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月30日讯】我出生在文革中﹐刚记事就常听到广播里经常咬牙切齿的说一个词“知识分子”。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但能感觉是说“知识分子”不好。一次﹐还上幼儿园的我怯生生的问父母﹕“你们是知识分子吗﹖”母亲不说话﹐父亲反问﹕“你说是吗﹖”我说是﹐父亲问我﹕“为什么是呢﹖”我说﹕“电影里的知识分子都带眼镜﹐所以你们是。”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心里非常不情愿。父亲还是反问﹕“戴眼镜就是知识分子吗﹖”
文革结束后﹐我才明白﹐我的父母都是高等学历﹐父亲还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他们都是中国最权威的科研机构的科技人员﹐可当时在中共的迫害下他们作为“臭老九”却不敢承认这个优越的事实。
改革开放后电视里出现了广告﹐一次演鹊巢咖啡时我的叔叔和姑姑们全说﹕“我们小时候喝的就是这种画着一个小鸟窝的奶粉。”我和家族中的兄弟姐妹们全震惊了﹐我们小的时候喝的可是象糨糊一样的糕干粉﹗根本不知道有奶粉。
80年代大陆开始流行打网球﹐可我家仍然很穷﹐买不起一把网球拍。这时又听父辈们说﹕“当初你们爷爷和朋友打网球时﹐我们给他们当球童。”我们再次震惊了﹗党不是一直教育我们说“是共产党让我们翻身得解放﹐过上了幸福生活”吗﹖怎么我家越过越穷﹖这时我们这些孙儿才听到了我们爷爷奶奶的故事。
我的爷爷奶奶都出生在贫寒之家﹐但又都智慧勤劳。爷爷小小年纪离开农村老家去打工﹐边打工边读书﹐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学成了一位职位很高的工程师。奶奶在城里大户人家的资助下才上了学﹐因为生活条件差高考前一天生了重病﹐考试时还是凭着过人的智慧与毅力考了全省第一名﹐被报纸报导过。成为了一位受人尊重的教师。所以在中共建国之前﹐他们凭自己的能力过上了小康生活。
爷爷一向与人为善﹐用自己的钱供他的弟弟上了燕京大学。没想到受他供养的人摇身一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高官﹐而他却在共产党进城后失去工作﹐下放学习改造。这只是因为爷爷当时所任职的公司是旧政府办的﹐他虽然只是技术人员﹐也脱不了干系﹐是改造对象。于是我家失去了生活来源﹐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文革中﹐爷爷再次受到冲击﹐被抄家﹐但他还仍然为共产党的政府机关尽职尽责的工作﹐一次冒雨去工地后被检查出肺癌﹐最终在文革的迫害中去世。
听到这里﹐我们回想起爷爷在肺癌晚期﹐呼吸很困难时还在给我们这些孙儿们讲幽默故事﹐心中不禁伤感。
上高中时爆发了“六四”惨案。很快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哥哥就告诉家人﹐带他们试验课的研究生遇难了﹐留下了一对不到一岁的双胞胎。紧接着﹐噩耗传来﹐我的一位远房表哥那天傍晚和平常一样去公共浴室洗澡﹐过长安街时听到喧哗声停下来看热闹﹐他身材魁梧﹐红背心上搭了一条白毛巾﹐好一个活靶子﹐立刻就被击中心脏。
当然几天后象这样才华横溢的学子和平平常常的北京市民就被中共定了性﹕“被打死的人都是暴徒﹗”
所以上大学时我已经知道了命运的存在﹐知识分子家庭良好的家教也使我淡薄名利﹐有过人的隐忍精神。我所学的专业是承接了祖辈﹑父辈的事业﹐一次参加全国最权威的竞赛时﹐我的参赛作品得到了评委们最多的选票﹐但出于对中国那所最名牌的大学和主办学校的照顾﹐我被评为银奖。当时我的老师们见到我﹐没有一个向我表示祝贺﹐全都痛斥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和后门作风。我听到后都是淡然一笑﹐我知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不可能有公正的。
结婚后﹐在夫家又听到了更多关于中共迫害的故事。
我的公婆都是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因为公公出自官宦之家﹐婆婆的父亲是大资本家﹐所以文革中肯定是一对标准的“反革命”﹐被赶回原籍烧了好几年锅炉。丈夫的奶奶是标准的大家闺秀﹐性格开朗﹐待人和蔼。她的父亲是张学良将军的部下﹐曾被写进中国的历史教科书。文革中奶奶被剥夺了祖产﹐住进了很小的一所单元房里﹐仍然乐呵呵的。那时同样受迫害的一位中国最著名画家和他们是街坊。画家先生当时无所事事﹐只能自己作画。在丈夫的童年回忆里﹐有一个满地是纸的爷爷。很多人都在大画家落难之际向他要画﹐只有奶奶从不希罕这些身外之物﹐只是一味的帮助他。结果他们反倒成了莫逆之交﹐画家主动把最好的画送给她。真是好人得福报﹐那些珍贵的艺术作品至今保存着。
