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多少年来，中国的民主运动，总是把时间耗费在一个又一个幼稚的幻想中，然后又在一个又一个幻想的破灭中不断挫折。这种幻想，就是不断地寄望于中共及其一个又一个的领导人。邓小平上来，就寄望于邓小平。江泽民上来，又寄望于江泽民。胡锦涛上来，寄望于胡锦涛。寄望于中共主动进行政治改革，开放自由民主，走渐进改良道路。中共领导人稍有开明行为，立刻就是新的“政治春天”，“小阳春”。其实，中共的本质决定他们不大可能走渐进改良的道路。我在七九年以后，一直向朋友们强调这一点。在与朋友们谈话，信件和在民办刊物发表的文章中，就曾经一再论述这个问题。我还把中共与苏共对比，指出苏共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远远大于中共，中共几乎不可能走改良道路。苏共走改良道路的可能性这一点，为后来戈巴契夫新思维所证实。这些谈话，信件，文章，后来成为检察院起诉的所谓“罪证”。但可惜，上面的幻想，在中国和中国民主运动中，仍然占了多少年的统治地位！
我这里讲的幻想，仅仅指那些理性的幻想，也就是指那些寄望于中共走改良道路的幻想。因为有理性的人都知道，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须得到统治者的同意和支援，走改良道路的决定权在统治者。这种理性幻想不包括那些狂妄到把自己等同于中国的统治者，宣称决定走改良道路，像神经错乱而狂妄的“告别革命”派之类的，寄望于自己改良的非理性症疯想。从八十年代后期起，这些狂妄地把自己当作中国统治者，宣称决定走改良道路的人，几乎到处都是。几乎成为一个时代性的神经错乱症。
中共之所以在政治上几乎不可能走改良道路，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看不到未来将走向自由民主。即使李鹏那样的保守派，都知道未来中国会实行民主。就现在的领导人胡锦涛，温家宝说来，他们内心里未尝不想实现民主，建功立业，但是，共产党的制度，共产党的传统，内部的保守力量和陈规陋习，都不允许他们大刀阔斧进行改革。而中共的传统，素质，文化程度，文明程度，都远不如苏共，在专政道路上，比苏共走的遥远得多。戈巴契夫可以在阻力较小的情况下，提倡新思维，开放党禁报禁。但中国，在老百姓要求远远超过苏联的情况下，仍然不肯像一百年前慈禧太后已经实行的那样，开放党禁报禁，把言论结社的自由还给人民。
当然，中国并非没有走改良道路的机会，其中最好的一个机会，就是1979年改革开放准备前期。可惜，邓小平完全是一个专制主义者，轻易地扼杀了这个机会。79年3月，听到他讲四个坚持的消息时，我正在浙江，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杭州朋友说，这下子完了，这个讲话将改良道路扼杀了。
有的朋友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促成政治改革，正像胡平先生论证的，情况恰恰相反！中国的经济改革既然成为官僚对国家和人民的掠夺，它越深入，对政治改革造成的阻力就越大。1979年时，进行政治改革，主要阻力是认识和传统习惯问题。没有像现在这样尖锐的利益冲突。不像现在这样，那些既得利益的贪官，必然要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身家性命，拼命反对改革。
也有的朋友一再拿台湾道路，和匈牙利，蒙古道路作例子，认为大陆也能走这种道路。这些朋友完全没有分析走这种道路必须具备的条件。我过去的文章如《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和未来的发展战略》中，早已经分析和驳斥过这种幻想。并且指出，台湾道路对台湾，也许不失一种较好选择，但对大陆，却是民族精神的自杀，将是黑金政治，贪污腐败的空前盛行，远远超过台湾；并且，大陆人民付出了相当于革命的代价，却连最差的改良成果也难以得到，这对大陆人民，也太不公平。
我在前一篇文章《突发事件和人民起义》中指出，当代世界走渐进改良道路和暴力革命道路的，只是特例，并且是处在强大压力下的小国，其他国家，尤其是独立大国，走的是突发的庆典式革命道路。匈牙利走的渐进改良道路，是因为匈牙利曾经经过1956年匈牙利事件，处在国内人民仇视苏联和苏联强大压力的夹缝中，匈共不得不选择的道路，并且得到戈巴契夫的支持和鼓励。蒙古是因为处在苏联阵营中，是不受注意的小国，大家变了，它也跟着变。另一个对苏联阵营独立性较强的罗马尼亚，走的是带有暴力性质的革命道路。但是。独立性较大的国家，苏联，印尼，还有较小的菲律宾，较不独立的东欧多数国家，走的都是庆典式革命道路。
以台湾道路为例，它与大陆有非常大的差别：
一、 就国民党和共产党对比说来：
1、国民党尽管实行专制，有军政，训政，但它的目标，始终是宪政民主。不像共产党，目标是无产阶级专政。
2、国民党始终保留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已经实行的言论，集会，结社等基本自由，包括开放党禁报禁，也没有完全取消。国民党是有基本自由的一般专制，接近开明专制。而共产党却是实行取消上述基本自由的法西斯专制。
