化与内在逻辑展示给读者看,奇兹尼的书则带着读者在苍茫的天地间作了一次旅行——从位于索洛维基(Solovki)的最早到的劳改营,到东北部的科累马(Kolyma) ,再到极地地区的佛库塔(Vorkuta),最后寓言般地结束在西西伯利亚低地地区的铁路工地,那是史达林时代的最后一条铁路,犯人们一针见血地称之为 “死亡之路”。

为什么那麽多受过良好教育人——其中不少人艺术素养十分高超——却问心无愧地为古拉格这个专制机器服务呢?这个问题虽然两本书都没有直接提出,但都给出了可靠的暗示。首先,许多管理人员似乎认为,集中营是整个庞大的教育系统的一部分,旨在积极改善人的本质。克列弗涅克引用了 1931年小说家马克西姆•高尔基发表在《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中的话,文章对西方“卑鄙、肮脏的诽谤”进行了批驳,捍卫了苏联的刑事制度。文章声称: “苏维埃政府不会雇用犯人去劳动,即使是监狱里的日常工作也不要他们做。没文化的犯人必须学习文化,农村来的犯人农忙季节也不用回农庄干活或者照顾家人。”奇兹尼的书中有几幅照片,是诸如高尔基、阿列克塞•托尔斯泰和德米安•柏德尼之类的著名作家去监狱访问时照的。他们对着镜头羞怯地微笑着,看得出,他们一点儿没意识到像这样为可憎的反人类罪行歌功颂德,会使他们的名声永远蒙上羞耻的印记。

另外一个使古拉格无情的齿轮得以转动的重要动因,是高层官僚得到的物质刺激。苏维埃政权用一些古拉格管理人员的名字为街道命名,在有些地区,这些人还住在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旁的别墅里。奇兹尼的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远东的枢纽城市马加丹(Magadan),有一条当地人至今引以为自豪的街道,叫做伯晋(Berzin)街,是从爱德华• 伯晋的名字来的。他本是达累斯卓(Dalstroi)劳改营的工头,压榨犯人臭名昭著,不过最终又被他参与建立的这个制度踩到了脚下。

就职于一些重要的古拉格的管理人员,竟然对他们服务的这个机构的性质有很深的误解,这实在是个让人不寒而栗的讽刺。一旦专制机器向他们伸出魔爪,这种出离常规的愚钝无知常常使他们无法自保,理想世界里的罚恶扬善很快得到了应验。(克列弗涅克的书里有几十篇为那些作恶者撰写的微型传记,这些人竟然没有哪个最后得到善终的。)人权活动家塞尔基•柯瓦佑夫(Sergei Kovalyov)为奇兹尼的书写了序言,他哀叹说,跟古拉格有关的罪犯不曾受到正义的“纽伦堡审判”,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不过另一方面,古拉格也吞噬掉了好几万曾经狂热地为自己服务的刽子手。历史惊人相似地重复着,昨天的法官成了今天的罪犯,这样,苏维埃政权从来不需要承认他们曾经有过几百万由国家指使的杀人犯。

所谓的“苏维埃心态”是不是通过集中营磨练出来的呢?克列弗涅克的书中简短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做深入的探讨。不过克列弗涅克书中的文献和奇兹尼书中的照片,都记录了弥漫在社会各阶层的恐怖气氛,从农民到党政干部的附庸,从士兵到高层军官,从矿工到医生,无一可以幸免。每一个人都有惧怕的理由,古拉格把这种恐惧变成了驱动监狱产业的燃料。

当然,仅仅靠恐惧还不足以使古拉格运转,更为重要的还有对于社会常规的扭曲性认识。当告发你的邻居成为常态,拒绝告发就被看作不正常;当折磨嫌犯被定义为常态,无罪推定就成了离奇古怪。把行为规范首尾倒置,使古拉格内部和整个苏联社会一些最卑鄙、最没有原则的人飞黄腾达。不过,另外一些人得以熬过那艰难的岁月,却又恰恰是因为他们决不屈服那种所谓的新的社会规范。

柯瓦佑夫把古拉格的出现归结为先在的“奴隶心态”。不过这种过度概括却无法解释无数受害者的勇敢行为和顽强抗争。这样的例子在克列弗涅克和奇兹尼的著作中俯拾即是。这样的记载说明,决定是否参与到暴政体系中的因素,主要在个人。把罪责全推到“俄罗斯人”、 “制度”或者“心态”上面去,不但不公平,而且也是找不到事实支撑的简单化解释。

西方知识界有为数不多的学者,顶着犬儒主义和政治方面的压力,对古拉格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罗伯特•康凯斯特(Robert Conquest)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为克列弗涅克的著作撰写的序言中说道:“苏维埃政权体现了文明在俄罗斯的惊人堕落。”克列弗涅克和奇兹尼的著作以历史的、人道的笔法描绘出的事实,使这一结论显得无可辩驳。某些人以俄罗斯有必要恢复史达林时代的超级大国地位为借口,再次为共产主义罪恶寻找开脱的借口,康凯斯特的这一结论正是对这些人的有力回击。

--转自《观察》(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不代表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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