奶奶见到我后喜欢得很﹐说起以前她的姊妹们穿的都是崭新的意大利名牌真皮高跟皮鞋﹐样子﹑颜色都漂亮的很﹐足有好几大箱。因为担心作为“资产阶级思想”的罪证﹐全部偷偷扔掉了。要是知道现在会有我这样一个精致的孙媳妇﹐怎么着也要给我留一些﹐想想真是可惜。
参加工作后﹐我听到了我单位的老总因爱国而受中共迫害的故事。
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我的老总还是少年﹐他不肯作亡国奴﹐腰带上写着“好男儿当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怀着一腔爱国热情步行千里到后方﹐凭着过人的才华考上了不用收费的清华大学。当时清华大学与中国从敌占区迁来的各名牌大学一起组成了西南联大﹐在国民政府的统制区得以进行教学。那时﹐美国的飞虎队以及一些美国军官正在那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或是指挥中国军队作战﹐需要翻译。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很多精通外语﹐争先当翻译。英语系的学生往往被派到最关键的地方——前线。日本人很狡猾﹐知道只有杀死翻译才能阻止美国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所以日本狙击手专打翻译﹐老总的同学有不少就这样战死沙场。他自己当时也在为飞虎队做翻译﹐因为工作出色国民党军队要授他为少校﹐但他一向不问仕途﹐参战只为爱国﹐就以自己只有20岁为由拒绝了。
抗战终于胜利后﹐共产党却立即挑起了内战。我的老总不明白抗战时共产党一直躲着用小米加步枪打游击﹐怎么抗战一结束就用飞机大炮挑起了内战。为了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他和其他学生们一起开始反对内战﹐喊出了“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在文革中﹐这当然被作为了反对共产党的罪证﹐又因为在抗战时当翻译﹐被定为外国特务。最让我的老总愤慨的是﹐写他专案的共产党干部是在抗战时留在敌占区给日本人当警察的汉奸﹐当日本人投降后此人又开始为共产党干事﹐变成了共产党的干部。这便是中共的“爱国”本质。
工作一年后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人生中的苦难与困惑全得到了解释。我完全不问政治纷争﹐只是更加努力的工作﹐更加诚恳的待人。但是1999年却风云突变﹐和平﹑理性﹑智慧的法轮功学员们被污蔑为非傻即疯的狂徒。我用和平的方式坚持正信﹐把真象告知受欺骗的世人与被中共利用镇压善良百姓的政府﹐遭受了惨重的迫害致残。我的哥哥来看我﹐为了让我避开中共的迫害﹐他给我讲了我嫂子一家的故事﹐于是我听到了一个更加惨烈的中共迫害人民的故事。
嫂子的家乡确实有一个恶霸﹐命令她的爷爷给恶霸干事。爷爷﹑奶奶都是正直的人﹐不肯助纣为虐﹐在恶霸以人命相要挟下﹐万般无奈﹐爷爷出走当了八路。到解放军占领她的家乡时﹐爷爷已经是中共军队中的大官。但是进到他们村里的共产党干部俨然是个流氓﹐不但没有惩罚真正的恶霸﹐还和恶霸的小老婆私混在一处。于是定成分时恶霸的小老婆趁机报复她家﹐把她家定为富农。爷爷由于成分不好不能再做共产党的官﹐要被下放﹐于是他主动提出回家务农。共产党刚一建国﹐这个为共产党打过天下的人家就开始遭受迫害。
爷爷共有三个儿子﹐嫂子的伯父很早以前到一个福建的亲戚家读书﹐亲戚是国民党官﹐后来他随他们去了台湾。伯父聪颖过人﹐用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德国的医学博士课程﹐被台湾报纸传为佳话。后来在海外从医。文革中她的伯父当然就被说成是外国特务﹐多少年不能和家里通信﹐唯一一次回乡探亲﹐和她的父亲见面后总感觉隔墙有耳﹐竟然找不到说话的地方。
