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
读阮毅成先生《八十忆述》,他在小学时代留下的一篇作文吸引了我。他生于1905年,幼时在江苏兴化上过私塾,1917年随伯父、当时有名的律师阮性存到杭州,考入杭县县...
今天中国被特权阶级的豪车堵满道路,“老路”、“邪路”都堵死了,无路可走,中国成为一个“堵国”。寻找疏堵之路,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
1914年1月6日,夏瑞芳与合资方金港堂经过反复谈判,终于签约收回股权,商务成为完全中资的企业。
哈维尔提供了一种范例:一个没有从政阅历的知识分子可以把良心和道德带入政治之中。中国的现实远比当年的捷克复杂艰难,我们有深厚肥沃的专制土壤,我们需要寻求一条从良心出发、告别恐惧的新路。
扼杀一切温和渐进的改革要求,只会将人民逼上梁山。统治者应该明白,决定时代走向的最终还是人心向背,不是警察和军队。
两年前,我在广东佛山的一条小巷中穿行,无意中看到了简氏兄弟的别墅,可惜铁门紧闭,未能进去,透过门缝可以看到深巷之中的这个简朴别墅,空空的小院中满地都是落叶。简氏兄弟,中国企业史上曾经的商战英雄,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企业一样都渐被人淡忘。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一百年前,那些掌握着中国权力资源、经济资源,支配着中国国家命脉的人,如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协理大臣那铜等人整天忙于一件事,就是赶生日。这些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到别人家送礼吃饭,就是自己家请客吃饭,为什么要请客吃饭?因为几乎每一天都有这样的寿辰,有权的人一般都有很多老婆,生了很多孩子,有那么多的孩子和那么多老婆,那么多的姻亲裙带关系,生日还断的了吗?几乎天天都...
在林昭身后的中国,极权已在弱化之中,但我们面对的现实依然是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官民矛盾不断激化,腐败现象渗透这个国度的每个权力细胞,另一方面民权意识正在觉醒,从层出不穷的维权个案、群体事件到方兴未艾的公民参选区(县)级人大代表等自发行动,都在证明民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今天发生的这一切也将进入世界民权运动史,林昭在天上静静地看着我...
在一个媒体缺乏真正的批评自由、动不动就要挨招呼、挨点名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可在媒体上看到一些批评性报导和言论,就是因为这块土地实在是满了罪恶,每一天,在各个角落里都有恶劣的事情在发生,太不缺这样的新闻了,即便在遮蔽、禁止了大量这样的新闻之后,还会有很多没有被禁止或来不及禁止的新闻漏出来,可谓天网恢恢、疏而有漏。
现在在中国发生的各种政治事件,无疑是历史上最重要和最不确定的。当然,不在场的人就没有兴趣。而对于我们这些一天天关注这场和平革命的人来说,简直太让人激动了。同时,也让人疲倦,因为看到他们是如何拖延而使人无法预料结局。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在北京菜市口齐刷刷地砍下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头颅,血花四溅,老迈帝国在一片肃杀之气中,徐徐落下19世纪阴沉的帷幕。
“他们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天然的只能‘孤陋寡闻’,也只好‘因陋就简’,可是一个不幸的机会来得太快,就要他们统治全国,就逼着他们参与世界问题的解决,于是乎他们不能不‘一边倒’……更不能不以屠杀为统治全国的最高政策,凡此种种,其病根何一非从一个‘陋’字出发?……”
“今老矣,不忍见无辜人民肝脑涂地,若长此迁延又无以对朝廷。君等皆青年,对于国家抱急进热诚,我受清廷厚恩,不能附和。今以舰队付君等,附南附北皆非所问,但求还我残躯以了余生。”
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当艾未未等敢说真话的人们失去自由的时候,正是春天花开的日子。年复一年,春天的到来如此不可抗拒,花开花落,没有任何人间的权势可以阻挡。
天下未乱蜀先乱。
纯洁的人们的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伶界商团参加攻打制造局,那天都是全武行,奉命出发时来不及卸妆,除了潘月樵、夏月珊、夏月润这几位伶界商团的领头人,前辈武生张来顺,武丑马飞珠,铜锤丘治云、薛寿龄、夏月华,潘月樵的儿子小黎青、小六子和他的兄弟潘少棠等都参与了战斗,他们都表现得很勇敢。
“因为社会不是急遽改革得了的,而施强迫的手段,每每弄到弥漫了愁怨或恐怖的空气,纵然能由强迫得着预期的结果,也未必就如预期那样圆满或迅疾,可使一般人深深印了愁怨或恐怖的刺激,而一切引起这种情绪引起的行为成了积习,更是人类一种痼疾!”
邵飘萍不幸生在一个动荡的乱世,军阀混战,政局诡谲,有枪便是王,新生的共和国徒有国会、总统、宪法,却不能保障真正的民主,在枪杆子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自从辛亥革命那年开始新闻生涯,15年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遇险,下狱、流亡、封报、流言的诽谤、权势的恫吓……这一切他都曾一一饱尝。
提起陈寅恪,或许人们会想起他那句洪钟落地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想起他的学究天人及“教授之教授”的称誉,不太有人会进一步留意他和他所处的时代到底是什么关系,也不太有人把目光投向他和他的同时代人。
通过暴力革命造成的统治合法性随着岁月递减,最后必将归于无有,依靠经济增长来打造新的统治合法性,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保障。
民主的政治与主义政治不但是截然两事,并且在精神上是根本冲突的。民主政治是人民为主,主义政治是以主义为主,无论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根据上文一番心理的讨论,可知此种政治所耗费的力量,大部分是在主义的宣传拥护与不许人侵犯上,而不在主义的实行上,特别是如果同时还有别的主义存在而和他争衡。
昔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的同事们,纷纷否定自己的思想,往自身上泼污水,甚至虔诚地接受思想改造之际,真正是斯文扫地,学统沦丧之时,日本人的铁蹄都未能摧毁的道统就此坍塌了。这是历史最深的不幸。1949年后,他们中很少有人再写出什么像样的著作。
身为“五四”一代作家,郁达夫的一生与他生存的时代一再构成冲突,北洋军阀、国民党政权、日本侵略者,都是他批评的对象。即使是他在作品中反复言说的那种苦闷、感伤和病态,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社会批判的一种特殊方式。
教育的目的与党的目的完全不同。大概说来,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
《纽约时报》社论称,“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
掌握大部分社会资源的强势集团希望不变,使他们世世代代永葆荣华不变,但是他们内心也清楚,他们可以暂时操控权力、支配资源,甚至遮蔽真相,但是他们决定不了历史,历史将按它自身的逻辑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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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5月2日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中共越来越多地禁止人们离开中国,包括外国高管。限制出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加强对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众多工具之一,限制外国人出境成了中共人质外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