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3月1日讯】(自由时报记者钟丽华╱专题报导)生产过程中，要求产妇灌肠、剃毛、禁食，甚至会阴切开等，这些医疗介入有必要吗？妇女团体多年来呼吁政府正视生产过程过度医疗化的问题，终于获得正面回应。卫生署今年下半年将在五家医院试办“人性化生产”先驱计划，营造自然生产的环境，还给产妇尊严。
专攻“医疗社会学”的台大社会系副教授吴嘉苓强调，生产是自然的过程，但在西方产科观念主导下，却被视为病理现象。把产妇当成病人，到医院要穿上病人服，躺在病床上，任凭医师“宰割”，产妇的自主性与心理需求根本不被注意。在回归自然的潮流，以及反思医疗的误用与滥用下，人性化生产开始被讨论。
所谓人性化生产，是指让妇女有参与和自主权，且避免不必要的医疗措施。美国推动的人性化生产“十大黄金指标”，包括不建议剃毛、灌肠、禁食、降低会阴切开比例、待产妇女可以自由走动等。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 )建议会阴切开的比例在二成以下，但国内自然产的会阴切开比例却高达九成，比美国的三、四成高，即使和东方的日本相较也偏多，这与居高不下的剖腹产率一样，成为我国奇特的生产现象。
“台湾生得急！”台北护理学院护理助产研究所副教授郭素珍解释，并非所有产妇都需要切开会阴，但医师多半没有耐心等其自然裂开，直接切开比较方便。事实上，多给孕妇一点时间，让会阴有机会延展，就可以不用挨刀。
至于剃毛和灌肠，同样是为了方便医护人员。郭素珍说，灌肠是担心产妇因为生产过程用力，而解出大便，弄脏产台，而剃毛则是方便医师缝合会阴伤口。
此外，许多医师把产妇当成“剖腹产候选人”，因此禁食、禁水，但长达七、八小时的生产过程，不吃不喝，如何有体力生产？
不只如此，产妇一进医院就被吊点滴、绑上胎儿监测器，只能乖乖躺在病床上动弹不得，但待产过程适当的走动，反而更有帮助，也因为如此，产妇只能千篇一律在半坐卧式的产台生，完全排除其他生产姿势。尤有甚者，医师干脆在点滴中加催生药，以免晚上要从温暖的被窝中爬起来接生。
中华民国妇产科医学会名誉理事长李茂盛解释，妇产科医师虽然肯定人性化生产的观念，但是医学上为产妇做的常规处置，都有事实的必要。
以会阴切开来说，由于东方人骨盆与阴道直径小，如果不切开，会有严重的撕裂伤、同时有产后阴道松弛、尿失禁等问题，严重者造成婴儿缺氧。至于剃毛与灌肠，则是避免细菌感染；而绑上胎儿监视器，主要是为了掌握胎儿的动态，李茂盛强调，万一有医疗纠纷，“谁要负责？”
主持卫生署“人性化生产”计划的郭素珍坦承，国内的妇产科医师很难接受这样的观念，因此下半年在台北荣总、三总、台北市联合医院妇幼院区、林口长庚、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试办，最后只有近十位医师愿意参与。
不过，吴嘉苓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因为十几年来，我国剖腹产率超过三成二，恐是世界之最，生产过度医疗化是原因之一，然而政府始终没有积极作为，如今在医院试办人性化生产，“虽然来得很晚，也算动了起来”。
经验谈╱她跪着生产 由老公剪脐带
(记者钟丽华╱专访)三十出头的郭美芳，拥有硕士学历。一向勇于尝试新事物的她，去年7月在家生了头一胎。只是在助产士赶到前，小宝贝已迫不及待来到人间，美芳靠着先生的帮忙，宝宝顺利呱呱坠地。孩子的脐带，还是美芳的先生亲手剪断的！
“问过所有生过孩子的朋友，她们几乎不记得推进产房后，发生什么事？”但美芳认为，生产是重要的个人经验，抱着“只生这一次”的念头，她决定在家生产。当然过去不愉快的妇产科就医经验，也是美芳选择离开医院生产的原因之一。
美芳强调，“怀孕不是生病”，但一进医院，就被当作病人，产房就像病房。加上对医师的权威与专业，无法置喙，被推进产房，完全失去自主性，任凭处置。听闻朋友的生产经验，每一个都被打了催生针，过度的医疗介入，让美芳不以为然。于是她开始搜集资料、阅读书籍，着手写了自己的“生产计划”，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不过，令她灰心的是，国内资讯缺乏，连要找一个助产士都难上加难。一听说要在家生产，所有的亲朋好友都举双手反对，甚至年迈的婆婆也担心，她只提了一次，就不敢再说。产检的医师一开始也因风险太高，试图阻止，在美芳的努力说服下，最后还是介绍一位助产士帮助她。
生产的时刻来临了。原本美芳以为头一胎没这么快，还不急着联络助产士，没想到小宝贝却迫不及待出世。美芳以走动来减缓阵痛，靠着先生的陪伴与安慰，终于“跪着”生下宝宝。
美芳说：“生产可以靠自己的力量，不需要任何人帮忙。”当然，生产的姿势，也是选择自己最舒服的。
为了让宝宝适应新环境，出生后美芳没有立刻剪断脐带，反而连着脐带、抱着宝宝三十分钟之久，直到脐带血干了，才由先生一刀剪下。因为共同参与新生命的诞生，让美芳与先生、小宝贝三个人的生命紧紧相系。
令美芳遗憾的是，当初因手忙脚乱，没有按照生产计划书执行，来不及联络摄影师，没有记录下这一刻。
看问题╱人性化生产 助产士居要角
(记者钟丽华╱专题报导)在国外的人性化生产环境中，助产士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我国却在一九九二年取消医院助产士编制，加上健保给付压力，不少助产所倒闭关门，如何“复兴助产士”，让她们成为在医院生产的全程陪伴者，给予产妇心理支持，是推动人性化生产关键的一步。
不过，国人过度信赖医师、迷信文凭、强调医疗仪器与设备，俗称“产婆”的助产士几乎就要消失。即使辅英科技大学开办助产系、台北护理学院成立护理助产研究所，由于国内没有市场，同时医院取消编制，于是年轻学生毕业后，投入的仍是一般护理的领域，顶多当个助产护士，使得助产士面临严重断层。
事实上，在一九七○年以前，助产士仍担任台湾大部分接生工作。然而现在生产，几乎全由医师包办，助产士仅负担零点一％，一年接生约二千名新生儿。虽然目前有五万余人领有助产士证照，但真正开执业却不到一％。健保开办后，合约助产所也从三十一家，减少至目前的二十家左右。
中华民国助产学会理事邱明秀观察，许多国家的助产士发展，跌入谷底又爬起。以新西兰为例，在一九九○年助产士接生率几乎到零，但三年后上升三十五％，现已达七成。美国也由一九七五年的零点九％，上升到一成。而我国的助产士要回到工作岗位，仍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
长期研究助产士发展的台大社会系副教授吴嘉苓强调，“既然目前主流生产在医院内，那就从医院改革起”，让医院恢复助产士编制，并与医师联合执业。尤其许多医院反映招不到妇产科医师，助产士或可解决人力需求，担任第一线接生，若产妇有高危险妊娠、胎位不正、高龄产妇等情形，才由医师接生。
吴嘉苓指出，重用助产士对降低剖腹产率，对营造人性化生产环境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助产士了解产妇，协助产妇建立信心，增加自然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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