二、国民党前面面对大陆的强大压力，后面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迫使它不得不改。通过改革，凝聚人心，增强实力，抵抗大陆，也对美国有个交待，因为它不能失去美国的支持。这种生死存亡的外部强大压力，大陆却是根本没有的。如果国民党没有这种压力，尽管它与共产党有性质不同，但是否会走渐进改良的道路，仍然令人怀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没有生死存亡外部压力的独立大国，其专制统治者，能够主动走改良道路并且走通，实现民主的例子。这里不是认识的问题，而是切身利益促使他们抵制改革。
中国是一个大国，也不可能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道路。在中共顽固拒绝政治改革，并且利用几百万军队进行血腥统治的情况下，中国人民除了准备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全民反抗及和平的人民起义，并且争取这种情况下，军队中立或者倒戈的支持，几乎没有其他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丢掉幻想，使自己和人民都勇敢地作好准备，准备促进及面对突发事件和人民起义。
为了迎接这种巨变，建议有志于民主事业的人们，做好以下工作：
1、 宣传和传布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共产党，批判他们专制和违反人性的本质，传布人本、人道和自由民主的理念。
2、 向人民讲清在中共拒绝改革的条件下，通过突发事件，全民反抗和庆典式革命实现民主的道路，及一系列相关策略。
3、 在中共顽固拒绝开放党禁报禁，无法产生真正有组织反对派，一产生有组织的反对派，中共立即以镇压抓捕和派进线人特务控制，双重结合，把反对派变成自己力量的条件下，一方面，进行公民维权等中共难以借口镇压的较大规模的温和的体制内反抗；另一方面，大量组织三五个人，五六个人的读书组，研究组，沙龙等等当局难以破坏的办法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
4、 一般情况下，这种分散的组织，不要轻易过分扩大和联络，尤其不要轻易和已经成为沦陷区的民运小圈子联络，一般不要与你不熟悉的人联系，不管这个人名气多大，以免联系到中共那里去，招致镇压，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5、 努力摆脱“告别革命”等伪改良主义的影响，并且反对以激进面目出现的冒险主义和恐怖主义。
6、 对那些在困难时期特别胆怯，拼命表现温和合作，大力鼓吹“告别革命”的人，尤其是那些沦为中共线人的人，要特别提高警惕，警惕他们到那时以极端激进的面目出现，推动非理性的无序暴乱。凡是困难时期胆怯的人，到顺利时期，为了掩盖过去的劣迹，继续留在政治舞台上，或者进一步抢夺运动成果，一定会比别人激进。历史上的经验，我几十年政治生涯的经验，几乎无一例外。除非这些人这些人决定退出政治舞台，否则，他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规律，不会改变。
中国的民主事业走到今天，就民主的民间基础说来，几乎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国家实现民主前的水平。三百多年前进行革命的英国，二百多年前进行革命、实现独立的美国，它们当时的经济和生产力，不比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先进；它们老百姓的民主觉悟，不比辛亥革命时的中国高，与目前中国老百姓的觉悟相比，更是望尘莫及。就是九十年代实现民主的苏联，东欧，印尼，菲律宾，也不如中国的水平。中国的问题，仅仅在于中共，仅仅在于中共利用几百万武装力量实行血腥专制统治。那种把责任归咎于中国老百姓，归咎于经济和生产力，归咎于中国文化（黄色文明之类）的无稽之谈，认为中国仍然只是启蒙问题，并因此哀叹“民主离中国有多远!”认为中国实现民主还是很遥远的论调，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都是为中共开脱罪责。中国已经进入准备行动为主的时代，而不再是启蒙为主的时代。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促使全国老百姓做好行动准备。一旦全国人民都做好准备，并下决心采取行动，相约实行全民反抗，相约开始全民起事的时候，中国走向民主的盛大庆典，就到来了！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挡这种全民力量，中国的前途是光明的。
2004-8-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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