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一个外国记者眼里的近代中国
【大纪元12月17日讯】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里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当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一度叫做“莫里循大街”。1894年，年轻的莫理循就来到中国长途旅行，沿着长江，一直深入到西南边陲。1897年他成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进入中华民国后，他应袁世凯之聘出任总统顾问。他在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感情，足迹远到西北和西南，他的镜头留下那一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面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这一时期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之剧烈，甚至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莫理循有职业记者的敏锐，也有相当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感，他似乎知道自己所目睹、所经历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无论他留下的照片，还是他保存下来的请柬、便笺、股票、银票、名片、入场券等等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是重要的证物。
百年后的今天，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三大本图片集向我们打开了一个世界，那是一个活的近代中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与挣扎，看到上层达官贵人的奢侈和傲慢，看到世纪之交的那场动荡——使馆区被义和团围困时的真实状况，看到八国联军铁蹄踏进北京时的场面，看到慈禧太后重返北京和她出殡的那些镜头……这些照片所呈现的细节，往往能让人感叹不已。我看到他拍下的西北民众的那些肖像，男女老小，特别感到震撼。1902年1月，惊魂已定的慈禧太后带着她挟持的光绪帝从西安回到北京，在大批士兵马队护送下，乘着马车、轿子一路风尘颠簸而来，远处冰面上是三三两两跪着的顺民，总觉得弥漫着一股凄凉之意。相比之下，八国联军的军容、枪械和刺刀，他们的飞扬跋扈，踏入异国之都如入无人之境的狂态，都足以让一个古老民族在感受到屈辱的同时，重新思考未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问题。
莫理循目击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立宪政、兴学堂、发股票、办铁路、练新军……1907年，远在新疆也成立了具有近代议会性质的咨议局，图片集中有一幅“新疆咨议局”门口的照片，虽然房子是那么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在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1909年11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军士兵已剪去了辫子。然而变革来得太晚了，任何良药也救不了一个垂危的病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不可回避的。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介入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并为袁世凯登上历史的大舞台立下了汗马功劳。袁世凯最终以民国总统而称帝，回到王朝的老路，这是莫理循这个“高等政治顾问”所意料不到的，也是他不能同意的。
从1913年到1915年，蔡锷曾和莫理循有过来往，莫理循档中保存有蔡锷写给他的便笺、请柬。目睹英年早凋的蔡锷英气勃勃的亲笔手迹，我想起的是莫理循和袁世凯的那一番对话：1916年2月7日，其时蔡锷在西南举起护国反袁的旗帜已有一个多月，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袁对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极为自负，他不仅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他向莫理循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蔡锷会统治中国吗？”莫理循对此未予理睬。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至死都不能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是“为国民争人格”。
莫理循保存了1913年10月10日出席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的“庆祝券”、“国庆观礼券” ，还有1916年元旦邀请他出席“朝贺典礼”的请柬、礼节单，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不过请柬没有将时间称为“洪宪元年”，而是照旧叫“[民国]五年”，不知是不是失误？总之，看上去是那样的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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