中国建国时嫂子的叔父还年幼。面对艰苦的生活他只能写日记来排解﹐把日记本藏在家里的黄豆缸里。文革中﹐那些共产党的干部更是频繁光顾他家﹐东瞅西看想要找茬﹐但从来也没发现那个日记本。一天﹐那人又来了﹐仍然什么也没发现﹐正要出门时突然停住﹐转身直奔那个黄豆缸而去﹐翻出了日记本。一看﹐在三年困难时期﹐这家勤劳的人为了活命曾经种过南瓜﹐但那些游手好闲的“贫农”就偷他家的南瓜﹐那时只有十几岁的叔叔无奈中写下了自己向党告白的心里话﹕“党也不能不让我活呀。”那个共产党的干部看到此话立刻说﹕“你敢说是党不让你活﹖”当时把她叔叔抓起来﹐示众枪毙。
中共最钟爱的文人鲁迅曾写过一篇《药》﹐揭露那时用革命党人杀头后的鲜血蘸过的馒头做为药卖。但是共产党作为药的东西更加残忍﹐叔叔刚被枪毙﹐就被当众开堂﹐挖出仍然活脱脱的心脏﹐作了共产党人的药引子。
文革后虽然很多人得到“平反”﹐但她叔叔仍然不能“平反”﹐原因是他“就是说了反党的话”。幸好嫂子爷爷当年的勤务员已经当上了副省长﹐通过这个关系亲自批条子下来﹐才使这个因少年时说过的一句话而死于非命的人得到“平反”。但这时﹐嫂子的婶婶早已带着叔叔的孩子们改嫁换姓了。逝去的生命与破碎的家庭都不会再复原。
嫂子的父亲在当地属于文化程度很高的﹐自然就被充当了当地的“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牛棚里度过的。好在她的母亲是贫农成分﹐没有马上受牵连﹐就把嫂子的哥哥送到姥姥家﹐把嫂子送到奶奶家﹐自己躲进山沟里去教书。
一次﹐负责看管她父亲的工人造反派们决定当天晚上把他在批斗会上当众活活打死。幸好那里有一个人是嫂子母亲的学生﹐通知了她。她赶集召集村里的父老乡亲﹐赶到批斗会现场。当时虽然“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农民们说﹐这个人不归你们批斗了﹐以后由我们来批斗﹐工人们没有办法﹐只好把嫂子的父亲交给了他们﹐才免于一死。
嫂子的姥姥家在贫困的农村﹐吃的东西很少。入秋后有白薯吃了﹐她的哥哥少不知事﹐把白薯皮剥掉﹐吃起了香甜的白薯。细心的姥姥就把白薯皮收起来凉干。第二年的粮食还没下来﹐家里已经没的吃了。哥哥说﹕“姥姥我饿。”于是姥姥就拿出白薯皮给他吃。于是小男孩只能用从小麻雀口中剩下的布满小洞的白薯皮充饥。
嫂子很小时就由奶奶扶养﹐长到两三岁时﹐突然看到奶奶家来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还要抱她﹐她吓得直往奶奶背后躲。奶奶说﹕“怎么啦﹖你平时不是总喊着要妈妈吗﹖今天妈妈来了呀﹖”嫂子自幼就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实实在在的说﹕“妈妈﹐我不认识你了。”母亲辛酸的眼泪夺眶而出。
文革结束后﹐嫂子一家人全都辗转投奔了她的伯父。当她得知我在中国时曾经遭受的迫害时说﹕“国内一点也没有改变。”
这便是共产党带给人们的“幸福生活”。这个邪恶的组织用撒旦才能具备的自私﹑残暴﹑阴险﹑妒忌﹑流氓﹑虚伪和欺骗﹐用暴力无休止的毁灭了多少人的幸福﹐残害了多少生灵﹐拆散了多少家庭﹐给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带来了几十年的厄运。
因为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是最优秀的学生﹐所以少先队﹑共青团和共产党我都被要求第一批加入﹐并一直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虽然我已经在2000年就向共产党组织宣布了退党﹐并从档案中消去了一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记录﹐但今天还是想用此文郑重声明﹕
我当初加入一系列中共的组织纯属中共对我进行邪恶的洗脑灌输和胁迫利诱的结果﹐其实我心中从来就不曾相信过共产主义这个连共产党自己的高官都不相信的痴人说梦的幻想。尽管始终在无神论的教育下﹐我却一直敬畏大自然的力量﹐相信神佛的存在﹐炼法轮功之前﹐我就相信神佛不会象共产党的干部那样收贿赂走后门﹐不会看人是否往功德箱里扔钱﹐而是在宏观上保护一切善良的人﹐惩罚一切行恶的人。曾经加入过这个庞大的邪教体系是我人生最大的污点。我要用此文来洗刷这个污点﹐宣布入队﹑入团﹑入党申请书一律作废﹐并与邪党以及它下属的一切组织形式彻底决裂﹗
愿共产党邪灵早日覆灭﹗愿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早日摆脱它的阴影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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