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1日讯】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直言“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之后，《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次公众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公众信任率都在10%以下。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很简单，经济学家往往成了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调查还显示，公众普遍担忧和失望的不仅局限于经济学家，也包括其他领域的专家学者。这个时候，提出“知识份子都到哪里去了”这个问题尤其令人深思。
正好有一本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份子都到哪里去了》中译本出版，在一个物质主义压倒一切的社会里，弗兰克•富里迪发出这样的疑问并不让人意外。物质主义必然带来庸人主义、工具主义的盛行，在这个文化不断媚俗和普遍“弱智化”的时代里，真正的知识份子当然会越来越少，用中国式的新词汇来说，取而代之的将是形形色色的“知道分子”。
生活在英国弗兰克•富里迪写下这本小册子的目的之一是要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他首先给庸人[Philistine]下了个定义：“一个欠缺人文文化的人；一个只对物质和日常事务感兴趣的人。”在庸人主义泛滥，成为社会主流价值之后，传统的启蒙精神、理性主义的退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时代，继续以追求知识和真理为己任，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份子似乎是那么的不合时宜。是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知识了吗？
回答是否定的，各种知识贩子、知识机构正以无孔不入的姿态，向人们兜售各种各样的知识，然而所有知识都已变成实用的工具，变得越来越琐碎，一句话，知识正沦为物质的奴隶。一个高度繁荣的商业世界，层出不穷的消费刺激着人类脆弱的感官和神经，人们很难抵挡住广告、商品、本能的诱惑，在不知不觉间就投降了，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哪怕在罗素的故乡，在启蒙运动的策源地，也很少有人们还记得《精神独立宣言》、记得《我控诉》。知识份子的贬值和知识演变的趋势让弗兰克•富里迪深感伤心，他不能容忍庸人主义主宰这个世界，他不能接受一个轻飘飘和苏小小认乡亲的生活方式，他要以笔为枪，和眼前这个无形之幕战斗，以古希腊以来多少世代知识份子参与建构的理性价值，以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他试图重新为知识份子找到当下的角色坐标。
到底什么是知识份子？他有自己的看法，他不同意那种将知识份子和职业联系起来的说法，他认为在知识份子和脑力劳动者之间不能划等号，随着教育的普及，脑力劳动者随处都是，但他们并一定都是知识份子。“定义知识份子的，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在他看来，要成为知识份子与谋生的方式无关。他认同艾尔曼、科塞等人提出的观点，知识份子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他想到了爱因斯坦，当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专业之外，就世界事务、社会共同事务公开表达他的看法时，一个知识份子的爱因斯坦就诞生了。换言之，知识份子首先不是某个专业的专家，而是社会的良心，批评者，思想者。只有这样的知识份子才配拥有这一称号。
弗兰克•富里迪的《知识份子都到哪里去了》原本不是为汉语读者而写的，但它提出的问题对我们同样会有启发。在缺乏宗教传统的中国，知识份子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在专制向自由转型的过程中，知识份子的选择尤为关键。无论如何，人类尤其是以知识份子自命的人们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独立思想，放弃痛苦的精神求索，放弃批评的责任，成为物质利益的俘虏。在社会变化的进程中，单有这个领域、那个领域的专家是不够，应该还有知识份子在场，他们说出真话，发出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而不是缺席、失踪。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