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相同的起点,殊途而同归

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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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1年06月10日讯】晚清中国从改良运动到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最重要的四个历史人物,毫无疑问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和孙中山,1895年是一个分界线,这一年泱泱大国被一个东方的蕞尔小国击败,签定了屈辱的《马关条约》,良心尚存的中国人无不痛心疾首,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改变民族的处境。我们都知道,四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道路,从这一年开始,张謇(季直)回家乡南通办实业,埋头苦干、实干,在本土走出了一条通往现代的大道;孙中山在遥远的异乡组建了革命团体“兴中会”,走上推翻满清、创立共和的革命之路;康有为、梁启超师生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则直接推动了三年后的百日维新,在维新失败、流亡海外的岁月里,他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路线,特别是梁启超通过办《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继续影响着晚清中国。其实,在1895年之前,四个人的思想并无多少差异,即使孙中山也曾主张走改良道路,他给李鸿章的上书就是最好的证明。可以说,改良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1894年,青年西医孙中山放下手头的医务,到翠亨村家中闭门多日,写下了洋洋8千言的“上李鸿章书”,提出对国事的建言。1893年出生的历史学家左舜生说:“在清末一切谈改革谈洋务的文字中,就我涉猎所及,以孙先生这封上李书第一。”当中最有名的就是“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四条。实际上这是当时改良派的基本共识,并不是孙中山的原创,比他年长的思想家、买办郑观应早在《盛世危言》的序言里就说过:

“……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货畅其流’。”

孙中山只是增加了一条“物尽其用”。他平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要请他的朋友批评、斟酌,这篇他走向革命前最重要的文章,就曾经向陈少白、郑观应、王韬等人请教乃至代为斟酌过,郑是他的广东香山同乡,他北上天津,路经上海,拜访了郑,还有思想相通的王韬,两位有声望的老人给这封上书作过修改是可以肯定的,这几条是不是郑加上去的,我们则无法知道了。王韬还亲笔写信介绍他去见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希望引见。然而时间不巧,正好是甲午之战前夕,李鸿章没有时间接见一个微不足道、从广东来的年轻人,乃至有没有看到过这封8千言书,也是一个疑问。孙中山失望之下,在改良的路上掉头而去。

张季直是东南实力派领袖,1894年中状元,以汉人而对清室怀有感情,辛亥前的将近10年间,他一心推动君主立宪,是晚清立宪运动的灵魂人物,和孙中山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然而,清廷一而再地错失良机,到最后,革命风暴起来时,他断然选择了共和。他从立宪转向共和并不突兀。1910年,他接待来访的美国工商代表团,不会英语的他就立宪等问题,通过翻译请教美国人,其中一个美国人发现——“商人与官吏之间存在对立情绪,我清楚地察觉他们之间的裂痕业已扩大。”并在日记中留下了这个记录。1911年5月,他曾到过一次北京,受到摄政王的亲自接见,北上途中,随行的江苏咨议局议员雷奋对他说,清廷断无不倒之理,爱好和平的各省咨议局议员,如果大家不肯出头,局势将不可收拾,恳切地忠告他:“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与国家比较,则国家重于皇帝。”当时也在场的刘厚生证实,他以十分欣悦的态度完全接受了这个建议。

1895年之前,他们都站在改良的起点上,从改良到革命,从立宪到共和,这是历史的逻辑。当年,29岁的孙中山拖着辫子来到天津,一年后亡命异国,他就剪掉了臣民象征的辫子。相隔十几年后,59岁的张季直也在上海剪下辫子,可谓殊途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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