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被塑造成了活脱脱的行尸走肉？
【大纪元2月14日讯】大约是1968年的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妈突然跌倒在地，口吐白沫、全身抽动、两眼发直。我爸惊呆了：“坏了，你妈得了羊羔疯病！”我爸神情紧张极了。我那当舞蹈演员的大姐当时只有15岁，可她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一下就把我妈从地上抱到了床上。我当时试图握住我妈的手，籍此希望她能清醒过来，可一点用都没有。 看来经历了几个月的心灵折磨和痛苦挣扎后，我可怜的妈，终于精神崩溃了……。
自舅舅从遥远的辽宁发来电报说姥爷由于连续接受上级派驻他们食品公司“文革工作组”的审讯，同时得经常被拉出去批斗已经是积郁成疾，寿数有限。老人希望返还山西老家，以免横尸他乡。自打接着电报，我妈便象变了个人似的。她开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去乡下收拾出了一间小房，为姥爷谢世前找个落脚处。可两个多月过去了也不见姥爷回来，她天天念叨：“你姥爷是不是已经给斗死了，他是不是给枪毙了？”我问爸爸：“姥爷犯了什么罪？”“他没罪，可能轮到他遭殃了。”
批斗就是被党指定的“专政对象”被年轻的造反派们五花大绑，押到广场的高台上，接受群众批判、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批斗大会通常是“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或主席做开场白，之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先进积极分子发言揭批象我姥爷这类的所谓“反革命分子”，这中间会有一男一女时不时地带领群情激愤的听众高呼革命口号，例如“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 某某某！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妈由多虑变得神神道道，最终导致了这么个吓人的毛病。要知道当时我们姐妹六个中最小的妹妹还不满1岁。可想我爸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该是多么沉重。为了了结我妈的心思，我爸终于鼓足勇气向单位借了钱，拖着我们六姐妹和我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列车上我们总是相互挤在一起，换车时我们手拉着手，生怕把谁给丢了。经过两天两夜的流离颠沛，我们终于到达了沈阳车站。那里的冬天好冷，北风呼呼，我们的手脚当下就冻得失去了知觉。爸爸怀抱着最小的妹妹走在最前面，我们都在后面追着跑着。夜色里爸爸叫了一辆三轮车，让我妈和三个小妹妹挤在上面，我们几个大的则跟着我们的爸在后面跟着车跑，为了鼓励我们坚持跑到姥爷家，我爸边跑边喊：“1234，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1234！…….”多少天来我们第一次看到爸爸沉重脸上露出笑容，我高兴极了。到了姥爷家院门口，骑三轮车的中年男人说：“到了，老人家，你可真有福气，生了这么多漂亮闺女！”我爸说：“哪里，哪里，快养不活了。”我爸多给了中年人两毛钱，他激动的说：“老师傅你真好。”其实我爸当时才40多岁，可能是他花白的头发和过度的操劳让人感觉他很苍老。我记得当时的两毛钱很值钱，我爸月工资也就是63元而已。
一进姥爷家门，只见姥爷躺在床上，头上戴着一顶白帽子。我妈急忙走到床边轻声道：“爹!” 杀那时，父女俩已是泪如泉涌，那情景，与其说是久别重逢的喜悦，到不如说成是生离死别的绝唱。姥爷由于长期挨批斗、受体罚，加之一次次受审后造成的心理恐惧，使得他整个人都脱相了，他真像我后来从文化课中知道的木乃伊的样子，我想这干巴老头能反了共产党的“闹革命”，那说明共产党也太草包虚大汉了。我们的后姥姥说她睡觉带帽子是因为白天挨批斗时那些年轻人一会儿让他“低头认罪”一会儿让他“羊头示众”那些年轻人懒得弯腰架他的胳膊，后来就索性拽他的头发，这样姥爷就被人揪住头发一会儿仰头给人看，一会儿又把头压下去，那疼痛是可想而知的。此后，我姥爷晚上睡觉便戴顶帽子，他说这样感觉安全一点儿。原来他每天晚上都在恐怖中颤抖的等待着第二天那些满脸阶级斗争面孔的年轻人在他身上进行的恐怖试验。我妈含泪问我姥爷何时能回乡下，老人家说：“不知道，也许他们折磨人的招数都使用完了，他们就能够饶了我，也许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不过你不要担心，人嘛，总有……。”
六天过去了，我们该离开姥爷了，我觉得他真的快不行了。因为他的眼神总是处于惊恐绝望呆板中，干瘦的身子肯定再也经受不起折磨了。惨淡的灯光下，姥爷靠坐着床上的被子，好似很平静。除了孩子们之外，大人们都没有吃那顿临别晚饭。好像心理压着个大石头，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舅舅叫的三轮车终于来了，我知道，这对我妈来讲就是生离死别。她仅仅说了声：“爹，我们走了。”之后全家人就急忙上了车，夜色里，妈对后姥姥叮咛道：“照顾好爹。” 说完就呜呜放声大哭了起来，她那撕肝裂肺的哭声悲惨极了，我们姐妹们也都跟着哭了。我们已经记不得我们的妈已经多少次用泪水洗净了前次的泪痕。我们离姥爷家越来越远，直到姥姥和舅舅消失在夜幕中。
蹬三轮车的人可能是附近的，他好像知道我妈的凄惨故事似的，便低声开导我们的妈说：“唉，想开点，我们沈阳好人挨整肃的多去了，这大街小巷的，哪个胡同没有像你家老爷子那样不挨整的，堂堂国家主席不也被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了吗？大娘想开点，这日子不会长久，不会长久的。”
昏暗的火车车厢里，我们轮番听着广播里动人的情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
回到山西老家不几日，我舅舅就发来了姥爷去世的电报。奇怪的是，此时的我妈已经没有了眼泪，相反她却如释重担似的说：“唉，他再也不用活受罪了，幸许死对他是福。”
……
文革中，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被笼罩在共产党投下的恐惧阴影里，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深信不疑：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我们把一切不幸都归罪于党组织所划分的阶级敌人身上。而且，党中央号召我们“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搞清楚是谁把我的姥爷划分成了“阶级敌人、反革命”。我们无形之中把党和罪恶分开了，也许是因为我们从幼儿园起就在接受着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我们容不得，由不得、也不敢，自己反问自己：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六四和今天的镇压法轮功政治运动是针对谁发动起来的，是谁发动的这场血腥镇压？共产党这个人民大救星带给它的百姓是美好的幸福还是无穷的灾难？
我常问自己，为什么我们国家一面嚷嚷着和世界接轨，可同时又顽固地坚持共产专制统治，自树民主、法制、信仰、自由为其政权的威胁。殊不知，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无一不是把民主自由和法制作为立国之本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刚刚结束了十年文革浩劫，时隔不久又发动了对64学生民主运动的血腥镇压和迫害法轮功的全民政治运动。这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盛产腐败贪官，盛产假酒、假烟、假奶粉、假粉丝、假药、假话，假爱情……。
今天，生活在民主发达的西方社会华人同胞，是否敢质疑我们自己，我们为什么不悼念64死难的无辜学生，我们为什么不敢悼念为64学生说句公道话，而失去人身自由的赵紫阳先生？为什么不敢走近法轮功，听听他们的真相。仅仅是因为跟着党中央，抱着这个大粗腿心理踏实，因此甘心情愿地任它欺骗，管它是非对错？还是抱着侥幸心理：政府这次镇压法轮功肯定是对的……？如果是为了明哲保身，对共产暴政的镇压无辜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甚至对暴君献媚表忠心，那我们是有可能逃脱挨批斗、坐冤狱、遭虐杀。正如此，我们也就此被共产党成功地塑造成了俯首听命的哈巴狗，活脱脱的行尸走肉，兽的同类。可耻可悲啊，中国人。@(http://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